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筑解读乌克兰的历史与命运（下篇）
乌克兰的建筑是什么——堡垒或谷仓、小屋或赫鲁晓夫时代的房屋、宫殿或废墟、旅游景点或开发商建筑工地？或者也许是建筑风格——巴洛克、古典主义、现代主义、野蛮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者可能只是梁和砖？
乌克兰的建筑遗产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它的表现方式是简陋和单调的，旧的解释模式无法为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我们反而会陷入重复相同错误的无休止循环：“MANU FACTA MANU DISTRUO”（“用手创造的东西，被手破坏”）。
今天我们将解读乌克兰建筑看作是一个基于问题方法的关键项目，在其中，信息系统化的分类原则对应于乌克兰建筑所处理的最明亮和最痛苦的问题，毕竟建筑师活动的本质是寻找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当个别问题发展为引人注目的复杂现象时，这些形式将组合成原型（架构类型），诸如“权力”、“劳动力”、“资源”、“迁移”等基本社会政治类别体现在广场、工厂和发电厂、社会住房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建筑中，根据建筑制图的基本规律，这些类别位于我们展示的主线，同时这些类别分为三个语义块：状态、经济、权利。
我们从乌克兰建筑史中收集了具有特征的同时又相互矛盾的案例，并根据年代学原则对其进行了划分。于是，与主线平行，又形成了两条轴线——“昨天”和“今天”，每一类也形成了自己的横轴，沿着这条线，过去通过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开始与现在的对话。
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分成上下两篇共十四章节与大家分享，（点我跳转上篇）以下是下篇即第八至第十四章节：
Chapter 08
- 劳动 -
LABOR
「
那些不再工作的工厂怎么办？大多数后现代城市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城市改革随着克服工业遗产的需要、翻新和改造空工业建筑和废弃工业区的需要而发展，当一个人处于创意阶层的知识泡沫中时，真的会产生一种乌克兰整个工业都在90年代消亡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空置”工业建筑的高档化是乌克兰城市的迫切需要。
然而，乌克兰最大的工业企业、枢纽甚至地区仍在继续运营，却没有解决员工及其所在城市的社会或环境问题，鉴于此，高档化工具不太可能提供帮助，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到问题。
如果我们看不到工厂，那么相应地，我们就看不到劳动，最终看不到工作的人。犯错也许是好事，但乌克兰社会和乌克兰经济还没有从工业化国家走向后工业化国家。也许值得将问题从“如何处理不工作的工厂”重新表述为“如何处理仍在工作的工厂”？
」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底特律。
克里维里赫（Kryvyi Rih）的发展始于一个邮政站，后来又发展为一个省级犹太城镇，19世纪被Kolachevsky、Kharin、Yanitsky、Halkovsky、Kharchenko等地主家族的庄园包围。
发现铁矿后，采矿业开始迅速发展，未来城市的北部也有褐煤，当时是哈林庄园所在的地方。这座城市发现自己被新股份公司的矿山所包围，矿场建在庄园的领土上，一些地主甚至自己开采矿公司，沿着产铁区铺设了一条卡特里诺斯拉夫铁路支线，将克里维里赫与卡特里诺斯拉夫和顿巴斯的矿山连接起来，这使得开采的原材料能够迅速运输到冶金工厂，并刺激了克里维里赫本身类似工厂的开业。
早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克里维里赫盆地的矿山就在俄罗斯帝国的铁矿石开采量中排名第一，尽管1900-1903年经济危机严重，产量大幅下降，但俄罗斯、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投资于当地企业，却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那时不属于城市的矿工村开始出现在矿场周围，两位来自遥远地方的旅行者，邻近村庄的居民大量迁移到那里。矿山、露天矿区和村庄沿克里维里赫的现代边界从北向南排列成一条窄带。矿场的劳动条件和矿工村的生活条件有时甚至比顿巴斯还要糟糕，因为当地工人建立第一个工会的时间比较晚，举个例子，克里维里赫的第一家地方自治医院是在1895年才开张的，工人们住在防空洞、营房和宿舍里。
在克里维里赫获得城市地位后（1919年），在革命年代废弃的矿山开始重建，新当局开始为当地工人实施“新生活方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为Kryvorizhstal的卫星区。
在革命后的矿山和铸铁企业的重建过程中，特别是1927年克里维里赫地方发电站，官方宣传积极运用“新生活”的座右铭，发挥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但实际情况不同：工人的生活条件与革命前没有太大差别，新建住宅楼的总规模与计算的在当地企业工作的工人人数不符，房屋不是为他们建造的，而是为领导层和少数休克工人建造的。
唯一发生显著变化的是教育，在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教育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建立了新的小学、中学、专业和技术学校网络，首次建立了高等教育采矿和教育机构，随着图书馆的建立和矿山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文盲得到根除。
新当局要求工人识字，鉴于缺乏有能力的工程人员，可以对有才能和经验丰富的工人进行培训以进行晋升。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当地的教育机构旨在为当地生产培养员工。
二战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当时当局利用工人的热情重建毁坏的企业。有趣的是，沿着“红线”装饰街道的是那些华丽的斯大林主义建筑。与此同时，直到60年代，大多数工人都住在老矿工村的“独户”房屋中。只有在赫鲁晓夫解冻和停滞时代，大众标准住房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在70年代至80年代，沿东部城市边界建造了一系列新街区。由于他们远离城市的中央交通走廊，所以实现了一个颇具野心的项目，并建造了一条轻型地铁，即高速有轨电车，将新住宅区与社会主义城市连接起来。
自战后以来，克里维里赫一直面临着恢复自然景观的问题，革命前时期的浅矿一直处于倒塌的危险之中。
这就是一些村庄的区域不仅变得不适合居住，而且对游客来说甚至很危险的原因。旁边的旧露天矿和弃土堆构成了相当的火星景观，而红色的尘埃则更加引人注目。此外，由于社会城镇的位置紧邻前Krivorizhstal企业，住宅区经常出现烟雾。
城市从北到南延伸了几十公里，自然交通也很不方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城镇的北端到南端大约需要三个小时。所以北部和南部郊区的居民被迫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附近工作，流动性受到严重限制，居民区与生产对象的联系使居民成为人质。例如，两个北方居民区PivnGZK和Damansky的居民要么只能在当地企业及其矿山工作，要么只能在“第三部门”的众多企业工作，否则就不得不搬到别处。
结果是可以观察到城市的人口不断减少。在1989年的高峰期71.3万居民之后，人口一直在持续下降，甚至2002年拥有4万人口的Inhulets市的隶属关系也未能挽救局面。至于今天，人口减少了62万人，人口减少导致1990年住宅建设完全停止。二十年来，只有一栋多层住宅投入使用，原酒店被改建为住宿单元，房地产价格除了中部地区是全国最低的。
他们建造了几个贸易和娱乐中心、数十座教堂，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以前的文化宫和电影院变成了超市和教堂，人口减少的受害者之一是机场，机场在2000年几乎没有运作，在2012-2013年完全停止，自2014年以来仅服务于飞往土耳其和埃及的季节性包机。
战后时期对村庄重建提出了挑战，因为赌注押在重新安置和收紧结算上，新的分类由政府实施：将村庄分为所谓的“透视”和“非透视”村庄。在这些“观点”级别的标准中，设定了居民人数，为了被视为对居民数量的“观点”，至少应达到1000-1500人，对这种集中化的过度热情导致了“非透视”村庄的衰落。
学校、文化中心和交通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一些“透视”被重组为所谓的“实验和展览”，其渐进式规划旨在消除城乡生活方式之间现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家庭差异，这是执政党的要求。在10年的时间里，在一个共和国内建立了近几十个这样的村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武兹洛夫州、利沃夫州、斯尼日基夫州、哈尔科夫州、波洛文基州、卢甘斯克州和日托米尔州斯塔拉科特尔尼亚州。采用典型住宅单元和公民建筑项目的最先进的建设规划方法是这些村庄的特点。
强迫“非透视”村庄居民重新安置，迫使居民在国有农场从事非自愿工作，村民需要无知，工作量增长和私人家庭被淘汰是幕后的事实。所谓“代议村”的创建，由于费用高昂等原因并没有扩大。从长远来看，当地人口的影响与我们息息相关，不禁让人思考，在“展览”和环境实验时代结束后，他们又将剩下什么？
Chapter 09
- 休息 -
REST
「
工作和疲劳齐头并进，当然需要休息，休息和工作是一天和一个日历年内两个相互关联的类别，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工作越少休息越多， 还是我们工作得越多，休息得越多？
长期以来，只有社会特权阶层才能享受闲暇时光，其他人不得不争取休息的机会、休闲时间和质量，以及有限的工作时间。不同的政治制度为集体娱乐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建筑拓扑结构从乡村别墅和酒店演变为疗养胜地、寄宿公寓、娱乐中心甚至整个娱乐区的网络，虽然工作一直是一种社会需求，但休闲直到最近才成为一种公共产品。
在当前条件下，重要的是要问自己：现在休息是一种奢侈还是一种权利？
」
以前，休息只是指劳累后的恢复，包括睡眠、吃饭时间和周日去教堂，社会上层享有各种休息或无限休息，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提供了诸如旅游之类的休息形式。现在，出于必要（商业）或需要（自然灾害、战争）的旅行已经获得了研究、文化、娱乐目的，19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交通（铁路、电车、航运）的可用性迅速增加了群众的流动性，使行动自由成为新的规范。
当然，只有资产阶级才能负担得起完整的假期或旅行，他们的要求刺激了酒店、寄宿公寓和度假村的建筑类型的形成。
20世纪的社会革命源于对工作时间以及随之而来的休闲时间的规范要求。在许多欧洲国家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府，为了实现革命承诺，在大众娱乐领域制定了各种国家政策选择。因此，国家制度化休息处于劳动法、医疗保健制度和福利分配的交叉点。反过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轻民族国家也提供区域间和地方旅游、娱乐和健康计划。
“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回应是一项普及娱乐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政策，休息和工作一样，都受到苏联宪法的保障。娱乐的无障碍和平等需要修改“旧”建筑娱乐类型：疗养胜地、寄宿公寓、酒店，并开发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新”建筑：疗养院、娱乐中心、先锋营地。后来，这些建筑的研究、开发和设计由共和国首都的“度假村建筑”项目研究所广泛完成，娱乐和健康改善方向获得了单独的SNiP（建筑标准和规则）II-L .19-62“娱乐场所”。
许多实验性娱乐设施的设计和建造，与斯大林的新古典主义宫殿截然不同，标志着现代主义娱乐建筑的胜利回归。60年代的苏联现代主义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建筑趋势，其主要标准是经济可行性和大规模。为了建造最大数量的娱乐设施，它们必须便宜、易于制造和组装、组合灵活。
乌克兰现代主义新浪潮的第一批建筑是位于卡尼夫的实验性夏季酒店“Tarasova Hora”，由乌克兰最著名的建筑师Natalia Chmutina设计。酒店已成为60年代乌克兰进步建筑的真正象征，进入了所有致力于建筑的书籍和杂志。此外，“塔拉索瓦霍拉”与国家建筑政策的载体的一致性通过在作者旁边的Mykyta Khrushchev开幕式上的个人存在得到证实。
从建筑和工程的角度来看，“塔拉索瓦霍拉”的意义在于结构的绝对完美，它代表了对经济、结构和功能要求的回答。1961年春天，Chmutina领导的建筑师开发了一系列使用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案，解决难以到达地区的娱乐中心的工业建设问题。柱子和楼板的底座只有三个结构元素，它们共同提供了整个结构的空间刚性：骨架、建筑的框架就是由它们完成的。板的六边形模块创建的结构可以轻松适应任何形式的区域和任何规模的地板，这个解决方案在材料成本、尺寸优化和物流方面尽可能统一。
由于这种经济可行性和较短的施工期（77天），“Tarasova Hora”的建设方案在其他几个对象中脱颖而出得以实施。其具有不同规划和功能结构的变化被用于苏达克的汽车旅馆、切尔卡瑟的旅游酒店和喀尔巴阡山脉韦列茨基山口的佩雷瓦尔露营地。
尽管有既定看法，解冻也影响了乌克兰西部的领土发展，由于权力下放的改革（回归苏联经济），60年代初期的标志是大量经济注入当地基础设施，原材料企业、工厂、路网的发展，创造了普遍的物质福利效应，这与斯大林时代和战后重建年代不同。
旨在利用山区自然资源的基础设施项目标志着喀尔巴阡山脉的新一轮发展，长期以来为他们确保了乌克兰主要度假区的地位。各种能力的健康综合体和山区路线网络开始形成和发展，喀尔巴阡山脉度假村基础设施的特殊密度和发展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独特复杂纪念碑，山脉的休闲和保健设施系统反映了乌克兰建筑师对山区自然与建筑之间关系的各种方法：从现代主义对比到“Hutsul 风格”，从精致的建筑干预到巨大的综合体——“娱乐机器”。
此外，在这样一个偏远的高地，Chmutina模块的网络为使用场景的可变性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就其本身而言，娱乐中心的类型对其使用的过度监管要比苏联酒店或寄宿公寓少得多。露营地等确定观光旅游临时停留计划的对象位于几天徒步旅行的路线上。
因此，Chmutina的娱乐中心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过夜或度过整个假期的地方，而无需明确定义的睡眠或食物制度。因此，反过来，游客可以自由选择与建筑和娱乐设施的互动类型。然而，鉴于路线的多样性和行为场景的可变性，刻意强调的Chmutina位于蛇纹石顶端对比鲜明的山地景观中的场景，不可避免地唤起了游客参与深思熟虑的行动的感觉，旅行成为一种特定的体验和旅游，即一种艺术。
当然过去有许多明显缺点的（后）苏联公共娱乐系统正处于“灭绝”阶段。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休息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类型学似乎还没有在新的条件下扎根。但在国家无法履行其社会义务的情况下，现代休闲建筑响应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机会，提供新的形式：迷你酒店、公寓酒店、精品酒店、旅馆、水疗中心、休闲综合体、水上乐园等。
影响这种状况的更大因素是社会塑造的需求，还是以老基地、疗养胜地等形式没有巧妙地管理供应的管理方式？然而，随着国家娱乐基础设施的衰落，社会正在失去廉价休息和旅游的机会。
而Chmutina的旅馆从受管制的休息对象的地位转变成了完全不受管制。所有四家实验性“双子酒店”都已被废弃或拆除，来自国家高级官员官方代表团的“塔拉索瓦霍拉”已成为“荒原”、苏联现代主义和其他后苏联异国情调爱好者的朝圣地。这座破旧的建筑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木和灌木丛，就像曾经占据古老印度教寺庙的不可穿透的丛林一样，现在占据了20世纪的遗产一席之地。酒店的现代主义建筑曾经是自然与人之间的纽带，现在被元素所吸收，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Tarasova Hora”双胞胎的废墟——“Pereval”娱乐中心，被风景如画的喀尔巴阡山脉环绕，不亚于前者的浪漫。这座建筑失去了所有的栅栏，其骨架类似于古代动物的骨架，保存在自然环境中。在粗略的立面上，可以透过营地看到树木，建筑体量的线条简洁而笔直，因为建筑师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不因不必要的元素而让结构超载的画面。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同样的框架保留在建筑中时，会更加强调这个想法的主要主题——透明度，现在这座建筑（或它的剩余部分）是项目计划的纯粹宣言，它是一组架子，通过这些架子可以看到环境和远处景观的轮廓，框架在空中透视中溶解，同时围绕着从建筑的每一层展开的景观。
模块化框架与楼板所在的柱点优雅地接触表面，它不仅楼层是透明的，在地面和建筑之间也有透明的视野，好像在悬浮，并准备好适应任何难以接近的表面。通过这种方式，他肯定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原则之一：建筑不将自然置于自身之下，土壤适合其上生长的植被。由于光秃秃的，失去了所有细节和层次的建筑获得了新的色彩：就像美丽的古代废墟一样，60年代现代主义的废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见证了将建筑转变为废墟的戏剧性过程，也许更是建筑的“颠覆”，以及建筑师在社会中的角色，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享受毁灭和遗弃的美学，以废墟为新材料吟诵/推测/创作；通过废墟或与废墟获得一定的经验；或者让自己成为新的原住民，即将废墟转世为回归非制度性“狂野”自由的机会“ ，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保留或恢复早期现代主义的模式：即一个准备好“殖民”从海洋到山脉的各种景观的典型模块？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始于乔瓦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是关于十名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男女前往远离瘟疫的乡村庄园并通过分享故事来娱乐彼此的故事。《十日谈》不仅仅关于瘟疫，它也是一个新时代，因为它的人物勇敢地批评了中世纪社区的基石教会，这不是逃避流行病，而是逃避那个时代的社会，因为发现自己陷入了危机。
作为贵族阶级的特权，“别墅”一词表示休闲庄园，出现在十八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应该注意最初这个词的意思是“给定的土地”，19至20世纪边缘充满活力的工业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气味和污垢等生态问题促使大型工业城市的居民在城镇外寻求娱乐，连接城市和郊区的铁路也支持，电车的路线部分穿过森林。
别墅主人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有商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仅是贵族阶层的代表，下层社会的代表也有了外地游憩的能力。别墅变成了一个可以从连续的工业电车噪音和烟味中休息的地方，一个有中介，享受划船的度假胜地，“别墅热潮”似乎是对城市化挑战的社会反应，是逃离城市的方式。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苏联人几乎没有像在城外消磨时光这样的“奢侈”，别墅变成了主要为党派精英提供的娱乐场所，即所谓的“nomenklatura”。赫鲁晓夫解冻支持了别墅文化，然而，别墅不再是休息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个辛勤工作的地方，可以从中获得额外的食物。
有时甚至没有住宿的地方，但拥有别墅仍然是一项巨大的特权——它是苏联公民逃离政权法规和官僚主义的地方，是一个可以独自居住的地方，建筑师在他们的别墅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地方；六层将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和产生新想法的地方；工人阶级将这里视为自己种植蔬菜的地方，并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一定程度的村民生活方式。
（后）苏联类型的别墅所有者，老年男女，在回家的路上提着装有水果的桶，正在被年轻人所取代。来别墅烧烤的人们，将其最初的目的还给他。所以现在的别墅这个词既可以表示豪华的郊区小屋，也可以表示家庭遗产，或者只是一块带有仓库的农田。无论如何，不管建筑风格或所有权形式，所有时代的别墅之间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仍然是逃避我们不想解决的问题的地方。
Chapter 10
- 供能和约束 -
AFFORDANCES AND CONSTRAINTS
「
可供性和约束的概念在其二元性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彼此，这两种现象是不可能的，建筑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因此总是依赖于那些能够提供它们的人。一方面，资源的可用性定义了可供性的类别，另一方面建筑师对资源的依赖总是与由客户、国家、社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设置的约束相关联。
架构师必须使他们的设计与现实保持一致，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实施，例如，自然因素和自然本身对建筑师来说都是可供性和约束（这就是他们关系中戏剧性的原因），还有诸如项目预算或国家建设规章制度等合理约束。
理想情况下，一个公共标准体系，就像法律一样，应该保护公共利益免受架构故障的影响。建筑师只是部分地受到这些规范的约束，这些规范往往成为创造性探索的起点，并鼓励寻找非传统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约束是不合理的，不仅限制了建筑师的能力，而且就像政治或社会审查一样使他们作为某个群体或国家的创造者、个性和代表而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只剩下两个相当没有希望的选择：作为创造性思考者适应和消失，或者自愿或强制离开这个行业。
」
把“第五道防线”作为对抗竞争对手的武器。
二战后，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相比，苏联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那之前，犹太人一直被视为“忠诚”的少数民族，在苏联以外没有可以想象的家园，尽管早在30年代中期，他们就被非正式地挤出了政府高层，只留给了他们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从事职业的机会。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共产党领导层和安全部门开始将作为文化专业人士、在大学或医疗机构工作的苏联犹太人视为威胁。在战争期间被纳粹占领的领土上，这种态度因长达三年的彻底反犹太主义宣传对当地居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而进一步加剧。
1948年秋天，以色列宣布成立六个月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关闭，自1949年以来，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反对“无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开始了。当局用这种委婉说法给犹太知识分子贴上了标签，以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词。然而，在地方层面，“世界主义”狩猎也影响了各地“土著”人的一些“不爱国”代表，因为有必要证明“世界主义者”不仅指犹太人。
上述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在斯大林时期是相当“素食主义者”的，在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些讲意第绪语的犹太文化人物遭到大量逮捕之后，公开的镇压就过去了。除了少数例外，同化的讲俄语的犹太人没有被捕，他们只是被解雇并被迫离开大城市。所有科学和文化机构、高等教育机构、艺术协会、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都发生了解雇“世界主义者”，或至少转移到较低职位）的浪潮，占机构工作人员的10%以上被大学和人文研究机构解雇，空缺很快就被非常忠诚的“本土”人员填补了。
由于缺乏教育或不会说外语，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轻松工作”的“本地人”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解释为某种机会之窗，然而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几乎所有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平庸野心家开始大量向当局发送匿名报告，有时在共青团和党的会议上，他们公开指责他们更成功的同事“世界主义”， “热衷于西方”，“缺乏苏联爱国主义”和类似的“罪恶”。
要被命名为“世界主义者”，你只需要在“第五行”中有一个特定的条目——苏联护照上表明公民种族的一行，这成为不忠的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如果这不成功，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仅阅读外国专业文献而被判有罪，由于所有机构都没有足够的犹太人，“世界主义者”不得不到处公开。
建筑师们当时似乎有点幸运，与学历教育、艺术或文艺批评相比，“民族出身因素”对职业竞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在领域的专业知识都太明显了，太不受欢迎了，此外可能导致不忠指控的相对“西方影响”在30年代被大规模扫除，这股浪潮在50年代初才到达乌克兰的建筑环境，在其他行业或多或少完成之后。
然而，清理那些“可能不忠”的人的配额必须填补，建筑界最伟大的平庸之辈，他们唯一的成就是忠于斯大林主义，他们极好地感受到了战后时代的精神。因“世界主义”而受害的人之一，为了完整性和更大的影响，也被归咎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犹太裔建筑师约瑟夫卡拉基斯，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聪明的乌克兰建筑师之一。
“工作”约瑟夫卡拉基斯开始于1951年秋天。将“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指责与“世界主义”的仪式性指责结合起来的想法听起来既荒谬又不合逻辑，第一个被指控为Zhovten酒店，该酒店被称为“斯大林巴洛克式”，带有一些“乌克兰巴洛克式”的元素，不管多么离奇，案子都已经提前确定了，卡拉基斯试图为自己辩护，他的学生为他们的老师挺身而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未来建筑师的勇气和人格尊严，这个故事被进一步称为“13 封信”。
上面提到的这封信是由卡拉基斯的一群不同种族的学生写的，因此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对于骚扰他们老师的组织者来说，这似乎是出乎意料的。可以解释文件的签署者没有因为他们的抗议而被起诉只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指责的原因不是工作，甚至不是他错误的“第五条线”，而是斯大林主义晚期社会的普遍氛围，上级的决定是不可能改变的，第二年，约瑟夫卡拉基斯被研究所解雇。
也许是“13封信”和学生们惊人的团结影响了解雇形式，老师“根据批准的新员工名单”解雇，把分配给他的部门的小时数切断了。解雇令中没有提到政治指控，因此，与其他数百名“世界主义者”狩猎的受害者不同，他们的辩护没有得到抗议的支持，卡拉基斯没有被迫离开乌克兰共和国。即使失去了固定收入，他仍然能够留在基辅活着看到斯大林的死和反犹太运动的结束。
发起“13封信”的是一位名叫米哈伊尔·布迪洛夫斯基的犹太裔学生，他后来被另一场苏联反犹太运动的飞轮击中。在70年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波斗争中，1973年以色列在世界末日战争中获胜后激起的活动，他被迫离开美国，他的名字被公然从他的作品作者名单中删除，诚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Chapter 11
- 知名度和存在感 -
VISIBILITY AND PRESENCE
「
还有什么比建筑更显眼呢？建筑对象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证明了建筑师的存在。尽管我们的环境中有大量由女性设计和建造的建筑甚至城镇，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仍然看不见女性建筑师的身影。女性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被忽视了，无论女性创造的建筑的数量和质量有多么准确和可靠的证据。所有论点都被同一个古老的说法驳倒：“建筑中没有女性”，几十年来，这种毫无希望的讨论一直在兜圈子，这是由于需要证明相反的情况而引发的。
然而，缺乏可见性与另一个问题，缺乏发言权并驾齐驱。建筑是一种信息，而不仅仅是它们占据的建筑和空间的物质体积。一个人不仅要存在、可见和被认可，在建筑中表达自己，还要有机会和话语权。此外，声音应该足够强大以控制和实现信息。因此，建筑中的声音是一种角色、地位、权威和权力的属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存在。
由此我们进入下一轮矛盾：没有声音就不可能建立并因此表达自己，但是一个女人除非她建立一些东西，否则无法获得她的声音并变得可见。然而，即使一位女建筑师克服了一切障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建造了大量的物品，我们能否确定后人不会因为“建筑中没有女性”而否认她的存在？
」
NATALIA CHMUTINA——乌克兰建筑的“铁娘子”
娜塔莉亚·奇穆蒂娜（Natalia Borysivna Chmutina，1912-2005）是乌克兰杰出建筑师，乌克兰建筑学院荣誉院士，乌克兰人民建筑师，建筑学博士，教授。
今天的文章篇幅太短，无法描述娜塔莉亚的形象以及她对乌克兰建筑形成和演变的贡献，所以只能分享一些对她在乌克兰建筑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并在她的传记中强调一些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揭示了这位乌克兰建筑“铁娘子”的个性。
以下是Borys Yerofalov对她的回忆，“作为一名教师，她给真正的‘铁娘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务实而内敛，即使现在我还记得她朴素的深色服装。她总是看起来很完美，有一种强烈的尊严感，她从不沉迷于一些老师容易出现的情绪爆发，总是委婉、和蔼可亲、冷静，她的容貌是建筑中高级风格的典范，娜塔莉亚走过美术学院的大厅时会让这里变成上议院。”
她在许多方面都保持着第一名，但她矜持的性格让她并没有夸耀自己的成就，她设法保留了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这也鼓励她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中保持卓越的品质。苏联咄咄逼人的环境和严格的限制并没有影响她的个性，她对人类的尊严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创造独特的建筑并实施科学理念，她触及了建筑成功的高度，她的设计不仅在国内得到认可，在欧洲也得到认可。
1930年，娜塔莉亚·奇穆蒂娜进入基辅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这是学院招收建筑系学生的第一年，她在Volodymyr Zabolotny经营的工作室里，作为一名活跃的学生在毕业前就参加了比赛，与她一起学习的作家Leonid Serpilin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她似乎无处不在，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她是一名优等生，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而且阅读量很大，她擅长绘画和绘画，并学习过外语。”
1936年2月，娜塔莉亚以优异的成绩从基辅土木工程学院毕业，是第一批建筑学毕业生。作为Zabolotny领导团队的一员，她在基辅政府大楼的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她还在基辅最高拉达辩论室的非公开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同年，1936年，她忙于在第聂伯河的斜坡上设计“Riviera”餐厅，1939年，她在基辅的Kruty Uzviz为第43号飞机修理厂设计了公寓。
二战期间，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12月，她在撤离后从未停止过建筑师的工作，1944年初移居莫斯科后，在撤离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艺术民俗研究所工作，于1944年回到基辅，并于1947年完成了乌克兰SSR建筑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有趣的是，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分会成立于1944年，一年后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筑学院。这意味着 娜塔莉亚是苏联乌克兰第一个建筑学研究生。1952年，她在Volodymyr Zabolotny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答辩，她的个人档案说，她的博士文凭编号是005，答辩在莫斯科进行。
所有这些事实都指向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娜塔莉亚是整个苏联第五位为建筑学博士论文辩护的人，试想一下，总共是第五篇博士论文，也是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建筑师，她的论文主题对苏联来说是新的，具有教育目的。这是首次尝试提出设计和构建民事登记处的工作。
她是第一位获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建筑师称号的女建筑师，精通德语和法语，因此于1965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建筑师联盟第八届大会上发表演讲。活动在总体上改善建筑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聚集了来自59个不同国家的大学教师，各自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以开发培训建筑师的新方法。娜塔莉亚谈话的主题从未在苏联公开，在乌克兰和整个苏联出版的印刷资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内容，由于最初的法国资源，这些信息才能被发现。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她的演讲本质上是女权主义的，在日常生活中，她从不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辩论，她甚至认为建筑仍然是男人的职业，尽管她自己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份工作，这是专业和科学中男性主导的环境造成的。在所谓的解冻期，苏联暂时拉开了铁幕，苏联建筑师代表团，特别是娜塔莉亚出席的巴黎大会是与全球建筑进程统一的第一个时刻，这是几十年来没有发生的，但这种开放的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
她在设计中转向了多种艺术，并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其中有建筑师兼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挂毯大师柳德米拉·佐霍尔和雕塑家瓦伦丁·兹诺巴。
她设计的建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追溯长期以来建筑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原则，他们还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当时强加给建筑师的多变条件，也许是有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当局的意识形态和专业压力，她从未在苏联建筑的背景下失去她引人注目的创作个性。
Chapter 12
- 童年 -
CHILDHOOD
「
18-19世纪的建筑倾向于忽视儿童，反过来，20世纪的建筑将儿童视为一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政治或社会问题都无法解决。只有将托儿服务委托给一个州才能解决平等和获得工作的问题，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项目几乎不可能没有幼儿园、学校、医疗设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虽然有些人获得了他们的权利，但其他人的权利在20世纪仍然受到限制。儿童保育设施的建筑将儿童定义为对象，剥夺了他们的身份和决定自己的身体和创造力的权利。几代苏联儿童在那个时期的教育系统中长大，深受创伤，而建筑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乎没有一个后苏联家庭没有关于可怕的幼儿园、残酷的学校、阴暗的医院和儿童被迫留下的夏令营的传说。有充分的理由，关于儿童逃离教育机构的故事成为社会变革时期叛逆一代的表现。
会有另一种可能吗？让建筑成为朋友而不是狱卒，支持而不是再教育，创造机会而不是障碍。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乌克兰社会是否准备好改变对儿童及其权利的态度？
」
第一个儿童夏令营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欧洲，俄罗斯帝国也提到了儿童营地，在资本主义西方和早期苏联，私人和政治家支持集中营的想法非常相似，都认为城市工业化空间对不得不在大自然中度过更多时间的儿童有害。当时人们还普遍认为，熟练的专业人员可以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好地抚养孩子，在这些观点的背景下，儿童营地成为结合康复、娱乐和教育功能的机构和空间。
苏联20年代初期，第一个先锋营出现在共青团企业中，1925年，传奇的Artek在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海岸开业，那时大多数营地由帐篷组成，是临时的。1928年，阿尔泰克区才出现了第一座木屋，苏联儿童营的建筑是在关于休闲区的功能和组织以及政府和建筑界对代表整个苏联的想法，他们还受到资金结构的影响。
但也有几乎所有营地的共同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他们就无法完成共产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因此，标准营地由行政大楼、带食堂的厨房、儿童宿舍、厕所、淋浴间、医疗站、运动场和带有旗杆的集会平台组成。到这个最低限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适当的资金，可以增加一个游戏室、一个组织儿童俱乐部的地方、列宁的房间、一个图书馆、一个电影院、一个音乐厅或游乐场、一个游泳池，甚至一个小动物园。
营地的建筑风格是在苏联建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总体趋势中演变而来的，因此在斯大林统治遗留下来的极少数阵营中，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风格。
应该指出的是，它们从未达到当时建造的苏联疗养胜地的规模，在斯大林统治期间，为儿童营提供资金在公共政策中的优先级很低，此外，这笔资金的组织非常低效。随着Mykyta Khrushchev的上台，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位领导非常关注年轻人和儿童。在他的统治下，集中营的筹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苏联企业的责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工会负责。
早在1958年，Artek的大规模重建就获得批准，这象征着权力的现代化、对新事物的开放性以及将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的特别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非常有特色的是Morskyi建筑群的建筑，它结合了共产主义教育的理念，房间里的孩子数量应该与先驱支队的一个“环节”的成员数量相对应，特别注意现代主义建筑解决方案，最小化建筑内部空间与其环境之间的障碍，在结构中使用预先准备好的元素，到分队可以聚集并从事先锋任务的地方。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营的建筑和空间组织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改善儿童的舒适度。因此，在以Zaslonov命名的营地中，南部铁路的房间已经不是为六名先驱者而设计的，而是一个环节的成员，为四个人设计的，这提供了更高水平的隐私和舒适，营地区域也受到了特别关注。
在以扎斯洛诺夫命名的营地建造期间，特地引进了黑钙土来种植在当地土壤上无法生存的植物，在这些过程的同时，政府对教育儿童的意识形态成分的要求也在增长。例如，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将农业劳动要素引入集中营的教育计划，这与苏联领导人旨在培训产业工人、集体农民和工程师的新教育战略相一致。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统治期间，这门课程发生了变化，反而增加了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在建筑解决方案中，意识形态化反映在使用剪影和建筑空间组织的实验中，使儿童沉浸在通过建筑手段展示意识形态信息的环境中表达。
在考虑苏联先锋营时，上面描述的例子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这些建筑群的建设和维护通常远离具有适当基础设施的住宅区，成本非常昂贵。正因为如此，营地大多还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风格，或者下水道、游泳池、音乐厅等豪华设施是不可能的。
孩子们在先驱营的经历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在苏联时代晚期，那些在公寓里拥有独立房间的奢侈的孩子，当他们发现自己必须与五个甚至七个同龄人共享空间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大多数营地都无法使用建筑中的淋浴和厕所，这造成了额外的不便，尤其是在晚上。
营地的教育工作也是一项挑战。夏令营时间表确保孩子们独处的时间最少，有些人享受这样的休闲活动，因为不必考虑如何度过空闲时间，对于其他人来说，无法独自一人并在白天选择自己的活动才是真正的挑战。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先驱领袖，他们可以使营地的日常活动变得有趣，可以关注儿童的需要；但也可能麻木不仁，有时咄咄逼人。一般来说，除了生活在非常有限的个人空间、城外、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很难谈论统一的营地体验。
苏联儿童营是社会主义制度特色的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应国家要求建造此类设施的企业，儿童营是苏联对人民的关心的象征，由于它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苏联解体后，大多数儿童营都停止了运作。确保集中营的运作需要大量的持续投资，这在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是不可能的，目前儿童营正在乌克兰逐步恢复，已经以新的形式和基于新的经济模式，他们变得更加灵活、紧凑，并且更加关注孩子的需求，而不是国家的要求。
但是，孩子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有权享有个人空间、言论自由以及最终的生活权？
Chapter 13
- 拨款 -
APPROPRIATION
「
建筑习惯于文化挪用的现象：从使用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走的文物建造圣马可大教堂，到折衷主义时期（历史主义、复兴主义）对亚洲、非洲、中东建筑遗产的猖獗挪用浪潮。建筑师通常以对异国文化的牵强理解为指导，综合了东方主义的多种变体（摩尔风格、中国风、日本主义、穆德哈尔风格等），充斥着伦敦、巴黎、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的街道。
19世纪现代主义对挪用和东方主义的态度更为微妙，其解释也不那么明显：以形式和空间为基础的捐赠文化遗产方法取代了对单独元素或装饰的粗俗借用，特别是柯布西耶和莫伊塞金兹堡利用伊斯兰民间建筑发展了自己的现代主义方法。
与大众文化不同，建筑仍然巧妙地避免了对挪用的伦理评价，并试图保持在美学和客户偏好的范围内。解决遗产现象（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统一）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土著遗产的命运可以完成逻辑链，其中物质占有（殖民、征用、对文物和贵重物品的占有和占领）不可避免地跟随非物质的占有。因此，挪用与剥削和压制、流离失所和灭绝人民及其文化遗产密切相关，起初，他们只是“喜欢”你的文化，然后他们开始复制，最后他们想要占用你的房子和土地。
」
克里米亚鞑靼现代主义——一个没有发生的建筑项目。
摩西·金兹堡（Moisei Ginzburg，1892-1946) ）是苏联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的传记揭示了一些与克里米亚有关的事件。尽管研究人员完全专注于建筑师的创作生涯，但这些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今天我们想要看看金茨堡是如何解决克里米亚问题的，看看他在半岛逗留期间获得的经验是否影响了他作为建筑师的成长。
摩西·金兹堡的职业生涯始于接受建筑教育：首先在米兰，后来在莫斯科，1917年获得文凭后，这位23岁的年轻建筑师接受客户的邀请，前往克里米亚执行他的第一个专业项目：叶夫帕托里亚Lokshins的私人庄园。不过，考虑到金茨堡留在克里米亚的历史背景，可以合理地假设项目没有实施，毕竟，金茨堡本人在他的《风格与时代》一书中只给出了庄园的模型，或者说是它的项目，但并没有它建成的照片。
杰出建筑师活动的克里米亚时期不仅体现在庄园的设计上，还体现在这样的突破上，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年轻建筑师的思想演变。1921年返回莫斯科后，摩西发表了《克里米亚鞑靼艺术》一文，详细分析了克里米亚鞑靼艺术受其影响的趋势，强调了古代和拜占庭遗产的作用、哥特、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风格。
另一方面，在描述民用建筑时，金茨堡只引用了巴赫奇萨赖汗宫的例子，比喻称其为“古里安人的房子”、“欢乐的矿井”，将住宅视为次要的，是低价值的。金茨堡将非神圣的克里米亚鞑靼建筑定义为展馆，他写道，这种建筑没有纯粹的建筑价值，而是提供了装饰艺术的典范。
他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杂志上的文章中写道，辉煌的东方清真寺是历史的死料，而一个贫穷穆斯林的平淡住宅是他穆斯林的新建筑发展的起点。这位建筑师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房屋描述为“散布在花园中”的亭台楼阁，形成“不规则的建筑”，充满美感和舒适感，装饰风格不一致，但有品位。
金茨堡还注重公寓的功能性：房子有两层或一层半，下层是非住宅，上层是画廊或木柱上的露台。在他看来，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房子的特点是不对称和“不规则”的体积分布，尽管石头清真寺固有的“亭子”风格和缺乏纪念性，金茨堡认为巴赫奇萨赖的可汗宫殿实际上是一颗明珠。
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多次提请读者注意，这不再是真正的可汗宫殿，在1736年被米尼奇的军队烧毁。金茨堡声称，1783年“克里米亚沙赫里扎达”的童话故事戛然而止，“魔法鼻烟盒”的盖子永远关闭。他强调了宫殿面貌的改变，不仅是由于多次破坏和掠夺，还因为重建和修复以匹配伪阿拉伯-波斯风格，即“痛苦的痛苦”由“俄罗斯之手”表演。
细心的读者几乎不会注意到金茨堡在可汗时代之前的虔诚，他暗示克里米亚鞑靼人正是在可汗统治期间经历了他们“辉煌的”繁荣和民族生活的崛起，在为现代建筑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金茨堡写道，撒马尔罕的乌鲁格-贝克清真寺是一座“墓碑”。
奴役穆斯林工人“生力军”的“独裁东方暴君”时期，反映了东方的返祖民族思想，毕竟在这位年轻建筑师于1921年撰写的关于克里米亚鞑靼艺术的文章中，克里米亚也被视为当时盛行的异域东方愿景的体现，即它的吸引力和魅力。
尽管名称为“克里米亚的鞑靼艺术”，但文章实际上只分析了Yevpatoriya和Bakhchisarai。显然，研究克里米亚鞑靼艺术并不是他在克里米亚逗留的主要目的，因此这位建筑师在1917年至1921年间在做什么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尽管如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部作品的出版有助于提升金茨堡作为克里米亚专家的声誉，建筑师的第一个项目是1923年第一届全俄（全联盟）农业展览会上的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馆，巴赫奇萨赖博物馆，即其馆长Usein Bodaninsky，以及一位代表Cimmerian绘画学校的克里米亚艺术家Konstantin Bogaevsky参与了展馆的设计，实际上模仿了可汗的宫殿，但其严谨性后来变成了建构主义的特色。
从主题上看，展览源于俄罗斯帝国流行的农业和制造业展览。然而，与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同，1923年的展馆代表的不是制造商的成就，而是新鲜出炉的自治共和国。一年之内，金茨堡为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准备了苏联馆的设计，但他没有赢得比赛。可以合理地假设，这种对半岛的关注是出于将克里米亚展示为“平权行动帝国”成功的社会主义项目的展示的愿望。
充分关注摩西的创新方法，以及他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筑遗产的了解，让我们得出结论，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克里米亚时期不仅仅是重新思考古典建筑固有的节奏和风格的时间，也是他实际解决方案的时期，也许几年后金茨堡本人并未将其定义为具体的克里米亚人。
同时他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建设过程中使用的一些建筑元素，至少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类似解决方案是一致的，首先想到的是房子所在的柱子，它们是所谓的“柯布西耶腿”，事实证明，金茨堡比他的法国同行更早地使用，在他的项目中，苏联建筑师声称使用塔架可以避免在不平坦的区域建造基座。
事实上，在克里米亚的山麓和山区，传统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住宅的下层没有后墙，而是使用了建造房屋的岩石或斜坡。柱子的使用还可以将房子分成经济部分（一楼）和住宅区（二楼），楼梯是从外面建造的。根据季节，一家人可以住在一楼或二楼，因此，根据较低楼层的舒适程度，它也可以用作生活空间，而二楼则用作客房。
在城市中，一楼的开放或半开放空间可以成为商店或咖啡馆。二楼通常突出形成一个画廊，这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房屋的特征。鲍里斯·库夫廷（Boris Kuftin）在1925年发表了一份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住宅的研究报告，他写道，这种建筑使房屋成为“空中仙女”。一楼的柱子和二楼的画廊也被摩西用于规划典型的经济住房，这是作绿色城市去城市化项目的一部分取代营房。
平屋顶及其功能用途也是传统克里米亚鞑靼建筑的典型特征。正如米哈伊尔·杜布罗夫斯基（Mikhail Dubrovsky）在1914年指出的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在山坡上竖立房屋导致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即一所房屋的屋顶可以作为另一所房屋的露台。
库夫廷声称，通常只能通过屋顶才能到达一些房屋，居民不仅在他们的屋顶上晒干水果，还在那里睡觉，聚集在一起喝咖啡。财政人民委员部住宅的特色之一是平屋顶，根据设计设想为一个露台，或者说是住宅居民的公共空间。应该清楚的是，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住宅中，平屋顶是必要的而不是一时兴起。然而，金茨堡在他的作品设计中也遵循了功能优先于形式的原则，他认为没有特定的功利目标，功能性建筑是不可能的。
根据同样的原则，在设计他的作品时对住宅设备的模块化及其紧凑性进行了反思。传统的克里米亚鞑靼公寓也有模块化的迹象，这位注重细节的年轻建筑师肯定知道这一点。
30年代初，摩西返回克里米亚，1932年，应国家城市设计研究所（Giprogor）的要求，他领导了一个大型跨学科研究小组（其中有克里米亚鞑靼建筑师萨迪克·诺加耶夫）执行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的任务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在苏联领土重新规划”。
1935年发表了小组工作“克里米亚南部海岸的社会主义重建”的“中期报告”。出版物的社论序言（SI Emirveliev 编）指出，规划涵盖三个国家（克里米亚鞑靼）地区（部分地区为阿卢什塔、雅尔塔和巴拉克拉瓦），因此它是列宁国家政策的体现。
实际体现应该是提高当地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不难猜到我们说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尽管金茨堡在引言中将南部海岸的规划与工业区的规划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克里米亚的气候和自然不是矿产，而是成为生产力，但国家计划机构的结论写道关于“当地鞑靼人的广泛参与”在度假村和国营农场工作。
根据计划，当地居民应该在度假村和农业区之间定居，这样一个家庭的成员就可以在两个行业工作。在当时，一组研究人员使用地貌学、气候学以及最终的医学方法来划分南部海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项目的同时代人可能对大胆的决定感到惊讶，例如在Ai-Petri上建造机场、从辛菲罗波尔到雅尔塔的铁路或无轨公路网络。
将克里米亚南部海岸改造成“示范疗养胜地”的计划中包含的“当地鞑靼人的广泛参与”，与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有着熟悉的苦涩味道。这在“列宁”国策逐步停摆的背景下尤为明显。这种情况的黑暗讽刺在于，金茨堡本人在介绍部分指出了沙皇的殖民政策，并认为有必要通过让当地居民自由进入他们被剥夺的海洋和公园区域来恢复正义。
在建筑解决方案方面，否认民族风格的旧建筑装饰形式“复活”的金茨堡在他的项目中依赖于功能遗产，他认为建筑师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区域特征，他强烈反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制造商”建造宫殿的“革命前”做法，相反，他提出要关注克里米亚鞑靼人定居点的经验，因为他们巧妙地将自然与建筑相结合。
他区分了两种可能的系统，与这些区域的传统布局相对应：风景如画的“混乱”房屋，像绿洲一样分散，以及村庄的圆形剧场，其中房屋一个接一个地位于斜坡上。因此，自1921年以来他不仅是一名理论家，也是一名实践者，他第一次回到了乡土建筑。
我们应该注意到，对摩西工作的克里米亚时期（1917-1921 年）的彻底研究需要涉及新的来源，但不幸的是，它们的可用性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留在半岛和他对传统克里米亚鞑靼建筑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他的职业生涯，而且也促进了他的创造性工作。建筑师实施了传统克里米亚鞑靼建筑中固有的想法，例如平屋顶，柱子、画廊、非住宅底层和模块化，融入他的项目。如果他借用思想的论点显得过于大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谈谈他对功能方法的成功。
金茨堡的创作路径是在苏联国家政策从民族自决主张到关闭苏联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和迫害民族精英的转变背景下完成的。因此，克里米亚南部海岸的社会主义重建项目，尽管克里米亚鞑靼建筑师参与其中，并计划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但实际上是对旧的“大都市-殖民地”话语模式的复制，根据海岸不是当地人认同形成的地区，而是整个苏联的度假胜地，拥有治愈的海洋和空气，克里米亚鞑靼人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他在1935年提出的临时项目不仅体现了金茨堡当时著名建筑师的经验，还体现了他在创作之初获得的对克里米亚和土著传统但同时兼具功能性建筑的职业直觉。
从历史上看，克里米亚是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1944年，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斯大林的命令驱逐出境，在苏联最著名的度假胜地之一留下了可耻但无形的印记。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到了他们的祖籍地，开始以自建定居点重新占领这片领土。这些脆弱的建筑庇护所往往未完工或被地方当局毁坏，在新一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仇外心理的推动下，他们再次成为新“俄罗斯克里米亚”的排斥对象。
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形状图画，让人想起在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土上经过种族清洗后建造的苏联天堂，叠加在新鞑靼人定居点的纪实照片上。
Chapter 14
- 移民 -
MIGRATION
「
迁移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传播建筑风格和理念至关重要吗？一方面，有才华的移民接受了新社会的规则，有机会实施在国内不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侨民创造了真实的建筑现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极限，成为更广泛社会群体代表的理想资产。
散居建筑往往比本土建筑“更具民族性”，还有第三个趋势是鼓励“专业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精英“购买”了一种建筑风格，以成为享有盛誉的现象的一部分。这三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点：移民促进了发展，丰富了“接受”移民潮的政党的文化。
建筑遗产的所有权问题超越了国家问题，成为文化外交、国际关系和法律的问题。那么谁负责保护没有“倡导者”和保护者的遗产？例如，不再生活在某些领土上、失去身份、被迫流离失所或被消灭的民族的遗产，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不再与我们在一起，因此不再拥有我们的人的贡献的物质证据？
」
文艺复兴时期的移民和移民：思想、人、风格。
翁贝托·艾柯在他的文章《迁移、容忍和不容忍》中提出区分“迁移”和“移民”的概念，移民是指一小群人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这种现象可以在政治上受到控制、限制、刺激或视为理所当然。
迁移是不同的故事，暴风雨或和平，它们总是像自然现象一样发生无法阻止。如果移民是当地土壤能够吸收的适度降雨，那么移民就像一场海啸，一场改变其路径上一切的巨浪。
艾柯的观察提供了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现象和思想在欧洲传播的更好理解，我们将其视为一种运动，一种波浪，但与此同时，它是由少数移民创造的。
到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没有政治统一，相反它是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分为许多“antichi Stati italiani”——城邦。城市一直在激烈地争夺贸易路线的控制权，越成功者，最终获得财富、影响和发展。
每个城市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尽管在实践中威尼斯、佛罗伦萨或米兰都是寡头政治，但意大利城市的特点是参与式的政府形式，结果相对的政治自由有助于思想的讨论和艺术探索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富有的意大利寡头有能力成为赞助人并资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项目。
如果不是来自古代伟大的物质证据——古罗马建筑，意大利城市的居民从哪里得到他们的想法？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在古代遗迹之间建造的。在这里，由希腊移民带来的希腊语成为破译这个古代的关键，希腊学者从在13世纪和15世纪逐渐走向灭亡的拜占庭转移到意大利，而意大利却经历了显著的崛起。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意大利人会使用的希腊语知识，这推动了对古代遗产的重新阅读，包括数学和建筑理论。
意大利建筑师重新发现了对称性和比例——古代站立的支柱。意大利建筑文艺复兴的两个关键人物是维特鲁威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古代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了比例的概念，并在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中达到了概念的水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给出了直接的线性视角。
在此之前，在中世纪，欧洲文化空间以相反视角的拜占庭圣像画经典为主。圣像是进入神圣世界的一扇窗户，它按照与世俗不同的规则运作，直接透视使图像“接地”，使其与我们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相似，同时，这种方法为“世界的无情”奠定了基础：艺术和建筑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针对上帝的。
意大利人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迁移——一场文艺复兴浪潮，彻底改变了它所到达的领土。与其他时期一样，现代化过程的特点是创建经典及其强加，而不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制现象，例如美洲。其他国家自愿接受了新的经典，甚至把它变成“自己的”，就像荷兰和德国一样。而对于波兰王国来说，“在现代化中生存”的机会是政治精英们有目的的决定。
事实上，他们通过邀请意大利移民专家在他们的领土上工作，为自己“买下了”文艺复兴。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属于受刺激的移民。此外，意大利人本身并不反对运动，因为他们的家乡已经发生了所谓的“生产过剩危机”，当时对建筑师服务的需求变得少于能够提供服务的合格人员的数量。
例如，佛罗伦萨建筑师巴托洛梅奥·贝雷蒂 (Bartolomeo Beretti) 对波兰国王的古老居所瓦维尔 (Wawel) 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他是应老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邀请抵达克拉科夫的，意大利国王的妻子博娜·斯福尔扎可能对此做出了贡献，然而将波兰精英“在文艺复兴时期幸存下来”的愿望仅限于她的个性似乎是一个重大的简化。特别是从文艺复兴成为波兰文化的“黄金时代”，远远超出了首都。根据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波兰王国其他地区的城市是由意大利人、德国和荷兰移民重建的。
毫无疑问，在乌克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利沃夫早期的现代中心。1527年的大火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哥特式建筑，并根据新的文艺复兴规则进行了重建。
16世纪利沃夫的民间和神圣建筑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意大利式的，甚至实际上是由意大利人创造的，意大利人带来了“意大利的碎片”，并不会适应当地的传统。
与此同时，利沃夫是一座拥有马格德堡权利的城市，因此拥有强大而繁荣的社区。这样的城市更容易融入新的人，对他们来说成为城市的公民就足够了，而且还倾向于使生活和空间组织正常化。此外，在拥有马格德堡权的城市中，还有建设用地面积、楼层数和窗户数等标准。
因此这些欧洲城市的广场在比例上相似且可识别，这与意大利建筑师对明确规范形式和结构的一贯喜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结果，早期现代利沃夫接受了矩形的几何形状——一个理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有一个正交的街道网格和一个矩形的中央广场。
和谐需要一个经典，正典是一种限制，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抗，这种对建筑中的个人主义和情感的抗议首先是矫饰主义，然后是巴洛克风格，也是由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新移民浪潮创造的，我们清楚地看到新风格在利沃夫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上的传播，尤其是在神圣建筑中。
为什么意大利移民群体受邀在波兰王国实施文艺复兴经典，为什么他们没有继续前进？这与罗斯时代的希腊大师们非常相似，他们来到基辅建造拜占庭风格的教堂，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愿意为参与现代化买单，这样做鼓励了来自其他国家的熟练建筑师的移民。
同时，在解读建筑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可能性时，不应走极端。由于意大利建筑，利沃夫并没有停止成为利沃夫，更重要的是没有成为罗马或佛罗伦萨。乌克兰土地上同样多样化的人口继续像以前一样在意大利风景中生活和行动，因此除了外在的“复兴”之外，更重要的是体验“意识形态”，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似乎要复杂得多。
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改革期间离开乌克兰，但仍然称自己为乌克兰人。他们带着对山脉的记忆、关于森林精神的胡楚尔传说、他们的母语，并在海外某个地方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乌克兰作为替代现实，如果没有在帝国的怀抱中，国家也可能存在许久。
但历史不知道有条件的模式，所以现在在乌克兰大陆正在努力应对苏联过去的后殖民意识和创伤，而他们，加拿大的乌克兰人，以他们的民族身份和研究乌克兰人为荣文化和历史。他们连同绣花衬衫和胸衣，成功地取出了乌克兰人的一部分灵魂并将其保存下来。一个例子是 20年代保留下来的乌克兰语拼写，然而，他们未能完全将自己与另一个大陆的文化影响隔离开来，因此在加拿大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乌克兰语和英语。
我们也可以在其他领域看到类似的东西，特别是在建筑中，乌克兰民间建筑传统的记忆与美国现代主义神圣建筑的进步相结合。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东西：希腊天主教堂打断了拜占庭式交叉建筑教堂的连续性，打破了对称性，但它们却惊人地类似于喀尔巴阡山脉木制教堂的形状。
加拿大建筑师拉多斯拉夫·祖克（Radoslav Zuk）的创作遗产也是如此（根据乌克兰官方音译——拉多斯拉夫·朱克）。他于1931年出生在卢巴乔夫（今天这座城市是波兰的一部分，但当时它是许多乌克兰人的家园）。早在 40年代，拉多斯拉夫的家人就移居奥地利，后来又移居加拿大。他在麦吉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建筑教育，后者在技术开发领域享有领先大学的声誉，是世界上培训建筑师的最佳技术大学之一，从1956年到1959年，在Rother Bland Trudeau建筑公司工作，他继续他的实践，将其与多伦多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的教学相结合，现在是麦吉尔大学的名誉教授。
似乎不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被乌克兰苏联现代主义的物品数量，20世纪建筑形式和技术的多样性惯坏了，然而，拉多斯拉夫的现代主义希腊天主教堂是马尼托巴省的标志性建筑，不仅令人惊叹的空间解决方案的多维性，甚至没有主题或风格的多样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其丰富的想法和场景。
他将自己对乌克兰建筑传统的智慧诠释巧妙地融入了加拿大地区现代主义。它的乌克兰-加拿大地区主义有不同的形式，祖克的区域现代主义在80年代体现在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的圣约萨法特乌克兰天主教堂（1979年）、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圣斯蒂芬拜占庭乌克兰天主教堂（1982年）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中，让人想起路易斯·康和马里奥·博塔。
随着苏联的解体，乌克兰也终于有可能建立一座教堂，1995年，位于Sykhiv地区利沃夫的Theotokos Ukrainian Greek-Catholic Church耶稣诞生教堂开始建设。这座教堂在拉多斯拉夫·祖克（Radoslav Zuk）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因为与他的所有作品不同，它的形式最接近拜占庭教规，厚重的尺寸和对称的轮廓参考了典型的东正教交叉建筑教堂。
但另一方面，这座教堂在乌克兰所有现代神圣建筑中脱颖而出：其现代主义语言与充斥着乌克兰所有城市的各种新巴洛克、伪俄罗斯、伪古典和坦率的媚俗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利沃夫艺术家斯维亚托斯拉夫·弗拉迪卡 (Sviatoslav Vladyka) 的圣母降生教堂的表现主义画作是现代艺术的典范。
他们不重复旧形式，不从字面上引用民间传统，不适当的元素，他们用简单的现代语言向世界讲述复杂的民族认同问题，不用单个的词或片段甚至句子，而是用整个故事。同时，这些建筑陈述并没有简化为种族的现代化。这种建筑能够唤起一种“回忆”的感觉，传达情感、细微差别等等——这些本质和意义都没有引起乌克兰苏联建筑师的注意。
这首建筑诗是关于遗产和文化的宣言，关于它的戏剧、悲剧、生存和复兴，失去一件东西和获得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样有价值。
就在昨天，加拿大和乌克兰大陆作为平行世界存在，但铁幕的倒塌使他们有可能相遇。加拿大亲戚现在可以到他们祖先的故乡朝圣，反之亦然邀请他们的乌克兰家人，然后被遗忘的家园的神话理念与后苏联乌克兰的日常灰色现实相遇。
他们仍然没有失去对喀尔巴阡山脉和乡村风景的怀念，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他们也在这里扎根。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在住宅区的中间，作为这种“回归”的物质体现，竖立了 （后）现代主义圣母诞生教堂——对于现代美国来说还不够激进，但对乌克兰来说太激进了。
乌克兰的建筑命途多舛，我们讨论了教堂建筑的极力模仿失利，城市规划与发展水平不协调带来的巨大矛盾，经济供求关系反应在建筑中的畸形状态，民族迁移造成的巨大风格冲击，同时还有一些具体的建筑类型，儿童建筑前后使命的反差，女性建筑师被忽略的贡献等等。
乌克兰的建筑历史很难一言蔽之，且篇幅限制我们没有按照时间线进行整理，而是分成了三个版块，十四个章节，希望可以通过每个章节中展示的细节得以以小见大，让大家可以对乌克兰的建造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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