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仍须再问：娜拉走后怎样？
无论何时弘扬个体价值，都不能忘记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各种思潮竞相登上舞台，相互激荡，其中个人主义是颇为耀眼的一种。
鲁迅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话音落下没几年，谈论个人不但不再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已成为思想革命的主流话语；追求个性解放更是成为时代潮流，也不再被看作是民贼。
“个体”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明复兴，是非要经历确认个体地位不可的，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后的命运则是陷入了沉沦。这固然是由救亡图存的时代环境决定的，但从思想史和文明史角度，也有其内在的逻辑。
重新认识这个逻辑，对今天的我们仍旧会有很大的启发，也是今天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必要部分。历史的一个魅力在于，不同时段总会有惊人的相似性。
历史是有回响的。
个体被“发现”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这是一个简单至极的事实，自古皆然。那么，为什么说个体是被“发现”的呢？“发现”的意思是，确立个体的价值主体地位，把个体作为社会如何组织的出发点。这就不是自古皆然了。
陈独秀1915年12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之民族，“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因宗法制度带来的恶果——损害个人独立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权利的平等，养成依赖性。因此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不独陈独秀，自从维新运动以来，类似的东西、中西的对比就有了，并且一直延绵至今——比如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论述。不过，其中的漏洞也很明显。高一涵1918年12月在《非“君师主义”》中专门批驳过这种划分：欧洲现在的国家观念，是自古如此的，还是从那政教合一时代变来的呢？在他看来，这是古今立国原理之差异，而非东西立国原理之差异。这是非常富有洞见的看法。
总结来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个体被“发现”大致有三个指向。第一个就是陈独秀说的打破宗法制度对个体的束缚。傅斯年1919年1月在《万恶之源》中甚至愤激地说，中国的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源，“最好把路得的话，换几个字，去形容他，‘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第二个指向是国家存在的目的。高一涵1915年12月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中重新界定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以人民必先能确保一己权利者，乃能高建国家权利也。今欲以剥尽权利之国民(分子)，结成一权利张皇之国家(全体)，是犹聚群宫以成离娄，集群聋以为师旷也。”他说，国家不是人生的归宿，而是求得归宿的途径。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牺牲生命，但不可以要求人民牺牲人格，因为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为禽兽、为皂隶，而不得为公民。
第三个指向是个性的解放。胡适1918年6月在《易卜生主义》中对此作了深入阐发，此文也被称作是个性解放的思想宣言。所谓易卜生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为我主义。对此不要误解，纯粹的为我，是说当世界在“陆沉”，不是跟着堕落，而是要救出自己，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不能像易卜生戏剧中的雁，这只雁被人捉去，养在楼上的半阁里，每天给一桶水，在里面打滚游戏，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极乐国了！”所以，只是被当作玩意儿的娜拉要出走。
这三个指向也是个体主体地位确定的三个层次。从宗法制度中“脱嵌”（disembeded），到确立人民在国家面前的对等资格，再到充分发展个性，个体的被“发现”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三个指向其后的历史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宗法制度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一书中提出，在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的轴心革命。学者许纪霖就认为，中国的“大脱嵌”发生于清末民初，自我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独立的个人。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个体的价值并未成为回答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支点，娜拉出走之后更是面临怎么办的问题。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
为什么被“误读”？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误读总会存在。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的时候，就曾经在书的序言中说，“旧翻自繇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这是说以前有人把自由 （自繇） 翻译成公道、正义。而“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中文的自由，使用时常含贬义，这不仅与西文的本意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与中文自由的原意也相去甚远，“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
这样的误读无处不在，并且常常和对自由的使用一样，是有贬义的。比如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功利主义等，对于许多中国人，几乎都可以说和“目的证明手段”“有奶便是娘”是一个意思。
个人主义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后不久的1921年，陈独秀说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语：“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论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时候则说：“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请注意与个人主义同时提到的词：一盘散沙。不光是思想家，革命的政治人物更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典型的是孙中山先生。他说：“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从思想史和文明史的角度，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个体主体地位的成长，在公共精神匮乏、全民动员和组织力低下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实现？显然，这里需要弥合的思想工作是非常艰辛的。而现实是，随着对一片散沙的激烈批评，连带着个体自由等概念都滑向了负面的深渊。1924年，孙中山先生明确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历史实际上已经拐弯了。甚至在个人主义的拥趸那里，变成了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但对这里的“国家的自由”，也要看具体的语境，不能简单理解成国家要剥夺个体的本意上的自由，因为这里的“自由”一词和本意也已经不同。所谓国家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显然，如果社会是一片散沙，这种能力也就谈不上了。
那么，前述那个严肃的问题就进一步会引申出下一个问题：在公共精神匮乏、全民动员和组织力低下的时代条件下，个人主义发展下去，是不是会让个人变成原子化个人，从而更加原子化？今天的思想界也有个共识：原子化个人，不是自由社会的温床，恰恰是专制社会的温床。
健全的个体如何可能？
五四运动过去16年后，胡适曾经专门撰文为五四运动辩护，认为当时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批评正是因为对个人主义的误解：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Egoism），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其实，早在1920年，胡适就还批评了第三种个人主义，即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他还提出了“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请注意，在这里，就连胡适也不再简单地使用个人主义的概念，甚至为了和他所反对的种种个人主义相区隔，在自己的主张前面加了“非个人主义”的前缀，要去“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了。
至于如何改造旧社会，从1919年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就开始了，不管怎样，“个人主义”作为主流的话语，很快就退隐了。但这不代表个体的价值被彻底消解了，只是在思想史和文明史的进程中，以另外的主题形式出现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脉是如何解释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在实践中则出现了一系列以提高中国人组织能力为目的的运动，从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互助组织、乡村建设、平民主义教育等。在这方面，今天来看，并未走出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所确立的基本范式（paradigm），与对“一片散沙”的种种批判也是有内在的勾连。
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说：“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西洋格局的）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这里，中西对比仍是基本框架，真假个人主义仍是基本背景。类似的论说，上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性格”的记录系列，下又延绵至今，在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剖析中听到历史的回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当年解放个体的运动，所不得不继续给出回应的课题。无论何时弘扬个体价值的时候，都不能忘记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更从容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解放个体和原子化个人之间筑起牢固的隔离墙。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解放个体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今天发挥个体的创造性也仍然是未竟的事业。只不过，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任何社会思潮都是“压缩饼干式”的存在。这和西方国家的历程是不一样的。
1923年，鲁迅先生提出“娜拉走后怎样”；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这个直击人心的考问。
作者 | 南风窗执行主编 赵义 zy@nfcmag.com
编辑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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