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匠人｜建筑师的情怀与理性

他曾在德国学习，提出“谦和的建造”的创作思路；他信奉的设计原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既是一位老师，又是建筑设计工作室的主持人。

本期专访嘉宾：李保峰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访问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听他说建筑师的情怀与理性。

李保峰教授

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记   者：请您讲一下当下新技术的发展与建筑创作的关系？  

李保峰：

针对本次会议主题“建筑创作与技术发展”我讲五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技术发展对建筑创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技术发展可能会变成炫耀技术，最后反而变成负面的东西；

第三，若仅仅钻研技术而忽略其他，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第四，技术是理性工具；

第五，价值判断问题。

建筑师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价值判断，作为建筑师要关注社会、关注城市、关注使用者，也要关注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一定非要用高技术，高技术成本较高，并不是所有业主都可以承受，有时候适宜技术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炫耀某种手段，所以技术高低不是太重要，关键是要针对所需解决的具体问题。现在技术有很大的发展，软件技术的发展，这涉及到媒介，我们设计师离不开媒介，之前是用手画，现在变成电子的，设计和制造就可以连接起来，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但无论如何它仅是一个工具，我们把工具当成目标就有问题。

记  者：您提出的“谦和的建造”这个的观点，非常切合当下一些建筑学的朴实思维，能否就这个观点谈一谈您体会？

李保峰：

我比较认同“场所精神”这一概念，这与当年“批判地域主义”有一定关系。由于大量的技术交流和信息的传播，现代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时会发现全世界都千篇一律，当“批判地域主义”这个理论提出后大家意识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去发掘自己地方的特点，做出属于这个地方同时又属于我们时代的东西，这是一条基本的精神线索。“场所精神”原本是一个很老的古罗马的东西，在三十多年前提出来实际上是源自于对当时的情况的反思，因为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导致大家很反感，若能发现各地独特的“场所精神”，同时针对我们当下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做设计就不会如此。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提契诺学派(一个瑞士的学派)。在瑞士提契诺的马里奥博塔、斯诺兹、卡尔菲蒂等一帮意大利语区的瑞士建筑师做了很成功的案例，引起了很多理论家的重视。当时我在德国，还去看过那些人的作品，看完很感动，它既是当代的建筑，又是瑞士提契诺地区的建筑。比如说，那些建筑建在一个小镇上，跟镇子的肌理、生长格局、地形地貌、当地的资源、制造的材料非常一致，但它是现代建筑而不是copy的古代瑞士建筑。我觉得很有启发，所以在我正好走入建筑设计行业的时候“场所精神”开始影响我，我在国内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观念进行尝试。

我认为现代主义“形式遵循功能”的理念过于极端化。我回国以后第一个项目是河南某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要升级世界地质公园，当时招标设计一个新的博物馆，我们中标了。施工期间我每周末都去现场，我在德国学到的挺可贵的东西就是“关注建筑的品质和质量”，建筑师不是把图画完就不管了。中国在施工时往往结构会严格按图纸做，但建筑的细节及材料确可以随便更改，这样做当然不会出安全事故，但建筑师的心血基本白花了。在德国学到的认真精神使得我坚持认真对待工程的每个阶段，包括细致的施工图和后期现场的服务。我的这种态度使得我结交了很多甲方朋友，经他们介绍，很多新的设计邀请随之而来，其中就有恩施大峡谷度假酒店。

这个项目设计之初是想留出耕地给农民，所以选择了30度左右的缓坡，建筑正好面对大峡谷，这样可以保证坡上所有房子的窗户都对着大峡谷。这个想法正好与当时的地势地貌相吻合，所以就按照这个逻辑给做了；另外它的等高线变化是自由的，若建筑布局顺应它就会出现特别有意思的三角形和梯形的外部空间。这不是刻意做的，而是顺应自然、顺势而为。建筑的类型源自于土家族的吊脚楼，我们把“天平地不平”、“给水留出路”这些土家族的传统民间智慧都用到大峡谷度假酒店中了，但是这是现代的建筑，不抄袭土家族传统聚落的细节。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体现时代精神不行。所以这些收获又是场所精神、批判地域主义，还是这些观念在影响着我。

记   者：越复杂的地形，越有难度的项目对建筑师的创作是不是更有利一些？

李保峰：

复杂性对建筑师是一种挑战。比如说青龙山恐龙蛋博物馆，场地上有15米的高差，70多米长的建筑做个简单的方块往下按肯定是不可以的，那么一定得让它顺应地形，怎么顺应？打碎成一堆体块，打碎之后就发现有文章可做了，不光是造型、通风、采光、降温的问题，后来好多创新点跟这个都有关系。这种特色有一定必然性，印证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仅仅做到“意料之外”其实并不难，无非跟别人不一样而已，这种不一样可以是“任意的”，但既在“情理之中”又有“意料之外”则不易，所以刚才讲的那些挑战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时，在复杂的地形中可能会产生“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东西，关键是要善于“挖掘”。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挑战，它是“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合。

记   者：最近您做过哪些常规的、不是复杂地型的项目？  

李保峰：

做的不多，常规的项目其实也在接受挑战。比如说我上午讲了一个案例：武汉的一个海军研究雷达的研究所，它园区的大门朝西，所以主要建筑物的入口也得朝西。那朝西的玻璃盒子怎么做，我们用一些生态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夏天防止过度的西晒、冬天又允许阳光进入的效果，包括做个退台跟城市空间对接，退台就不至于对城市空间产生过大的压力，同时退台可以让楼上的科学家出来休息，增加园区的活力。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对场所的理解。

第二个案例是汤逊湖科技园区。基地一边是水、一边是路，我不希望园区盖好之后，人们在路上走却看不见水，所以在路边布置了一排 U型的房子，并把中间这段底层架空，这样当人们走到两个建筑之间时就会看到水。这样城市空间与水的关系就密切了，这也是基于对场所的理解。

记   者：山地建筑与都市建筑的“场所精神”有什么区别？

李保峰：

其实是一样的，任何地方都存在“场所精神”，关键是要去挖掘它。刘东洋先生说：建筑师要善于倾听场地的低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另一个需要强调的观点是“现象学”，有时候建筑师学了很多理论，就按照所学的理论来实践，却忽略了鲜活的对象。理论会丰富你的想象，让你的知识结构更加丰满、思考更加深刻，但是做设计的时候我更倾向的是一种“面对现实对象”的态度。而不是说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斯蒂文·霍尔怎么做的，我要把他那招用过来。他们是在解决他们所发现和定义的特殊问题。我要面对真实的场地和真实的对象，如何能够做到邻水且见水？如何能让这个坡地不铲平的同时实现园区既省钱又让建筑融入环境？这就是场所的特殊问题。青龙山恐龙蛋博物馆设计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特别好的地质现象展示氛围、同时建筑还能够融入环境并节省资源？这些问题都是我在现场找到的，不是从任何一个伟大的理论中copy的，在现场，针对具体的对象，一定会找到特殊的问题。理论对建筑师很重要，但其作用不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记    者：我们发现很多建筑师为迎合甲方的想法，不断在变化设计，却始终未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您怎么看？

李保峰：

这是中国当下的一个现实，这要回到“定位的问题”。我是学校建筑师，为什么选择学校？学校比较单纯，我的性格不适合靠为甲方不断变戏法把“生意”做成，我也不是天才，并不期望自己做出巨大的、有影响的作品，但是我有我的思考，我希望去实现它。

我选择学校，因为学校土壤可以容纳有一定情怀的人，让你想去做高兴的、跟经济关系略小的事情。因为在学校基本上衣食无忧，不会有像企业那样的制约，有时候我们的工作量跟收入不成正比，所以学校的状况比较符合我的状态。

学校也有局限，比如前面程院士介绍的项目单纯的学院建筑师是很难做出来的，我们的团队不足以支撑后面的长期服务。所以我们定位很清晰，我们和大型设计院走的是差异化的发展路线。

记   者：对于这种局限您有没有感觉不平衡？

李保峰：

没有，可能年轻时候有点儿，年轻时好高骛远，什么都想干，到一定的时候就想明白了，除非天才，凡人都是有其局限的，故需扬长避短，选择做自己高兴、且力作能及的事。

记   者：德国学习印象最深是什么？

李保峰：

去德国是挺偶然的一个机会。去德国后印象特别深的是学校教育，德国特别理性，当时的中国建筑教育比较偏感性化，比如有很多人讨论方案时爱说这造型像个什么，而不是讨论设计的内在逻辑。作为建筑学的专业教师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设计问题，而不应该像非专业人士那样仅仅从外表评价像什么。

记  者：德国建筑师跟中国建筑师的创作思路有何差异？德国建筑师更理性一些，中国建筑师偏感性吗?

李保峰：

我认为这是文化性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缺少形式逻辑,历史上也没有把形式逻辑这件事变得特别重要，直到现在中国大学中也没有把形式逻辑变成一门课程，所以就经常出现文不对题现象，讨论的问题都没有定义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就演绎出很多事。演绎过程中还常常偷换概念，鸡同鸭说，最后大家浪费时间，个人认为是我们文化里缺乏的东西。

整个西方文化，不光是德国，从希腊开始的这条逻辑线索是很清晰的，德国民族逻辑性更强，德语的框型结构导致脑子必须得清晰的记住内容。我觉得语言导致它的清晰，还有思维方式的不一样。但是要说谁高谁低，其实也不能绝对地说，因为我们这种模拟的东西也挺有意思，只是我们如果从文化上说中国的设计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浪漫的东西。

德国不是这样的，他们会直接问通风采光、结构逻辑、空间尺度怎么回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基本上不画漂亮的效果图，但做模型做的很细，所以我觉得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国好的事务所和建筑师工作室与国外已经非常一致了，水平、眼界、方法都很接近，只是中国的业主、中国的社会更需要逻辑。在中国浪漫的故事，你得有一点儿，要不然业主不接受。

记   者：作为一个设计院的掌舵人兼学校的导师，怎么处理二者的平衡？

李保峰：

我们是一个大学设计院。1950年代之后大学教授不能在外面开私人事务所。这就对大学的建筑学师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若很多好的建筑师、教授都离开学校去开事务所，这对学校和建筑教育是损失。所以当时中国一些大学里面成立了设计院，使得教师在学校当教授的同时也可以在设计院里做设计，提供建筑师实践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

我很乐意教学，因为在教学过程中不光是学生通过你的教育得到启发和收获，自己在备课的过程中也是有收获的。像我的一些课每年都会做很多改动，因为我的思考能力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而变化。关于建筑设计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关于尺度的问题、形式的问题，所谓功能和行为的关系的问题，关于场所的问题、关于材料的问题、关于建构的问题，景观的问题、城市的问题，可能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要淘汰更新。备课的过程是一个对自己思想系统梳理的过程，在备课的同时我也有收获，我很享受这个思考的过程，虽然这样做要比“炒现饭”花费更多的时间。

我自己有个小工作室，每年招五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博士生。我和学生一起来做设计，通过设计的过程来培养学生。因为设计不是靠讲理论课就足以解决问题的，必须要去面对真实的问题：learning by doing。

另外我认为培养学生不光是教其设计的问题，更重要是如何让一个比较幼稚的、尚未走上社会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教授技巧性的东西。每年新研究生入学时我给他们讲的第一堂课是如何做人和做事，不讲专业。我希望团队成员应该是个善于思考、有责任感、会计划的有心人。

记   者：有没有在创作过程中把您的山地建筑思路传授给学生？

李保峰：

那是必须的！山地建筑有其特殊的问题，我们工作室这些年基本上不做对称的、具有强烈中心感的方案，除非特殊情况下非做不行，因为复杂地形一般没有理由做对称的，这些都体现出了我的价值观，对学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记   者：建筑方案学生都是和您一起在做？

李保峰：

我们会一起做，一起讨论。碰到明显的问题我就要改，我觉得没大问题就一直往下走。但他们每个人总是会有盲点，毕竟还年轻，但我并不会彻底把他们的所有想法都颠覆，我没有太多精力，我还有很多的教学、研究、社会活动，所以我还是尽量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记   者：您在与年青建筑师合作的过程中强势么？怎么与他们友好相处？

李保峰：

我不强势，但是有些东西我要坚持，有时我觉得学生的想法比我自己的建议更好，我会接受而且很放手。在设计院后期团队的施工图完成后我会告诉学生重点检查什么东西，包括施工图的说明书里面写没写“当建筑和结构不一致的时候，不能简单的按照结构图施工”，如果没写，这句话必须得加上，因为通常施工队是只看结构图，等房子基本盖好了才打开建筑图，若设计院内部协调不够好，结构施工图与建筑方案会不一致，所以一定要强势地要求，凡是建筑结构不一致你发现了，马上通知我来判断应该怎么做，有时项目复杂了，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现在有BIM技术，情况会好很多。

记   者：作为老师和前辈，请您给年轻建筑师一些的建议？

李保峰：

我觉得做建筑师是一个挺辛苦的行业，入行需谨慎，除非你真的有这个热情。因为建筑学是一个挺宽的教育，做其它行业也可以，这个世界太大了，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人生短暂，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职业。

我其实挺苦的，我每天到处跑，掐着时间来安排各种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干了很多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我挺享受。所以我对年轻人建议就是：当你觉得在行业里不是很享受的时候那就改行，选一个自己适合的路，选准了之后就肯定地往下走，没想清楚多试几次也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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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品：

△恩施大峡谷度假酒店

△湖北青龙山恐龙蛋遗址保护博物馆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王屋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中船重工 722 研究所科研办公楼

△武汉华工大创新企业基地 

△河南信阳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观景台及博物馆 

 文章授权转载自建筑匠人

（ID:ZSX-JZ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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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张力 / 文字编辑：書環  李莉

图片由华中大建规学院122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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