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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许家印们”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南风窗记者谭保罗 南风窗 2019-04-16



“许家印们”在香港掀起的美元债狂潮,究竟是外汇储备的利好,还是外债风险的“定时炸弹”?




上周五(3月15日),2019年全国两会闭幕。高层对房地产的几处表态,让人联想。


一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另一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表示,“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审议民法典,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这两处都提到了“房地产税”立法。看起来,这个税箭在弦上。


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特别是对于那些依旧有志进行大规模物业投资的人来说,更要心中有数。



首先,立法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国家进步的体现,至于这个过程有多长,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并按照法定程序来确定。它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你不知道多少年。


其次,具体征收的某些技术性细节,才是关键。你要知道,重庆和上海两大直辖市早已开征房产税,但对当地楼市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问题在于起征点和征收范围。对此,这里不再细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两座城市的征收细则,自然恍然大悟。


实际上,“房地产税”很难成为市场的“黑天鹅”,这个行业的旧有属性,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当然,这个行业绝非岁月静好,一些暗流并不被人关注,但刚好是它们,将影响行业的走向以及地产大佬的命运。


  01 

 美元变贵,地产商却借得更起劲


自从2017年的“520大调控”之后,房地产差不多要从公共舆论的热门关键词中消失了。现在,房企大佬在香港的美元借债大潮,终于让大家重回舞台中央。


房企在香港发美元债,原本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当年去香港上市,就是为了美元融资。但这一回,融资呈现了两大不同于过去的特征,简单来说:


一是,多。


比如,国际权威金融数据公司Dealogic的数据称,今年1、2月份,中国地产商发行美元债的规模同比增加了136%,达190亿美元。其中,比较激进的发债者包括了恒大、万科等。



二是,贵。


发债大潮从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据一些机构的统计,和以前相比,这一时期发行期限、条件和数量相同或类似的美元债券,票面利率出现了明显走高。比如,2018年下半年,恒大发行的三笔债券之中,最高票面利率高达13.75%,这是内地房企在港发债成本最高之一。


债券发行时,所谓“利率”主要是两个,一是票面利率(定期付息),二是收益率(参考市场利率确定,主要用来给债券折现定价)。对发行者而言,前者带来的固定票息支付才是真正的“利息”,它需要拿出真金白银,会直接施压于企业的现金流。


比如,一家企业以10%的票面利率融资10亿(假如平价发行),那么意味着这家企业必须每年支付1亿美金给债券的持有者。显然,企业付息压力不小。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一家企业敢于发行票面利率超过10%的债券,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缺钱的不只恒大。在2018年下半年,雅居乐为代表的多家“二线房企”也多次发债,而且利率相较于前几年也明显走高。


香港的美元“变贵”,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美联储早已进入退出量化宽松的时间通道,美元回流不可避免。实际上,正是由于美元向美国本土回流,港币汇率一度大幅承压。


2018年上半年,香港金管局甚至打响了“港币保卫战”,金管局通过不断从市场上买入港币,来维持港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区间(联系汇率制度),此举旨在稳定国际资本在香港的投资信心。这种局面近20年来少有发生,因此一度让人想起1998年香港与“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世纪对抗。


因此,内地房企发债利率实属正常,但问题在于,既然这么贵,为什么还要融资这么多,原因只是缺钱吗?你要知道,民营地产商从来都缺钱。



 02 

 外储增加,“许家印们”的大智慧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之后,他提名“鹰派”的投资银行家鲍威尔替代温和的耶鲁教授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在参议院认可的情况下。打造强势美元,吸引美元资金回流,特朗普的指向很明确。于是,委内瑞拉、土耳其和阿根廷,一个一个地被放倒。


它们倒下的原因并不复杂,它们都缺乏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所以一旦有风吹草动(外资撤资),本币就马上崩溃,经济则伤筋动骨。但中国不一样,“四万亿”美元的巨额外储,是中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最强大的缓冲垫。


但事情在2015年起了变化。


201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它改变了中国经济。年中,股市罕见狂跌。投资者的信心,直到3年之后的今天,依然难以恢复。


这一年,中国的外储同样遭受了一次罕见的“减记”。2014年6月,外汇储备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的峰值,但201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3.33万亿。一年半的时间,减少6600多亿。与此同时,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计算,也比上年贬值了1.4%。


于是,保卫国家的外汇储备成为了经济领域的一件大事。万达、海航等热衷于在海外搞并购的民营财团,开始不断被监管当局“点名”,而国有金融机构也随即抛售一些涉及公司的债券,或者收紧其贷款。它们的海外并购消耗了太多了的外储,必须要敲打。



必须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名为《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的文件,这个文件几乎代表了中国对外债问题一种态度上的革命。


这个文件取消了企业发行外债的额度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管理,换句话说,外债发行从“审批制”一下子过渡到了“注册制”。为什么这样做?


原因之一是,当时,美联储退出QE的力度尚不算大,美国还是奥巴马当政,温和的耶伦教授还在执掌美联储,美元利率相对还比较低,国内公司去香港等境外市场发债,还是很合算的。


另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外债发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它能直接增加外汇储备。


比如,一家房地产企业在香港通过债券融资融到10亿美元,这些钱用来开发上海的一个地产项目,但10亿美元无法在内地直接使用,只能用人民币,所以10亿美元必须结汇成为67亿人民币(假设汇率为1:6.7)才行。在这个结汇过程中,10亿美元即通过银行体系进入了外储系统。


可以这样说,前两年,“王健林们”通过海外并购,消耗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因而被敲打。现如今,“许家印们”却通过香港发债,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有点为国分忧的味道。


2017年1月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为29982亿美元,是自2011年2月以来首次低于3万亿,但局面很快改观。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进行2018年工作回顾时提到,“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至少从客观上讲,2018年下半年的地产商境外美元发债大潮,是对外储的稳定有贡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许家印们”是非常有大智慧和大格局的。



  03 

 系统重要性,地产大佬的终极梦想  


房地产对中国很重要,这个行业具有不可比拟的“系统重要性”。但是,这个“系统重要性”不包括地产商,特别是民营地产商。


但另一方面,地产开发作为一个典型的资金密集行业,背靠国有金融体系又是最优的生存策略。因此,所有的民营地产商都梦想着某一天构建出自己的“系统重要性”。如何构建?


借债,便是方法之一。海航的创始人陈峰曾有个观点,“虱子多了不怕痒,借多了才睡得着。”而现在,地产商不但借债,而且借的还是美元,那就更“睡得着”了。因为,没有一个监管者会愿意看到境内企业外债大面积违约——在国际贸易环境风云变幻,人民币汇率成为金融稳定之锚的时刻,更是如此。


外债是个要命的东西。土耳其里拉的崩溃,本质上就是个外债问题。2018年上半年,土耳其债务高达4600亿美元,多数是外债,但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却只有1000亿美金再多一点。委内瑞拉,更不用说了。


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两次后发国家大规模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外债负担过重,然后外资突然抽离所致。


拉丁美洲在产业政策上曾经一味搞“进口替代”,即片面强调发展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不重视国际贸易,导致国家创汇能力不足,外储少得可怜。所以,最后一旦美元撤资,没有足够的外储作为缓冲,本币瞬间崩溃。此外,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这个逻辑。



外债不可控,但内债可控,而且后者还可以通过某些高超的“金融创新”,进行债务成本的转嫁。因此,中国一直都在严控外债规模,而内部债务则不断攀升。但是,在严控外债的时候,房地产商发外债则是一个例外,监管部门对它们多半都会放行。


早先几年,民营地产商发行的美元债,一直都是中国地产行业红红火火的核心燃料,没有这些钱,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一定会失色不少。那个时候,地产商在海外借到的美元,利率比内地贷款利率和发债利率都要低。所以,民营地产商对香港上市,获得一个美元融资的平台,趋之若鹜。


民间传说,许家印当年为了获得基石投资者的支持,确保恒大在香港上市成功,曾没日没夜地陪香港的资本大亨打牌,一直打到想吐,便是这个道理。


那是中国民营地产商最幸福的巅峰时刻。现在,美元越来越贵,境外发债的利率已经开始大幅高于国内。比如,一家地产公司2018年下半年发行的3年期美元债,票面利率是11%,而几乎同一时间的同期限人民币债券,票面利率却不到8%。


既然这么贵,为何还要坚持发美元债?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民营地产商“融资难”,境内发债不易,所以只能在境外发。


其实,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略,尽管它看起来有点“阴谋论”——地产大佬们都有大智慧,他们深谙某些隐秘的生存法则。


他们很清楚,借入大量的美元债固然增加自身的财务成本和现金压力,但也的确也缓解了暂时的资金问题。与此同时,这也可以看做是获得“系统重要性”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既另类,也冒险。


当美元借得足够多,那么民营地产公司的债务便可能成为一种外债风险。此时,监管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风险的爆发,它们自然有办法注入“资源”,遏制风险,防患未然。所谓“系统重要性”,差不多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为了这个系统重要性,除了借美元将自己和国家的外债风险绑定之外,一些地产大佬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军重资产的制造业,比如汽车,恒大、宝能都在这么干了。


不过,债终究是要还的。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tdb@nfcmag.com

新媒体编辑 | 杨露 yl@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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