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破产了，别再叫我还钱！

如果像公司破产一样，个人也能通过走破产程序，免除所欠下的债务。那么，小贷网贷以及“套路贷”们，还会有今天的“好日子”么？

“戒吧”老哥有句让人哭笑不得的名言：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

理解这句话，还需回到它的语境中。在被封禁之前，戒赌贴吧里有至少数万个赌徒，他们往往赔光了工资、积蓄，以及在亲友处借来的钱，只能“撸口子”。口子，是指网上不断涌现的小额贷款，五花八门的借款软件。在“戒吧”里，中介肆意推销这些软件，诱惑已经负债累累的赌徒。

“口子”为迎合赌徒，门槛低、额度小、下款快。因此“贴吧里个个是人才”，人人“大负翁”，他们动辄欠款几十万、上百万，早已透支信用的赌徒被叫做“老哥”。而对老哥来说，欠债不还早就是常态。

老哥对小贷网贷们又爱又恨。一方面，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正是它们助推自己欠下了“天文数字”。

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哥依然渴望“上岸”，才会火中取栗，借这些利率奇高的“互联网高利贷”。人性的弱点，成为这些小贷网贷的谋利工具。

受害者不仅仅是老哥、赌徒。根据央视“3·15晚会”，家住长春的董女士在三个月内，欠下50万元债务，只因她起初周转不开，借了7000元，接连又被推销了其它借款软件。最终，董女士抹下脸面，朝亲友借钱，依然难堵这高利贷引起的亏空。

“互联网高利贷”为何如此肆无忌惮？

原理很简单。放贷的一方知道，债务人在偿清之前，永远无法摆脱债务关系。在现行制度下，个人在借贷关系中，承担着不可撤销的“无限责任”。除非债务人破罐破摔，彻底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才能不惧侵扰。但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畸形的借贷市场，指向“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

试想，如果像公司破产一样，个人也能通过走破产程序，免除所欠下的债务。那么，小贷网贷以及“套路贷”们，还会有今天的“好日子”么？

  “连坐”式的个人无限责任

“我曾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最近这十年，我做得很差。”

这是一封信的开头，写信的人在一个项目上失败了，从此欠下三四百万元的债务，手中却只有二十几万元。“其实我想还他这二十几万，但是越还，他越觉得我还有钱，就天天催债。我现在每天东躲西藏。”

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多年间他收到的这样的信还有很多。

“个人破产制度”迟迟未出。如今，这一局面有望改变。

今年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提出提案，“尽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多次提议完善破产制度。今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表明将“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现行破产法仅有一部《企业破产法》，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也就是说，公司可以破产，但个人不能破产。

更具体地说，“在破产时，公司法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个人承担着无限责任”。

某地破产法庭的一名法官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是审判公司破产，如果这是一家私营企业，在审判之后，事情往往还没完。因为在经营活动中，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时，会要求企业主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包括提供担保，甚至要求企业主的配偶、孩子等家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该法官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连坐”式的无限责任。

这就导致在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主一旦破产将很难“东山再起”，仅仅是旧债一项，便足以透支事主的余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虽是段子，但极具现实意味。

但是，这一状况并非无法避免。“个人工商户的破产，也曾一度写入破产法草案中。”李曙光告诉《南风窗》记者，他参与了我国破产法的起草、修订工作。

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出台。“商个人”相关的破产条文原本写在专家稿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二审稿中都有保留，但最终还是删去了。当时，李曙光代表专家组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半部破产法”。

“商个人”，即指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个人破产制度所适用的有三个对象，它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个对象是“有固定年收入的中产阶级”和“消费者”。前者的债务关系主要是在贷款买房、投资，以及消费方面。后者的债务关系主要是在贷款买房买车，或其他大宗产品的消费上。最常见的“消费者破产”，是信用卡透支后无法偿还。

由于“商个人”破产条文被删除，针对后两者的个人破产机制更无从谈起，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长久缺位，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现实中，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个人的债权关系都会追究到底的。”前述破产法庭的法官说，由此，“连坐”式的无限责任这一风险链条中，破产人无法解套，企业主跑路、股市投资者跳楼，这些极端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老赖”已然无处遁形  

豁免债务固然缓解了债务人的压力，但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障？

事实上，这也是破产制度在中国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0年至今，“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呼吁从没停止，但都被否决。

对此，相关方面的回应中，常常提到“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是，国家具有比较完备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

但如今，在李曙光看来，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可操作性，已经大幅降低，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前提已经初步具备。

另一方面，推行对“老赖”的惩戒机制也更加便利。对这一点，北京顺义区法院执行一庭法官王小丽深有体会。

王小丽任执行法官近十年，她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刚工作时，调查被执行人（债务人）的财产，全靠执行法官去其户籍所在地、生活住所调查。这种调查非常依赖申请人（债权人）所提供的线索，核实难度也高。

而现在，执行法院内部有了一种“利器”：执行查封系统。王小丽介绍，通过这个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不动产、证券、互联网银行（支付宝、微信）等财产情况，都可以很轻易地查询到。

如此，“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反而不那么重要了”。王小丽介绍，执行查封系统正在渐渐完善中，往后债务人恶意逃债、欺诈性逃债的空间将很小，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尽可免除。因此，最高法院此时将“研究建立个人破产机制”纳入规划，正当其时。

何况，个人破产制度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日益突出。

  “执行难”的形成逻辑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司法裁定，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的执行裁定，出现了“执行难”问题。

这一连锁反应的表层逻辑很好理解。因为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只能被纳入执行程序，但若在被“穷尽一切措施调查之后”，发现确实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时就叫“执行不能”。

现行做法是，对“执行不能”的案件，法院以终止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程序）的制度，化解管理难题。

但这不能化解实际问题，还会使公众对司法体系产生失望情绪。

对于处在执行一线的王小丽来说，这种困境的体验尤为深刻。她告诉《南风窗》记者，执行法官之间常会调侃：“一个走终本程序的案子，可能比一个执行完毕的案子，更辛苦。” 

因为走终本程序的案子，要“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达到规定标准”。但“标准非常严格，过程非常辛苦”，王小丽说。要通过“执行查封系统”、法官实地调查和核实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此外，在时间上也有限制。一般六个月内，仍然执行不能的，就要走终本程序。

这还没完，一旦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了新的财产，可以立即申请恢复执行，不受时效限制。王小丽介绍，她接手了一个案子，是发生在2002年的，被执行人已经去世，但他名下的村中的宅基地即将被处理，宅基地因其产权的集体性而不能被法院执行，不过，如果被执行人的家人成功售出，“应赔给申请人的钱款，我们肯定是会扣的”，即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7年。

同时，在“执行查封系统”内部，也会每半年滚动一次。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了财产，也会立刻恢复执行。

即便如此，王小丽仍然不被很多当事人理解，他们认为没能执行完毕的生效判决，是因执行法官的怠慢。

个人破产制度的紧迫性，就在这里显现。这项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对债务人处以破产，它也起到对于借贷关系中的一个规范作用。当个人也可以破产，借贷者必须更加全面小心地考察债务人，衡量他是否有还款能力。而不是消费贷公司、银行信用卡部门等在如今的表现，它们往往大举借贷，一旦收不回来，就推给催收公司等第三方，实行不合规的催收，再次引发社会问题。

在如今未被规范的借贷市场上，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各类借贷主体泥沙俱下，漠视风险，这才是“执行难”背后的深层问题。

  一块“试金石”  

个人破产制度所要发挥的功效就此明显：它要保护诚实的债务人，惩戒恶意逃债、欺诈性逃债的债务人，同时倒逼银行等放贷机构规范自己的借贷行为。

不过，一个制度能否成功生效，取决于它是否被接受。以《企业破产法》为例，即便早已实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近乎“废法”。

关键在于破产案件的立案率很低。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年均立案只有1000件左右，而美国年均立案5万到8万件。要知道，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每年有百万家公司陷入倒闭，破产案件的数量与之相比，显然极不相配。

同时，在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软件”方面，也有明显不足。

“比如，我们能否接受挽救一个破产的人”，前述破产法庭的法官说，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破产制度不是一个惩罚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保护。但我们的文化环境“以成败论英雄”。

他以美国为例。为了给诚实的债务人以再生的机会，个人破产分了两种情形：一是重整，债务人选择几年的期限，把他所欠的债务打个折扣，在期限之内全部还掉。另一种是清算，即债务人把所有的财产变卖掉，还给债权人，从此两清，剩下的都不还了。

对于后者，在破产令解除期限之前，债务人都要过一种低质量的生活。在美国，这个期限是7年。在中国香港，这个期限是5年或6年，分初次破产和再次破产。

在破产令解除前，当事人的生活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在消费上，当事人被规定以一定的生活费，只保证基本生活，比如锅碗瓢盆留下，生存需要的收入留下，收入的其他部分都用于还债，直到破产期限结束为止。当事人也会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情形严重者配以“黑名单制度”。

国外有专业机构对此监督，限制当事人的出行、旅游，以及进入一些高消费场所，比如酒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等。

此外，在破产令解除前的这段时间内，当事人还会被剥夺、限制和减少“个人的私权”，比如禁止创业，限制参与经营性活动，不能开公司，不能担任公共职务。通过对这部分权利的剥夺，作为交换，实现对当事人的“债务豁免”。

但文化环境并不是主要障碍。李曙光说，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中观察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可以发现只要将制度设计合理、详细，适应本地实际，推行起来并无大碍。所以，关键在于是否有完备的“顶层设计”，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

仍以《企业破产法》为例。李曙光介绍，原本在中国并没有破产概念，但转入商品经济时，突然发现“国有企业的亏损很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就提出引进破产制度。为拯救亏损严重、但仍有价值的国有企业，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实施，又引进“破产重组”制度。

《企业破产法》并不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此产生出一些问题。破产法专家齐励杰在《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一书中认为，中国的企业破产重整制度中，不同于英美，在股东组权益和债权人组权益之间，它更倾向于前者。另外，在企业破产司法实践中，非常依赖“政府-法院联动机制”。

这些问题，在即将建立的个人破产制度中也会继续存在。

李曙光对此十分乐观，他认为，相比企业破产法，个人破产一定会在中国市场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因为破产本身是从个人开始的，它一旦开始发挥作用，企业破产的状态，也会有改观，因为基础的东西动起来了。那么，后面的东西就自然而然随风而动。”

换言之，个人破产制度在推行中是否有效，是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的一块“试金石”。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向由 

编辑 | 赵义 [e-mail]

新媒体编辑 | 郑嘉璐 [e-mail]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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