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临，暴露人类力量的脆弱

疫情的蔓延使世界变得充满危险，严重考验着人们面对危险所需的勇气、智识与品质。

在生命感到威胁之际，远离危险来源是防疫的必需手段，但并不应该因此认为他人便是可恶的疾病本身。相反，互相支援与合作在此时更显必要。

我们社会中最有防疫知识与勇气的人们，正选择向着危险而行，钟南山、张文宏与现在正在奋斗的所有医护人员，前来援助的外国医疗专家，以及在社会各角落、世界各地组织起来的志愿者，他们投身现场工作或者经由网络协作，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

在非典时期的越南河内，意大利裔的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首先辨认出了SARS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并加以命名。按职责他是一名世卫组织的事务官员，并不需要投身到第一线，但是基于作为医生的强烈使命感与热诚，他持续投入第一线接触病人与研究病情的工作，后来他牺牲了生命，但阻止了越南疫情的扩大，而且动员了世卫组织的全球防疫体系。

意大利裔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左）在越南河内的一家医院内

在加拿大的一名前医护人员布鲁斯·英格兰(Bruce England)，最近在新型肺炎的威胁来临之际，也现身积极分享他当年罹患非典的亲身经验，提醒接触病患的第一线人员必须重视防护工作，加拿大可以说是除了东亚各国以外，当年非典时期最严重的疫情地区。

上一代人熟悉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这些外国医生志愿援华的事迹，但是不见得清楚国内的军医医疗团是世界上支援非洲埃博拉防疫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队伍之一，在塞拉利昂、马里、利比里亚，当欧美医疗人员担心安危而纷纷撤离时继续留下抗击疫情，而且国内所研发的埃博拉药物也有了成功的疗效。

疫情中的心理恐慌

除了”逆行者”们的奋斗，在疾病的阴影笼罩下，各地却也轻易可见暴力、歧视、残酷与卑怯。这不是单纯的道德指责，它们是人类在疫情的高度压力下都可能会产生的自然情绪，但必须像疫情一样被克服，否则危害甚于病毒。

传染病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是1918年蔓延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估计造成了5000万到一亿人的死亡，那次也是现代医学第一次面对前所未见的巨型疫情。

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蔓延，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图为1918年堪萨斯州，流感受害者涌进附近的赖利堡急救医院

这场大流行发生在医学远不如今天进步的时代，科学家也还不知道原来存在病毒这样一种病原体，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严重的疾病。隔离是唯一的手段，各种奇特的猜测比起今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各国的媒体上充满了各种推论，有的猜测病原体是德国潜水艇散布的生物武器，有的认为必定与犹太人有关，有的报道则认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卷起了地下土壤不知名的病原体，甚至认为和爵士乐或舞厅跳舞有关，研究者乔登.贝斯曼(Jordan Baseman)的形容是，就是“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事都可能”。

三个学者在努力寻找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

巴西报纸描绘的德国潜艇在散播西班牙流感病毒

一些阴谋论如今仍在盛行，各种非理性恐慌也四处弥漫。对于武汉同胞的过度排斥，为了防疫将宠物猫狗扔出窗外摔死的案例，或者渴望找到对抗病毒的各种古怪秘方见诸微博，国外对国人旅客产生的畏惧排斥也偶有发生，印尼甚至有谣言短信宣称必须尽快丢弃小米手机，因为病毒会随时透过网络信号或手机麦克风孔洞窜出来。

一些心理学家，例如马克.沙勒(Mark Schaller)曾经剖析，畏惧传染病与歧视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联。2019年南非发生的严重排外事件里，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与学生受到歧视和暴力攻击，外国人也被扣上传染病的帽子。

拿出过去流行的各种传染病范围的地图，可以看到，所有的传染病范围都有所局限。举例来说，莱姆病(Lyme disease)只在北美和欧亚大陆流行，非洲印度一概全无；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近年来合计造成800多人死亡，只在中东、非洲北半部、印度和韩国爆发疫情；日本脑炎源自日本和东南亚区域；寨卡病毒(Zika virus)则在中南美、西非及东南亚特定国家散布。

2015年，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在韩国爆发。其间，韩国因MERS被隔离的人员累计达16693人（图/美联社）

人们习惯把疾病扣上地名，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梅毒。在15世纪梅毒刚开始在欧洲蔓延时，德国与意大利地区称之为法国病，俄罗斯人称作波兰病，葡萄牙人称之为西班牙病，后来的日本人称之为琉球疮或唐疮。

在一片混乱中对抗黑暗

在全球化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互动联系密切，但当危险来临，打断这些互动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一旦SARS或新冠肺炎这样的黑天鹅降临时，便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瞬间暴露出人类力量的脆弱。

疫情目前已扩散至许多国家，除了国内与前往国外的旅客，也已有许多外国籍患者。巴基斯坦和印度有多起确定的本国人病例，菲律宾已有第一起境外死亡病例，苏丹则有可疑病例。

病毒蔓延跨越国境与族群，只跟着交通路径移动，只受限于防疫，并不局限任何区域，国外许多种族主义的言论、歧视的恶行，在这个各国民粹排外的年代，显示出人们面对疫情的卑怯心态，这在传染病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2020年2月2日，旅客在通过重庆北站出站口的体温检测通道（图/新华社）

但是与此同时，理性的声音从没停止，对于不要歧视武汉人的呼声、对于野味产业的积极检讨、对防疫措施的批评讨论、对医护人员的支持，还有许多政府单位与人民对于武汉人的接纳措施，网络上信息平台的努力提供丰富资讯、辟谣等等，都显示出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在凭借强大的努力克服疫情中的恐慌与错误，以达成更好的防疫方式，这是我们社会必须在这次灾难中努力的方向。

疫情考验着人们能否在检讨与批评之际，仍然信任彼此，能否共同为更好的制度努力，不掩盖问题，也不因批评陷入僵局。

因非典殉职的意大利传染病专家乌尔巴尼是极度热爱生命之人，在纪录片中，他骑着摩托车穿过东南亚的乡村，笑容灿烂，他的妻子念着他留下的一段文字，其中这样说：

“几天之前在晚餐过后，我骑着摩托车出城去，让自己放松任意漫游一番，在夜里漫无目的，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游荡。一切如此美好，青蛙与各种动物好像在对满天星空的美丽说着话。唯一令人忧伤的是一切那么倏忽即逝，只留稀少在我的指间。我自忖我该付出些什么以对得起这些美丽。”

2020年2月2日，天津首位治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出院（图/新华社）

2月2日这天传递了一点希望，过去七天的治愈人数已经首次超过了死亡人数，疑似案例下降，我们希望这趋势能够保持。

此刻在为疫情奋战的人们，还有正在对抗病魔的人们，或许正都在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的那些美丽而战，不分任何疆界与群体，让我们继续对抗疫情阴影下的痛苦与压力，不被击败。

作者 | 邓晨

排版 | STAN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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