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务员，我住在单位
“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和这些材料、数据打交道。”事务性的事情太多，反而和理想越拉越远。但是，理想也许就建立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事上。
北京的玉兰花开了。
赵慧文打算睡在办公室里。她的家在昌平，从单位回家接近两个半小时。每当下班后有什么活动，她都会在办公室里搭张床，节省出往返近五个小时的时间。充足的睡眠对她来说，是个奢侈品。
林震也要回单位过夜。他的家不算太远，在天坛附近。但是他单身一人，回家和在办公室的区别不大。接受完采访，他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仔细地辨认着方向。单位门口的武警认出了他，朝他笑了一下。
单位和“家”常常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对于中央公务员来说，以单位为家，有时不仅仅是“过夜”，更象征着他们始终要在一个紧密的环境下生存。很多时候，他们在反思自身的处境之外，更关注理想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他们身上的进取/反思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提级
林震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令不少同龄人羡慕。他常常代表单位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去国家博物馆看大型历史展览，去部委参加各种会议。活动范围以紫禁城为圆心。不过，他心里还是觉得不稳当。
五年后，他考上了国家公务员，起点是很多基层公务员一生也未必够得上的职级，主任科员。这在他的家乡刮起了一阵舆论旋风，人人都说他越来越有出息，“一日看尽长安花”。
林震有自己的理想。这份理想不限于坐坐办公室、写写材料，他希望自己可以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正义”这个词落在每一个实处。
不过，真正投入工作后，他也发现理想实现之前，先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处理。有时候事情十分琐碎，有时候事情缺乏线索，这让他担心自己是不是真正理解了“理想”。
领导召集新来的同志们“聊一聊”，鼓励大家敞开心胸提意见。这也是“走群众路线”。林震准备了一份2000字的发言稿，他希望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好好反映一下自己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里，有的是个人的困惑，有的是单位里存在的难题。
听着听着，他觉得自己的发言稿太尖锐了。他紧张地涂涂改改，一边参考着其他人的发言。一位男同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投诉单位的图书馆午休时间关闭，而他很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充电。林震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合理，听起来不那么空洞。最后，他把发言稿删去了四分之三，把那些大道理都删掉了。
投诉图书馆的同事遭到了反对。图书馆管理员们认为这样不对，单位每个人都享有午休时间，图书管理员也要有。这又让林震陷入了困惑。机关鼓励大家民主讨论，自由争鸣，但是也有一些难以打破的障碍。很多时候，两面都有道理，林震也会觉得难以抉择。这让他更加慎重地对待发表意见的时刻。
不过，更多时候，大家都以领导的意见为准。机关是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运转的。在现代科层制下，下级对上级命令的习惯性服从，成为很多人心照不宣的规则。因而，如何“提级”也是很多年轻公务员的努力目标。因为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高的自由。
过去的升迁，“优中选优”，隐藏着一定的“操纵空间”。为了杜绝人为因素，如今的“提级”严格了很多，要求也多了很多。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对提级的企盼也许一直延续到退休，但他们也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表露。
感情
赵慧文是个性情中人。她性格直率，常常把感情表达出来。
一开始，她收到快递包裹，还喜欢拉着办公室的人一同“品鉴”，聊聊新买的“宝贝”如何。这份简单的喜悦被其他同事看在眼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别看你现在买这买那还挺开心，等以后有了孩子，有你发愁的时候。”
赵慧文发现那个同事并不喜欢自己。冷嘲热讽常有，针对性是明确的，但内涵是含混的。这让她很难受。一年过去了，她渐渐想开了。这个环境过于压缩，这么多性情迥异的人，要在一个小集体里过完几十年，磕磕碰碰太常见了。
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收敛自己的锋芒和感情，圆润得没有棱角，这样才能相安无事地开展工作。
这样的状态里，下属一般不会轻易得罪领导。同时，即使是领导，也不能随意抨击下属。因为，一旦关系搞僵，就会有其他人“看笑话”，这会让领导很难看。
公务员的选拔、考核、提级是一套井然有序的规则，每个人都严格遵照规则工作，并且养成了“习惯性敬业”的态度。这种“对工作负责”的虔敬，同时伴随着对“身败名裂”的担忧，已经内化为所有人的血肉，并且惊人地一致。
赵慧文记得刚来单位时，也有人“八卦”过去某位领导的“作风问题”。但明显的是，近几年“风清气正”，作风问题基本上消失了，大家都有意抹除个人的性别痕迹，更不会特意关注性别上的差异。
然而，“代际”的差别却是难以消除的。赵慧文是80后，她发现一种普遍性的情况：90后同事们更“吃得开”。他们如鱼得水地适应规则，并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规则的缝隙里。他们分得清任何一种该说话、不该说话或该说什么话的场合，为自己仅有但重大的福利—分宿舍、分房而不着痕迹地全力争取。
2018年12月2日，考生在南京林业大学考点进场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
矛盾
赵慧文有时觉得自己是矛盾的。
一方面，她要在这套规则下生存，并维持自己身份性的荣誉；一方面，她觉得这套规则中有的又过于形式主义。但是，这些形式也许能帮助她顺利地实现理想和价值。
工作了两年，她也有一些成就感。她做的研究报告，调查扎实，真真正正反映了一些中国当下的问题，并得到了极高级别领导的重视。她觉得，原来自己做的事情，好像可以真的“影响到现实”。
但是一天连续开了几个会之后，她又有点泄气。因为会议总是开不完的。
林震走在五四大街上，会想起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那些澎湃的激情，改变现实的热望，为一种信仰甘愿牺牲的恒心，仿佛昨天还在他的身上。而在短暂的公务员生涯之后，他依然在努力，却不知为什么而努力。
事务性的事情太多，反而让他和理想越拉越远。但是，理想也许就建立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事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说，但是随即又犹豫了起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和这些材料、数据打交道。”
事业和家庭也是“矛盾”的。
他们二十五岁研究生毕业，工作了三五年，进入单位在三十岁上下。赵慧文单位里的单身同事非常多。他们经常忙得没有时间相亲。自由恋爱就更谈不上了。赵慧文帮其他部门的同事介绍了一个女孩子，结果说了三四个月，同事也没能找出时间去和女孩见面。
写材料、写报告，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对材料需求最强烈的部门，往往都是男性公务员“挑大梁”。遇到重要的会议，他们甚至得“连轴转”，办公室的门都迈不出去。
男性公务员择偶的范围特别小。对方要么是老师，要么也是公务员。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本身非常认可主流价值观，更偏好“铁饭碗”的稳定感；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常年写材料、办会，他们更需要另一半专心于家庭，好弥补自己经常加班或夜不归宿的缺陷。
林震的很多同事都是站着办公的。常年伏案写作，颈椎受到压迫，大多数人都患有颈椎病，上班时间不得不保持直立状态，强迫自己不要驼背低头。
不过，忙归忙，会写材料的人，也是站在“鄙视链”顶端的。很多时候，材料会提交给更高级别的领导，或直接成为领导的讲话稿。这也象征着地位和重要性。其次是能办会，行政型人才，统筹兼顾。再次是混日子的人，如今几乎很少见到了。
夜里十点半，赵慧文回到单位，碰到了刚刚下班回家的领导。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向赵慧文摆手道别。赵慧文说，领导这么晚下班，是常有的事。她已经试着学会理解、同情这套规则里的人和行动。
科层制是管理的制度，不可能通过“解放”而被象征性地克服：人不可能摆脱管理及其背后的法律，因为这些东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终保证。
据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暖冬，玉兰花开得比往年早。灰色围墙里，机关大楼透出一片灯光，融入了北京城的万家灯火。
（文中赵慧文、林震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荣智慧 rzh@nfcmag.com
编辑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排版 | 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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