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这次能摁住吗？

“6周抵12个月”的放水

2020年，它都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你意识到了吗？

对那些雄心勃勃，依然试图不断进行阶层攀升的个人来说，宏伟的年度计划恐怕已实现无望。但这不要紧，只要房价还在原地，人生总有机会。

但4月份，京沪深一些单套数千万的盘被瞬间“秒光”，房价好像又要上路了。那么，机会在哪里？

房价已是一种货币现象。当房屋的金融属性凌驾于商品属性，那么价格就更大程度取决于货币，而不是居住需求本身。但货币总是有约束的，如果约束存在，它便无法上天，如果约束消解，情况就会麻烦。

因此，理解它的外部约束，才能真正理解房价，理解人生。房价的第一个约束是“美元约束”。我们从一个数据谈起。

前不久，德意志银行分析师Alan Ruskin统计了一个数据，在疫情于欧美大规模爆发后的六周时间里，十国集团（G10）的央行已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了2.7万亿美元。G10 包括：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瑞典、法国、瑞士、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的富人俱乐部。

2.7万亿美元，约等于英国或法国一年的GDP。其中，美联储一马当先，资产负债表扩张占总量的2/3。疫情蔓延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仅有3.8万亿美元，但现在达到了6.08万亿美元。

数据背后有两点要注意：

1、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12个月扩张的总量不足2.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现在的1个半月的扩张，已经超过上次危机12个月。的确，有些药一旦用了，就不能停。

2、  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所释放的“钱”仅仅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必须通过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乘以一个理论上的货币乘数之后，才能变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钱”，后者将带来购买力扩张以及通胀。

货币乘数是经济学家通过数学推演计算出来的，在极度简化的状态下，通常是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比如存款准备金是10%，那么它就是10倍。但它最终取决于诸多变量，比较复杂，我们只将它理解成为一个将基础货币成倍扩张为购买力的过程即可。

以美国为例，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货币乘数平均值为9.7倍。最低水平是有信用紧缩风险的2009年，当时的货币乘数为4.6倍。也就是说，即使选取历史最低的货币乘数4.6，这种购买力的扩张也是惊人的：假如是1万亿的基础货币释放，那么最终将创造4.63万亿的“钱”。

显而易见，“6周抵12个月”的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大扩张意味着，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结构性改革，恐怕不会再来。相反，非发钞国内部银行系统货币超发的“美元约束”，却正在被打破。

两种约束，冰消瓦解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美联储、德意志联邦银行（欧元诞生之前的那个才算）以及瑞士央行，曾一度是西方世界最具独立性的三大央行，但它们依然时刻受到来自于政府的压力。其他央行，则更难说是独立的，即使是英国和日本，财政部或财务省对央行的货币政策，甚至人事权依然有关键的影响力。

就像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所表达的，美联储2020年3月启动新一轮的QE，已经明显超越限度，背后和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有着莫大的关系。美联储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是一位投资银行家，曾担任私募机构凯雷集团合伙人。他打破了相对超脱于华尔街的学者和大学教授担任美联储主席这一数十年的惯例，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发钞国央行美联储的大规模放水，会对非发钞国，特别是那些本币绑定或部分绑定美元的经济体带来强大的外溢效应。从本质上讲，一下子就打破了全球各国央行和银行系统大放水的“美元约束”。

美元经常被人指责。很多人认为，美国人依靠发钞国的金融霸权向全球人民收取“铸币税”，而阴谋论者更形象地比喻为“薅（hao）羊毛”。其实，收铸币税这个事情的确是存在，谁叫你没这个资格呢，对吗？

但不容否认，美元的强势存在，也给全球人民带来了一个正效应——它成为了非发钞国的执政者和货币当局在国内进行货币发行时最强大的外部约束，有效地限制了统治者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并向工薪阶层收取“通胀税”，从而弥补财政亏空的能力。

收取“通胀税”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的时代，比如一战之后的德国，比如和美国闹翻之后的委内瑞拉，比如从来没有好起来过的津巴布韦，还有……

“美元约束”的逻辑并不复杂。

当统治者和权贵控制的银行体系大量发行货币，那么本币就会出现相对于美元的快速贬值。当这个趋势出现，将导致资本争先恐后地外逃，因为即便抛开经济基本面恶化，只考虑汇兑损益，跑得慢的人都可能血本无归。这些资本有外资，也有本国富人的钱。于是，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基本面恶化—货币超发—本币贬值—资本外逃—基本面继续恶化—货币继续超发—本币继续贬值—资本继续外逃……（循环）

2019年的土耳其就是例子。埃尔多安用信贷狂潮支撑着奥斯曼帝国的旧梦，但在美元面前，土耳其里拉根本不堪一击。最后，他只能对外向美国服软，对内叫停了一大堆伊斯坦堡和安卡拉那些用来象征奥斯曼式威权符号的超级“铁工基”。

但是，这个约束必须以美元的强势为前提，倘若美元也同步大规模超发，大家一起比烂，那么“美元约束”的力量就大幅降低了。非发钞国本币贬值的压力也就缩小了，于是为其货币扩张留下了充足的空间。现在，美联储和发达国家央行“6周抵12个月”的扩张速度，很可能意味着“美元约束”的冰消瓦解。

除了“美元约束”，对非发钞国货币超发的另一个约束是“石油约束”。

泡沫，绝不可超过某个阈值

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治理者，对通胀往往极为敏感，因为后者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石油是最核心的大宗商品，可以作为化工原料，也是交通和工业的燃料。它决定着老百姓“衣食住行”所有方面的价格，它是输入性通胀的第一因素。

因此，在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时候，相对负责任的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时，就一定会有所保留。但国际油价如果进入一个持续下跌的通道，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货币当局将没有后顾之忧，在宽松问题上，便有了极大的政策空间。

对此，我们必须知道2016年中国房价大爆炸之前发生的事件。2015年，我们罕见地启动了5次降息降准。

降息：从3月1日到10月24日，五次降息，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从5.6%降到了4.35%，降低了1.25个百分点。

降准：从2月5日到10月24日，五次降准，将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20%降低到17%，中小型银行从16.5%降低到13.5%，即银行业整体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

2015年，全球经济早已从2008年的大衰退中走出，为何中国还要采取强度如此之大的货币政策手段？首要原因是，由于“四万亿”的刺激作用衰减殆尽，当时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2014年，中国GDP增速只有7.3%，而2015年，增速更首次“破七”，仅为6.9%。

但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经济下行与货币政策，而是石油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相关性。

2014年开始，全球原油价格下降，除了需求端的疲弱，重要原因之一是页岩油爆发。2014 年，全球页岩油产量增长 114 万桶/日，是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 1.5倍。到2015年，国际原油市场进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大的萧条，油价在底部反复挣扎，全年布伦特均价54.4 美元/桶，创10年新低。

也就是说，在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石油约束”消失了，这客观上为货币政策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之后发生的事，众所周知：2015年年中，A股迎来“杠杆牛”。2016年，房价又进入了新一轮上涨。

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如果仔细跟踪非发钞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很容发现，石油价格和货币宽松还是紧缩，有非常强的关联。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都是如此。但两种人除外——“失败国家”和产油国。

到了2020年，“石油约束”再次消失。石油现货的价格跌入谷底，而石油期货的价格更是变成负值。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石油约束”恢复的可能性都不大。主要是两个原因：

1、  供应方欧佩克组织正趋于瓦解，作为欧佩克老大的沙特，号召力早已不如以前。而日益依赖于石油的俄罗斯和美国新崛起的页岩油，是国际原油供应方新增的两个超级变量。“三家分晋”的博弈，将彻底改变1960年代欧佩克成立以来，供应方介于寡头和垄断之间的强势地位。

2、  全球市场对原油价格的预期依然很糟，期货价格变为负数就是最直观的体现，这背后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更糟。非洲、印度的疫情，可能才刚开始。也就是说，石油作为工业血液，需求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都将萎靡不振。因此，即便俄罗斯和沙特最终达成了减产协议，油价依然以再次暴跌予以回应。

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洪水的两大制约“美元约束”和“石油约束”正同时被消解，再加上各国刺激经济的燃眉之急，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施展空间，将如同辽阔的草原，任凭货币当局纵马驰骋。

越大额的钱，总是越聪明，总能最先洞察到资产价格和外在约束之间的此消彼长，从而快速行动，抢购资产，而其他人后知后觉。这个规律在过去几年，一直都屡试不爽。

在避险优先的时代，土豪与富人在资产的币种之间权衡，而殷实和小康之家则在资产的属性上选择。在京沪深，那些被“秒光”的核心物业，以及深圳那位银行信贷经理“买房风险还可控，就怕真去做生意”的奇幻判断，已经折射了苗头。

如果说2016年的房价大爆炸，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怀疑奋斗是否有意义。那么现在，倘若不及时摁住新一轮可能发生的资产价格向上趋势，那么一些部分人将可能不再怀疑奋斗的意义，而是会直接怀疑工作本身是否还有价值。

疫情无法摧毁人生向上的原动力，但超过某一个阈值的资产价格却可以。它是深不可测的吞噬人心与共识的黑洞，是最大的风险，必须对它采取果断措施。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再承担一次失手的后果。（保罗）

作者 | 谭保罗

排版 | 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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