丁聪：画漫画有个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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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1916-2009），中国著名漫画家。1916年生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作品有《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

共产党对我特别好，都是朋友啊

记者：你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漂泊？

丁聪：我一直在漂泊，从上海中学毕业，谋生，搞学校，在晏母氏，光是香港，我前后去了三趟，从香港到重庆跑进去跑出来，昆明、桂林没有停过，后来打完仗，从昆明跑到上海，这下才到家，出出杂志什么。

记者：这时候也可以安定下来？

丁聪：安定不下来，忙得不得了，打内战了。抗战胜利，我说上海离开八年了，要回来。和他们结清，什么都不要了，穿着一套衣服，只要坐飞机回去就行了，从昆明回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八年不在，上海的工作没有了，毕业以后搞的《良友》这些都没有了。我去找华安，美国盟军打完仗，我是中国雇员，做完事合同取消。夏衍说不要跟他们搞，我就不搞了。后来美国有个头头到上海，要我去做本画报，我的本事在合作的半年时间里，他们也看出来了，我和马国良，只要两个人什么事都帮他们解决了。美国人本来要出画报，要我开条件，买机器什么的，他们要我和马国良两个人做老板，他们做后台，结果我拒绝了，拒绝以后我没生意了。我能做什么呢？编《清明》杂志，画画嘛，凡是进步的革命的都是没钱的。

记者：当时没想过去赚点钱？

丁聪：做什么赚钱？给文华公司画海报？电影公司海报也没有几张，固定收入，这个工资加上画漫画。1944年我在成都参加了民主同盟，帮助共产党反国民党，抓住也照样杀头。在上海也是，情况很乱，特务抓人。秦会和欧阳红英，欧阳红英就是一个老革命的女儿，他们搞地下活动。在他环龙路沿马路的家，噼哩叭啦打麻将掩护，在卫生间里油印传单，反正买纸要到各种店里去买。信封也是各种各样的。扔邮筒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紧张的时候，这个油印机放在我那里。

记者：印传单你是不做的？

丁聪：没做，但大家是朋友，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纪念鲁迅，纪念高尔基，美协的图章都在我这里，敲个图章代表一个协会。募捐什么的，我都张罗得很好。最后待不下去了，就溜走了。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发现，什么也没有，工钱也没有，供给制，大灶、中灶、小灶，我们吃中灶，吃大灶就吃粗粮。我是一个人，怎么租房子啊？上海留不住了，这个时候香港好办，就过去了，自由港，跑进跑出的。皖南事变的时候，从重庆逃出来，一个人跑到香港，住在人家家里，在客厅角落里搭个帆布床。

记者：你没有这些朋友，生活方式会不会改变呢？

丁聪：差不多，我从来没有职业，抗战八年，除了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的钱，走了就不给了。共产党对我特别好，都是朋友啊，周总理看到我，也喊我老朋友，我怎么敢，跟他差一大辈啊。重庆的时候，上海的时候，国共谈判，他们在思南路办事处开新闻发布会，我总是去的，乔冠华和陈家康，周总理一高一矮的两个秘书，我和他们都熟。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出国。开文代会、青代会我都没开完，我到外国去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到10月中才回来，回来以后工作都给我安排好，让我画画报。

记者：他们也是考虑到你的特长？

丁聪：因为他们没人编过画报，我在北京住下来，根本还没怎么画，就派我到上海，筹备《人民画报》。买机器、请工人、招干部，1949年12月到上海，到1950年2月上海轰炸，再回去。

记者：文艺最高是几级？

丁聪：最高是一级。一级没有的，曹禺两级就了不起了。文艺级工钱高，这是专家什么的，行政级工钱低，但官大，很复杂。这就是搞政治，但我这个人从来就搞不清楚，我开始不要钱，后来讲薪级制，随便。他利用你原来懂的人，让人学你，学完了就搞运动，三反五反，一点一点都搞。1957年的时候真是卖命的啊，其实我是党外人士。

记者：你说苏联专家左到什么程度？

丁聪：左到就是要给你写明这是政治性的画报，要印外文版，开始是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慢慢搞，到后来有十五六个版。我没办法，因为读者不一样，苏联专家是个老头子，老革命，跟列宁一起的，他样样都要管，我发的稿子要他通过。这个怎么行啊？全请苏联专家，拍电影也是的，他们又不懂。我对他们敷衍得蛮好。

记者：你原来不是不愿意讲？后来又怎么会讲？

丁聪：我不讲，包括团中央胡耀邦，我以为是青联，青联也要开会。这个时候我给他做很多事情，搞展览会，搞细菌战布置，我都做的，除了没有去土改，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也到过前线，和廖承志一起去的，就是1950年，我得知这个消息，我给廖承志打个电话，我也要去。我都是廖承志照顾我的，他说，你要去？那你就跟我吧。

记者：这个时候是政治热情，还是就是想去看一下？

丁聪：完全是政治热情。后来我到《人民画报》工作，这时候觉得应该入党了，申请一下子就通过了，但是问题就在我有美军的那段历史，要审查清楚，入党就不可能了。

记者：你抗战的时候为什么不入党呢？

丁聪：我是民主人士，做起事情更加方便。是党员和不是党员完全两样，党员要被抓了怎么办？不是党员，你打死我也说不出什么啊。抗美援朝时候我到前线，金日成的地方我也去过，彭德怀司令部我也去过，我就住在那个司令部里面，他们都当我党员。我拼命申明我不是党员，我入党又不能写个欠条，说我还欠个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记者：你去《人民画报》是什么职务？

丁聪：他们给我位置很好了，也很信任我，后来当政协委员。本来文联的陈立文，我也是美术家协会，《美术》第一期就约我的文章，访问参观苏联博物馆，我从来没写过文章。我在美术家协会的时候，华君武还没到北京。那时，成立美协漫画组，华君武组长，我副组长。后来米谷在上海搞漫画，加了米谷，也是副组长。一反右，把我打成右派，副组长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以后所谓摘帽，还不让我恢复，因为有人要上去。本来我也不在乎。后来要成立艺术委员会，国画、油画、版画，各个画种分别有艺委会，漫画也有艺委会。艺委会头是华君武，那还要找副的。寻谁呢？丁聪。结果来找我，这又没办法的。华君武是副主席，不能再兼，我就当主任。廖冰兄、汪之梅一直摆不平，而且原来和他们也不好。我这个人从来无所谓的，与世无争。担任职务之后，我就多了点会开，评什么奖，当了评委，自己的画总归不好再评，所以我没得什么奖。我年纪大了，前年退下来以后，现在他们还来请我，我说不想做。过去是华君武来接我。现在出去打车就行，回去给我报销。

过去我在成都教书，是吴作人他们将我弄过去的。那时候在成都我也没什么事情做，一个星期教两个下午的素描。我只要会画画就行了。后来廖静文写书写到青城山，写到我和吴祖光，徐悲鸿非常喜欢我。我有张画是徐悲鸿送给我的，上面题字：“小丁吾兄，方甲之交”。

记者：画的是什么？

丁聪：画的是马。这张画还在。是傅抱石送给我的，这个名字写在上面，是1946年到上海，反国民党的时候，白色恐怖，我逃到南京去，住黄苗子那里。傅抱石在夫子庙请客吃饭，他送我这张画裱好的。傅抱石看中我那套《阿Q正传》，很多人都喜欢那套，到现在还在出版，戴敦邦把它重新印过，带到日本去送人。我那时不把它当一回事情。我怎么会画《阿Q正传》的呢？我看见丰子恺画《阿Q正传》，我生气。《阿Q正传》怎么能这么样画呢？好像十天就画出来一套。胆子也大，我没到过绍兴，那时在成都，当然江南我去过。我画得跟木刻一样，刻字先生给我刻出来的。

记者：二流堂是怎么回事？

丁聪：那个时候我们在重庆工作，怎么能给国民党工作呢？包括金山、张瑞芳、吴祖光都住在一起，这个唐愉是华侨，小开，有钱人。他原来是做过共青团、坐过监牢，一直和潘汉年有关系。他原来搞电影，香港沦陷了，太平洋战争后，他也来了重庆，到重庆后造了幢房子，很多人住在他那里，为党工作，他烧饭给人家吃。延安的人到重庆表演，有一个改造二流子的秧歌《兄妹开荒》，他们到我们那里一看：你们这些人也不上班，好像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其实我到成都没有回去，原来我和唐愉一直住在一起，后来人家讲我靠小开朋友，其实我一直在编画报。后来我教书，日子也不错。所以“二流堂”我一天也没住过，但我是老二流堂。他们也不管你住没住过，没办法，造谣说香港有支部、美国也有支部。

记者：你到什么时候觉悟过来，觉得不是我错了，是他们错了？

丁聪：后来刘少奇、林彪、陈毅他们都是反革命，这个怎么办啊？在自己寝室里，我和美协主席江丰在一起，他从左派被打成右派，当年从延安出来的时候，去自首过一次。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被发现了。

记者：到底是谁在打你们？

丁聪：实际上是打夏衍，我们都是夏衍喜欢的人。

过几天换一个，我怎么吃得消啊

记者：夏衍是个什么样的人？

丁聪：夏衍待人非常好。我后来为什么跟杜宣不要好，后来赵丹在新疆关起来，叶露茜到重庆，杜宣跟叶露茜搞上。我也在这个剧团里，舞台方面我管的，我后来到昆明去，赵丹出来，到昆明寻老婆，结果叶露茜已跟杜宣了。蒋君超在昆明开个寄卖行，我一到星期六晚上跑出来，住在他那里，用美金换一些国币。赵丹他们本来儿女都有的，结果老婆肚子里有杜宣的种，赵丹也就算了。

记者：你应该和张光宇接触最多了？

丁聪：对，几个人租了一层楼，我和张光宇两张帆布床头对头的。先住在马国良家，马国良在香港的房子，一间统间，外面一扇铁门，中间加块玻璃屏，他和老婆睡里面，我睡客厅。后来张光宇来了，我就住张光宇家，张光宇的太太，我叫他张家姆妈，从小吃饭也吃他家的。后来他们到了重庆，就是我陪他去的。

记者：张光宇是不是也是待人很热情的人？

丁聪：非常好！张是个艺术家，只想画画。张光宇到重庆去，我带了他的儿子一起去，一看重庆不对了，皖南事变我和他一起出来。我回到香港以后，有个亲戚在香港，我又在人家的客堂间里放一张铺，吃饭就吃在亲戚家里。

记者：你这个时候画画也是和张光宇什么的一起？

丁聪：我没请人教过，我画画就和他们一起，我没有受父亲画画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张光宇。叶浅予到香港去了，我就到他那里，他和戴爱莲谈恋爱，我就当电灯泡。他们回重庆，我也回重庆。我没有过过安定的租了房子住着、自己做饭的日子，从来没有。

记者：你也习惯于这样的生活？

丁聪：流浪。那时在电影话剧圈里女人多少啊，我怕的。过几天换一个我怎么吃得消啊。

记者：是不是感到演艺圈里的女人太不稳定？

丁聪：太不稳定了！有一次碰到白杨了，我说，君超来了吗？其实她已经换了张骏祥，我常常还是问原来的那个。她们常常换，我吃不消，我认真得很。我谈恋爱后来我离开，到昆明，解放以后寻到我的女朋友，跟黎澍结婚了。

记者：那你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跑掉呢？

丁聪：我没跑掉呀，我到昆明去，不通音信了。我去参加部队，怎么带女的去啊？那时她还没毕业。那时我跟她很好，她说要死的话，抚恤费都给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但从昆明回到上海，消息就断了，一直到1949年初，他们跑到北京来找我，说他们结婚没请我。我说不要请我了。

记者：很多文章说你和沈老师是夏衍逼你的？

丁聪：我再不结婚就天怒人怨了，我一直到1956年，40岁结婚。夏衍给我介绍过女朋友，我不敢去追，一听别人和她好，我就退出了。戈宝权也在追，俄文翻译，他也是老光棍。后来到香港，我一听，艾青在追，我就退出。

记者：你有什么标准吗？

丁聪：差不多就行。那时我是政协委员，又是美术家协会的成员，又是副总编辑，有人追我，但我不踏实啊。我爸爸以前也说，你人大了，总归有生理要求，要结婚，不要乱搞，乱搞的话，债还不清。

记者：你是子承父业，但你的孩子没继承你，这是什么原因呢？

丁聪：我当然有意识不让孩子画画，我爸爸不让我画，就是说画画养不活，做国画家可以，油画家也可以，画漫画基本工钱给你，要赚钱肯定不行。漫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就一个儿子还叫他画漫画啊？这是性命攸关的啊。他刚生出来我看一眼我就去北大荒了，我北大荒1973年回来之前，他都是娘管的。娘下放，他送托儿所，星期六接一趟星期一又送。所以我没怎么管他。后来“文化大革命”过了，计算机学热了，他就学计算机。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哪天画够了，不画了？

丁聪：我本来画不够，总觉得要画一辈子漫画。现在是画不出，什么都不好画。画漫画有个屁用！（蒋春柳对本文亦有贡献，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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