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那一声震耳的呐喊
中国和中国人的持续进步，正是先驱者的愿望，正如当时他们的一个个独立思想的人，起来担当，起来负责，追求自由，一起告别“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建造“人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普通大众发出的最震耳的呐喊。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新青年》。
一场思想革命的种子，从兹播下，并迅速破土。
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下了《敬告青年》一文。“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进化论的思想，被应用于社会革新领域，国家的希望，寄托于青年。
继之而起，1916年，李大钊发表《青春》，提出“青春中华”概念，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一颗颗震撼弹，接连炸响。
排斥青年，轻视新生命，强调长者的经验及道德权威，是漫长农业时代里中国社会强固的意识形态，中国自孔子以降2000多年的社会理想，都是向后看的。
《新青年》向前看。
五四运动参与者杨振声回忆说，《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
“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随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刘半农等思想者的加入，一场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战波及全国，一次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被召唤而至。
冲出封建
打碎身上枷锁，冲出封建堡垒，形象的话语，描述的是思想的转折。
1840年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作为一个外部因素介入了中国社会，步步深入、得寸进尺的贸易、传教、战争、赔款、割地、经济掠夺、治外法权和政治控制，时间越前行，亡国亡天下的景象越清晰。
维新前夕，康有为感叹：“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悯。”
试看：
太平天国起义，让清朝统治阶级认识了西方火器的威力，其后洋务运动勃兴。
这个阶段，只重器物，而未动制度变革的念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内阁学士梅启照语）。所以“中体西用”，办实业，练新军。但实业排挤民营资本，新军最后“兵为将有”。
甲午战争，战前国人信心充足，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割台湾赔巨款的结局，让制度变革成为人心所向。
在洋务运动之初，即便仅仅是器物变革，也已招致剧烈抵制，理学家、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所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对“奉夷为师”就坚决反对，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坚决捍卫孔孟之道。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以学习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投考者寥寥。甲午战败之后，反对变革的声音方才变得稀薄。仅变器物无济于事，血泪现实，召唤来了指向制度变革的戊戌维新。
不变不行，在甲午年（1894年），孙中山在天津上书李鸿章，阐述的还是改革建议，未获回应，1895年，他就组织了广州起义，宣告一个百折不挠的职业革命家横空出世。
维新失败，政治倒退，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羞辱中华。清朝的最后10年，再次沿着维新路径推动改革，但历史没有再给它机会。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政权落到了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少壮派满族权贵手上，重满轻汉、重内轻外的历史倒车，最终导向了革命成功，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共和的曙色亮起。
但表面的制度变革，并未触动中国的社会基础，共和的外衣，包裹着专制的文化。没有社会基础的共和，一闪即逝。当政者无力建立权威与秩序时，就回头折向国民最习惯的“皇帝”，以及诉诸惯性的传统社会伦理控制方式。
皇帝总是想回来。
康有为的“三统、三世说”预言，中国将从君主专制的“据乱世”，演进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再到民主共和的“太平世”，但共和之后，仍然“据乱”。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改革、变法、新政、革命环环相扣，自强与救亡的努力，不折不挠，但共和之后，国家积弱、民心未醒、权力只是列强的代理人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
《新青年》诞生之前，复辟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准备。在前一年，袁世凯颁布了《祭孔令》，并在9月28日孔子诞辰，举办了祭孔典礼。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
这让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集体感到幻灭与愤怒。
一个新的认识诞生：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陈腐的文化，让民主共和如墙上芦苇，风来即偃。陈独秀醒悟：“欲使共和名利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暴烈地燃起。
按照主流史观的“三段论”，这时的中国，从器物、制度走向了思想变革的当口。
拆屋顶和开窗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之前，历史进程不能说没有带给人们希望。
洋务运动，海军建设高歌猛进，北洋水师一度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日俄战争，近代以来东方国家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也让中国人振奋，同为东方黄种，“我们也可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数十万劳工远赴欧洲修战壕、保后勤，挣得“战胜国”称号，也曾举国雀跃。
但每一次，都以中国受损、受辱而告终。
巴黎和会的受损、受辱，最终激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则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铺垫，后人常常把它们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青年，起来！36岁的陈独秀率先发出了呐喊。
我们不知道，当他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时，是否受到1900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发，但他本人确实曾是梁启超的忠实读者。后来他回忆说，戊戌维新时期，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激扬文字浇灌了一代精英。陈独秀“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
后来受《新青年》召唤而起的斗士鲁迅，一样是受到《时务报》的启蒙。
历史一脉相承，现在，这些人要启蒙中国。
呼唤青年的，不止陈独秀。作为其中的最激烈者之一，钱玄同认为，“人过四十，皆该枪毙”，直斥旧文学的代表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用进化论的思想论证父权之荒谬、新生命的价值。
呼唤青年，对抗陈腐。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五十组”的学生们在街头演讲，一位少年好奇地看着镜头。
我们的文化当中缺乏逻辑，缺乏理性精神，亦即科学精神。因为个人深度嵌入集体，“己”被“群”绝对支配，缺乏民主精神，也就缺乏个体责任感，民众的力量无法被动员。过去那未经改造的文化，不足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被高高扬起，他们呼喊，人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以易卜生、尼采为代表的个人主义被热情颂赞，他们宣称，人是个体存在，不是附属之物。
这样的呐喊，旷代未有。
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里，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以完成家族义务、扮演好机械性角色为前提的。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带来了另一种辩证关系。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后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攻击是过激、过度的。但这批先驱者，却是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的一群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每一个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继承者，但他们在行动上却坚决地与过去分道扬镳。
新文化运动的意旨，首先是解构。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里写下的一段话足以说明当时的动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拆屋顶，胡适开窗，历史就这样在争执与唱和中前进。
吴虞受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的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在成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北京响应。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唱了一出“王敬轩双簧”，林纾坐不住了，蔡元培也被卷入。
“无声的中国”，变得人声鼎沸。
青年，被新的意见洗礼。
妇女、孩童的权利，也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定义。
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之后南京高师也招收女生，一些进步的中学开始男女同校，甚至同班。照片中的十四位女学生穿着统一的服装，手握文凭，意气风发。
拆顶和开窗
同胞起来呀
个人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语境。
无论先行者还是后来者，都不认为中国人缺乏自由，相反，是自由过度。比如梁漱溟和孙中山，都持此论。
梁漱溟认为，西方之所以主张个人主义，是因为近代欧洲脱胎于中世纪严密的社会控制，因而自由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及其结果。而中国不但不存在这种过度的集团生活，反而正好缺乏它。
孙中山的中国“一片散沙论”，也断定其原因之一在于“民众过分的自由”。
新文化运动之新在于，它给了个人、自由以现代内涵。传统中国之所谓个人、自由，是在农业社会“皇权不下县”“帝力于我何有”，乡村士绅依靠伦理规范维系着一定程度的“自发秩序”的前提下来描述的。这样的个人、自由，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因为权利概念缺失同时责任义务也无所附丽而呈现的游离状态。
归根到底，这种个人、自由，其实是个体、自私。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不得不面对的矛盾之一，先贤们一方面猛烈攻击儒家秩序对个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深刻揭露身在其中者的极度自私，被纳入“国民劣根性”之中。
胡适就不得不在文章中澄清两者的区别，指出个人主义有真假两种。
“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厉害。”
诠释非常简洁，但已经足够清楚。就是寻求真理，要靠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认定真理，则肩负责任，勇敢追求。为此，胡适甚至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
陈独秀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所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可谓是他五四以后的人生写照。
他的战友李大钊，则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风范，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彪炳史册。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代表民主的方向，而陈独秀则称，唯物主义学说就是科学。五四新文化精神在这两位先驱的擘画与行动中，部分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前导。
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等一批后来的中共干部，在其中受到思想和组织历练，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更在五四前后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当面启发。
在98天的关押结束以后，1920年初陈独秀被李大钊护送离京，“南陈北李”的格局在那一刻形成，又一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
五四之后，全新的社会理想出现。
一个个独立思想的人，起来担当，起来负责，追求自由，一起告别“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建造“人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普通大众发出的最震耳的呐喊。
1919年5月4日，青年正是被这样的呐喊所激励。罗家伦在《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写道：“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五四新文化运动，客观上拆散了原先整合个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借重现代思想文化，重新在个体之间建立新的共同体纽带，建构新的组织基础。
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历史，从这里转折。
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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