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的38周岁
今年7月11日，是姚尧的38周岁生日。按照惯例，写篇文章来跟大家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和心路历程。
三十八年，其实还是个挺值得一说的时间，因为它是十九年的两倍。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十九年更是平平无奇，不但比不上稍长一点的二十年，而且就连稍短一点的十八年也比不上。在平日的俗话里，我们会说：“女大十八变。”我们还会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对于十九年，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如果你读过《庄子》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关于“十九年”的记载。
诸如，《庄子·养生主》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再如，《庄子·德充符》记：“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又如，《庄子·在宥》记：“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
那么，庄子为什么会多次提到十九年呢？纯粹只是巧合吗，还是有什么深意？我以为，这应该是与在春秋中后期确定的“十九年七闰”的古四分历有关。所谓四分历，是因为一个回归年有
简单来说，历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太阳的运动为制订依据，称为阳历，一种是以太阴（月亮）的运动为制订依据，称为阴历。而中国古代的历法一直是阴阳合历，即兼顾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而制订。
以太阳的运动为依据，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就是回归年，亦称太阳年。每个回归年的时间长短略有偏差，按照现代人的算法，对121个回归年求平均值，得出一回归年为365.2422天，即365天5小时48分46秒。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能将一回归年计算至365.25天，比现在的算法多出0.0078日，即11分14秒。
以月亮的运动为依据，月亮不见的那天叫作“朔”，月亮最圆的那天叫作“望”，当月亮由这次朔运动到下次朔，或者由这次望运动到下次望，时间就是一月，称为“朔望月”。按照现代人的算法，一个朔望月有29.530589天。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能将一个朔望月计算至
可是这样一来，如果一年按照12个月计算的话，那就只有
因此，对于古四分历，如果按照阳历计算，则每十九年有365.25×19＝6939.75天。
如果按照阴历计算，则每十九年有19×12+7＝235个月，乘以每月的
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有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每逢十九周岁，阳历和阴历的生日都是在同一天，或者最多只差一天。譬如我的阴历生日是六月十三，而今年阳历的7月11日也是阴历六月十三。
自古四分历发明以来的一千年间，人们都是采用“十九年闰七”的置闰法，于是给十九年专门取了个单位，叫作“一章”。如《后汉书·律历志下》记：“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这，或许就是古文献中经常提及十九年的缘故吧。以前，我们经常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一个人的博学。到现在，很多学问似乎都要失传了。即便没有完全失传，至少一般人是鲜有触及了。然而，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做支撑，读古书总是难免望文生义，想当然耳。
在过去的一年，最主要的写作时间精力花在《论语之道》（宁德时代版）上。三月以来的疫情封控期间，完成了《姚尧精读商君书》的初稿。下半年的主要工作，应该就会逐渐回归到连载《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的轨道上来。至于先前规划要写的《姚尧解读先秦诸子》系列，或许未必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将其全部解读完，只能优先挑选最重要的几家解读。对于法家，《姚尧精读商君书》已经完成初稿；对于儒家，我们有《论语之道》；再接下来，就是道家的《老子之道》和兵家的《孙子之道》。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先秦诸子领域，我需要重点研究“老子”和“孙子”的问题。而要真正讲透这两本书，就需要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具有深刻的认识，就需要解读《左传》。因此，那张写作规划图就调整成这样了：
自古以来，解读老子、孔子和孙子的书不计其数，亦闪烁着无尽的光辉思想。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解读依然不能算作尽善尽美，依然需要我再来解读，主要原因就在于之前的解读对于思想背后历史脉络探讨极少。举例来说，世人皆知老子与孔子身处于同一时代，却未必知道孙子与老子和孔子亦处于同一时代，甚至可能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
春秋以来，周王室的势力日益衰退，各诸侯国为争夺霸权而互相攻伐，致使天下饱受战乱之苦，和平主义的浪潮亦随之而起。前546年，在宋国大夫向戌的穿针引线下，各诸侯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举行会盟，约定诸侯共尊晋国和楚国为双霸主。除齐、秦两大国外，所有晋国的附属国也要朝拜楚国，所有楚国的附属国也要朝拜晋国，史称“弭兵之会”。弭（mǐ），平息，停止，消除之意。在弭兵之会过后的四十年间，天下确实少有战争，仅有的战争也主要是东南方的吴越争锋，至于中原地区则处于相对和平状态，使得各国都因此获得喘息之机。周王室也趁此良机积极推动改革，当时周天子是周景王姬贵，史称“周景王变法”，而老子正是在这段时间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
时间篇幅所限，我们不便于在今天的文章中作详细推导，就直接给出结论。那就是，周景王变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前524年推动的，以“铸大钱”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在前522年推动的，以“铸大钟”为核心的文化体制改革。这两项改革的总设计师都是老子，却遭到以单穆公为首的保守势力强力反对。
前520年四月，周景王前往北邙山打猎，本意是在此期间杀死单穆公。结果，还没来得及下手，周景王突然就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于是，周王室发生动乱，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周景王属意的王子朝为首，居于西面，称“西王”，一派是以单穆公为首，扶植周景王的其他儿子，先是扶植王子猛（即周悼王），后是扶植王子匄，王子匄（即周敬王），居于东面，称“东王”。双方抗衡期间，王子朝对周敬王本是具有优势的，然而周敬王得到了来自晋国的强力支持，于是王子朝只能寻求来自楚国的支持，可偏偏楚国此时是由著名的昏君楚平王统治。楚平王宠幸奸臣费无极，陷害太子芈建，迫使芈建逃往宋国，最终辗转死在了郑国；杀死芈建的师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的次子伍子胥逃往吴国，投奔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伍子胥又向阖闾推荐了孙武。
前516年九月，楚平王去世，其子楚昭王继位。十月，周敬王在晋国的支持下讨伐王子朝，王子朝兵败后与部分同党携周朝典籍逃奔楚国，而典籍保管之事，必定是由老子负责的。
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的率领下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被迫逃亡。
前505年，周敬王趁楚国动乱之际派人杀死了王子朝。
前504年，王子朝的余党儋翩、尹氏等再次率军讨伐周敬王，周敬王再次逃奔晋国，又再次依靠晋国的支持打败王子朝的余党。
前503年底，晋国派籍秦护送周敬王返回王城，王子朝的残余势力基本被平定。
这就是延续长达近二十年之久的所谓“王子朝之乱”。在这场大动乱中，老子和孙子之间的命运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正是由于老子参与主导了周景王变法，才引发了周王室的动乱和分裂。分裂之初，楚国支持西边的王子朝，晋国支持东边的周悼王和周敬王。又由于孙子的用兵如神，致使楚国不得不分兵对抗吴国，无力再向北支援王子朝。于是，周敬王在晋国的支持下击败王子朝，老子追随王子朝逃亡楚国。再往后，吴军在孙子的统领下攻入楚国郢都，王子朝在动乱中被刺杀，老子则向西逃出函谷关。
吴王阖闾击败楚国后，成为了中原霸主，之后却在与越王勾践的战争中受伤身亡。阖闾死后，其子夫差即位，击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一面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一面挑拨离间，致使夫差杀死伍子胥。后来，齐国有意进攻鲁国，孔子希望救援其父母之邦，就派出子贡使出连环计，游说吴王夫差进攻齐国，又游说越王勾践袭击吴国。结果，吴军击败了齐军，之后兵临晋国，被晋军击败，又被越王勾践抄了后路。对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是：“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在此期间，孙子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他的结局究竟为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仅凭上述内容，我们很容易就能将孔子和孙子联系起来。孙子是伍子胥的好友，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杀，杀他的原因是越王勾践的挑拨。子贡设计让越王勾践击败了吴王夫差，而子贡又是孔子的学生。即便孔子和孙子没有直接联系，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身处于同一个时代，面对的是同样的天下形势。
因此，老子、孔子和孙子是身处于同一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如果只是背诵他们的经典名言，这固然是大有裨益的。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探讨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思想，以及彼此之间的思想是否会相互影响，那么，我们对他们的理解终将是片面肤浅，甚至是诸多臆测的。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要真正读懂这三大思想家，必须要以《左传》为基础的缘故。
7月9日，我终于作出了人生的一次重大突破，在宁德时代做了一场题为《持经达变与论语之道》的演讲（视频后期剪辑并添加字幕后再发出来）。演讲结束后，有不少人上来称赞我的演讲精彩。我想，这一方面是基于长期错爱的宽容，一方面是演讲的内容还算是有些干货。就我自己而言，对于演讲过程中的表现，我是不太满意的。只是作为第一次，这总算狠下心来迈出了的第一步，讲成这样，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为了日后的进步，亦为了给读者提供借鉴，我想简单地做个复盘：
在演讲过程中，我几乎全程都在低头读稿，很少抬头与观众作眼神交流。其实，这与我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我的演讲稿，主要是以PPT里文言文对应的白话翻译为主。按照我的想法，这场演讲原本不需要多长的演讲稿，只需要一些简单提纲就行。之所以在演讲稿上准备白话翻译，主要是怕现场对着文言文翻译时会因紧张而出现错漏，届时可以有个提醒。可是真等上台演讲了，却竟然因为紧张而出现了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我没有想到在讲解文言文时竟然一直低头看稿，而我原先的设想是走在屏幕前，用手指着PPT上的内容，现场一句句讲解给观众听的。事后来看，如果能够掌控好节奏，在翻译文言文时低头读稿也未必不行，可是由于紧张的缘故，竟使得我习惯于低头读稿的模式，不敢鼓起勇气，放松大胆地与观众交流眼神。
第二个没想到，是我没有想到语速竟然那么快。按照我原先的设想，是以比较平缓的语速讲解，这样既能给观众更加宽裕的思考时间，也能让我的嗓子得到充分休息，中间喝水亦不显得突兀。可由于我很早就进入了读稿模式，这就使得我的语速变得很快，嗓子也很容易疼痛沙哑，而且中间停下来喝水也会显得很突兀，所以我只有疼到嗓子受不了时才会停下来喝几口水。
第三个没想到，是我没有想到演讲结束得那么快。尤其是上半场，我原本的设想是要讲超过两个小时，大约140分钟，十一点半左右结束的，结果只讲了100分钟，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究其原因，当然还是因为语速太快，间歇太短的缘故。
往者已矣，无论有多少遗憾，已经发生的都不能再挽回。这，其实是我一直喜欢写作，而排斥演讲的原因所在。因为写文章可以字斟句酌，可以反复推敲，觉得写得不够好的，还随时可以修改。可是演讲就不一样了，像这次演讲结束后吃饭时，我就一直在懊恼：“唉，我讲这个的时候，漏了一段话忘记说了……”“唉，我讲那个的时候，本来是想这样讲的，结果……”
不过，虽然我自己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必须真诚感谢曾毓群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演讲的前一天下午，他就拨冗与我做了长时间地深度交流，给了我许多鼓励。在演讲当天，更是四五个小时全程参与。他和黄思应先生坐在第一排，我虽然不敢放松地与全场观众作眼神交流，但只要稍微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俩都听得非常认真投入，而且还经常在做交流探讨，这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知道，虽然我的演讲在形式上已经是无可救药了，但在内容上似乎还是不错的，这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勇气。下面这张，是我7月8日在曾先生办公室拍的合影：
照片后面的四个字是“溥博渊泉”，语句出自于《中庸》上：“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大意是说：德行广博深厚，时时表现出来。广博如天，深厚如渊。他的表现，民众没有不敬重的；他的言谈，民众没有不信服的；他的行为，民众没有不喜悦的。这样，声誉就能在中原国家广泛传播，进而延续到蛮夷之地。因此，所谓“溥博渊泉”，其实就是宁德时代核心价值观中“修己、达人”的真实体现。
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上网一搜你名字，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在说“赌性坚强”，仿佛当初你就只是在风口上赌对了一把，然后就赌出了个这么牛的公司。他一笑置之，无意多做解释。对此，我可以理解，这是他的高度和格局。可是对于我的读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你们最好不要相信那些胡拼乱凑地简单叙事，这对你个人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世界上哪天不刮风，哪里没有风口，又哪里缺少敢赌的人了？宁德时代对于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于基础研究的坚持，对于文化自信的追求，几乎是外人不可想象的。某种程度上说，曾毓群先生愿意坐在台下，愿意听我这么个既没有什么大名气，更没有什么大资历的宅男在台上东拉西扯，讲四五个小时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其实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
谈到文化自信，我还想再多说几句。我觉得，所谓的文化自信有两种，一种是嘴炮型的文化自信，就是那些不用具体做事的人，不曾经历考验的人，只要是提到中国，就不问任何根据缘由地自信，整天嘴巴上空喊着“中国一定强！”“中国最牛逼！”可一旦需要具体做事，一旦需要开拓创新，一旦真正参与国际竞争，他就立刻软下来了，就会不自觉地质疑“中国人到底行不行啊？”“中国人真的能行吗？”“连美国人都不行的，中国人能行吗？”“连德国人都不行的，中国人能行吗？”“连日本人都不行的，中国人能行吗？”“连韩国人都不行的，中国人能行吗？”事实上，对于中国人到底行不行的质疑，很多时候来自中国人自己的，比来自外国人的更厉害，因为那些质疑者自己在洋人面前就不自觉地卑躬屈膝，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不行。
而另一种自信，叫作实干型的自信。他会在别人质疑中国人不行的时候，坚定地告诉自己人：“我们中国人，行！一定能行！”然后通过不断地奋斗，持续地创新，一件件事做出来，一步步路走出来，让越来越多原本信心不足的中国人有信心，也真心相信中国人行。试问，有什么宏图大业，是能靠一群没有文化自信的人创造出来的吗？又有什么文化自信，是能靠在风口吹就能吹出来，靠赌性够坚强就能赌出来的吗？没有长期积累，没有奋斗创新，你又有什么可坚强的？
9日演讲结束后，我10日就跟着黄思应回到他老家，拜见了他的哥哥黄世霖先生。黄世霖先生又与我深谈了一下午，一再勉励我既然有志于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就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就一定要坚定信念，一定要相信中华文化肯定会有大放异彩，光芒普照的那一天。说真的，我听了这些话是非常感动的。这些年来，我听到的称赞也不算少，诸如“姚老师，你学问真渊博”，“姚老师，你的书写得真好”之类，真可谓不绝于耳。可是，那些夸我学问真渊博的，又有几个能和我认真探讨学问呢？那些夸我书写得好的，又有几个认真读了我的书呢？光是口头称赞，那都不值钱；而最有价值的，是愿意拿出时间陪伴。像曾毓群先生，像黄世霖先生，以他们的身家名望，居然愿意花这么大把大把地时间和我这样的无名后辈交流中华文化，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宁德时代究竟是家什么样的公司呢？他们都是在思考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见过有哪个赌性坚强的人，是喜欢在清贫书生的身上虚度光阴的吗？
我在和黄思应复盘演讲时，他说：“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就是讲我讲得有点多。”我说：“我讲你，这才表示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我一点不讲你，一点不讲公司，那我就成打嘴炮，就成唱高调的了。我又没有虚构故事，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事。”而通过这次宁德之行，我想我能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能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我能更加底气十足地拒绝外界的各种纷扰。
10日晚上，黄家的家宴居然就成了我的生日宴，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惊喜。这，是我人生中最热闹，最有仪式感的一次生日。
最后，按照惯例上照片。这是我和黄思应的合影：
这是我和家人的合影：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