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泡汤了

文 | 朱秋雨

编辑  | 张宝珠 

春节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逃不开两个：车票、钱。

尝过年终奖滋味的人，总按捺不住对那个不确定的数额的期许。平日辛勤工作，为的就是年底那份焦灼的等待——等待“何时发年终奖”的答案。

有专业机构的最新调研显示，2020年，半数职场人的年终奖少于或等于1个月工资。只有6%的人年终奖超10个月薪水。后者中，有三成从事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也占据一定比例。

有人满心欢喜，有人却收获了一地鸡毛。“没达到年终目标”“部门效益不好”，是老板们挂在嘴上的说辞。但更多时候，没收到年终奖的人，连理由都不能拥有。

“你公司的年终奖发了吗？”知乎上有人提问。

答案五花八门，有网友吐槽：“这问题下面回答差距这么大，有的发了十几二十万，有的发了柴米油盐。”

只收获了柴米油盐的人，年也得继续过。

1月30日，成都的银行职员李六月没收到年终奖，但她收到了春节假期的补班通知。

“非常后悔，十分后悔”，李六月不断责怪自己：怎么就没早点辞职呢？

没有年终奖，是她12月底就知道的事情。“达不到年终目标，不会发任何奖金，”分部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李六月相信，这位领导显得也很无奈，因为他还说道，“我今年也一分钱没有”。

一切的变化始于2020年10月底，李六月刚转正。新调任的“顶层领导”来了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为这个总部在成都的互联网银行制定了年终目标。李六月形容，目标“高上天”，“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完成”。

但她没预料到的是，目标完不成，果真能让年终奖泡汤。她所在的部门属于新成立的业务外包部门，没有历年年终奖的数额作为参考。但李六月是在意的，入职前，她特地问过人力资源总监有关年终奖的事宜。

李六月记得，她收到的都是有些模糊的答复。人力资源总监让她找领导询问，领导给她的答复是：“努力工作，年底一定会有奖励。”类似这样的答复不止一次，逐渐成为了她工作的动力。她还记得，好几次同事犯错时，领导还会用略带威胁的语气告诉他们：“小心年底不给你们发年终奖。”

而现在，确认收不到年终奖以后，李六月也开始心不在焉了。自12月底以来，部门的同事已经有三位正式离职，其他部门认识的人也离开了“三四个”。讽刺的是，银行最近还在以拓展业务为由，大肆对外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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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真能省成本啊”，她感叹道。所在办公室是新装修的，连墙壁都是新的，一层坐着一百多人。崭新的办公环境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在李六月眼里，新招过来的人，都是从公司原应给员工发年终奖的钱节省下来的。

工作了十年的叶钦也遇到了他眼里最抠的公司。2月的第一天，他收到通知，所在北京某国企的投资集团给部门员工发的年终奖是1.5薪。换句话说，他获得了半个月的薪水作为奖金。

这是他2020年跳槽三次后留下的公司，只在其中工作了五个月。他早就有心理预期，但当他真正看到数额时，他还是感到低落，“拔凉拔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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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钦从事的审计工作，属于反舞弊领域，主要任务是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他曾经去过多类公司，基金、保险、地产公司等。在他的经验里，年终奖的数额与该部门在公司的地位成正比。一般而言，金融、地产业会给更高额的年终奖，最多的一年，他拿了30万。

上一次给叶钦发年终奖的是深圳的一个家族企业。他不喜欢里面的管理，形容其“非常别扭”，“一把手不好对付”，身处其中像是“夹缝中生存”。

但如今回想起来，他能数出不少优点：“部门的人都很好”“离开的时候同事为我做了视频”“经常培训，出差也有固定补贴”。还有重要的一点，年终时管理层阔绰地发了10万奖金，这是他年薪的五分之一。

不过，即使回报颇丰，叶钦也抵不住家庭的压力。辞职回北京，是他面对家庭时做出的妥协。在深圳呆的1年半时间，他与在北京的妻儿两地分居。他喜欢挑战与变化，妻子则喜欢安逸、稳定的环境。最后，还是他回了北京。

回归家庭的他对现状感到不满。面对大幅缩水的年终奖，他认为，这能看出公司对基层员工的态度以及管理模式。“大面积压低员工收入，而非按劳分配”，他形容，“这是逆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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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钦的观察里，所处公司工资低已经成了多年来的惯性。“1.5薪已经算阔绰大方了，”他给了个论断。他了解到：“早期公司政策是干满十五年分房子。”他接着强调：“海淀的房子，学区房。”

言下之意是，房子是其过去工资低却能留住员工的原因。而他，留不住了。

没能抓住早期红利的叶钦，想抓紧跳槽。

“想去什么样的公司？”我问他。

他下意识地回答：“给钱多的。”他计划春节后就联系过去的人脉，找寻新的机会，“争取做领导，爬升一下”。

叶钦认为，他还在黄金年龄，还能抓紧拼一把。

连续两年没收到年终奖的王嘉，却失去了抓住新机会的野心。某一本财经院校毕业的她也工作了十年，经历了五份工作，换了三座城市后，如今她在福州的某家售卖银行POS机的私营企业担任文职。

2019年，公司以业绩下滑为由没给全体员工发年终奖。王嘉记得很清楚，老板在2020年的年会上发言表示：“2019年是过去最艰难的一年，但也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我们的2020年，是想着要如何活下去。”

当年的新春礼物，是一箱糖果大礼包。

过了2020年，公司业绩肉眼可见地下滑，她自己心理也有感觉，“也不敢多要，能正常发工资就不错了。”只是，今年不仅没有年终奖，连年会都取消了。

能留住她的，在于公司的双休制度，以及与住处较近的通勤距离。过了三十岁后，安稳、自在的生活对王嘉而言成了人生的首要选项。她赚得比以前少了，社交圈也固定了下来，常联系的朋友不多，公司的同事都是比她小10岁以上的95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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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在过去的一年，公司同部门前后已经更新了几波人，她还能坚持在那儿工作。她自称是“老阿姨”，自知年龄到了，34岁的她在职场不占优势。过去跳槽的经历已经亲身告诉了她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没有太多牵挂。

32岁后，父母亲都已经离世，没人在她耳边唠叨催婚，也不再有人需要她花钱孝敬。她的生活开销里，只需要顾好自己。没收到年终奖的两年，她也没回家乡，呆在了福州朋友的家里，吃上了别人妈妈做的，而她并不习惯的福州春年宴。

“福州菜太甜了，他们做啥都爱放糖。”

王嘉的困局不是个例。多家专业机构做出的调研显示，私营企业发年终奖的力度更小。据《2020年职场白领薪酬报告》显示，在我国，国企的年终奖相当于员工薪酬的2.1倍，而民企的年终奖则相当于日常薪酬的1.2倍，竞争力有所欠缺。

同样为私营企业打工的李超，面对泡汤了的年终奖，给出了一个“社畜”般的论断：不发年终奖，“不需要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在天津市一家物业公司呆了五年半，已经连续三年没拿年终奖，但他习以为常了。

困住他的首先是公司领导间的博弈。据李超表述，2018年以后，集团派来的一位“喜欢找茬”的分管领导，常常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指点，“这不行那不行”。自此以后，疲于应付检查的部门同事，都没有领到过年终奖。

他还被现实困扰。哪怕对所在公司怨声载道，他也发现，天津市内的大型商场给物业的薪酬均相差不大。“有的已经大幅裁人了”。他给了自己坚持的理由--“破罐破摔”，能坚持一天是一天。等到有一天被裁，即可拿到公司的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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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学会了自洽，他也时常感到自责，在一个干了14年的行业，过年收不到年终奖，他连给妻子买衣服的理由都没有了。他平常月薪只有3000出头，有时还得靠双方老人的“接济”。这样的状态他形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李超成家之后，他也时常顾不上自己。最近一次拿过的年终奖，5600块，他给老人买了年货。“春节离情人节很近”，也给媳妇买了东西。但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2015年他人生中拿过最多的一笔年终奖--两万块。当时他没结婚，喜欢“捣腾摄影”，咬牙给自己买了一部8000元的单反相机。

李超摄影图片

叶钦也有类似的感受，年终奖的功能，更多的在于维系家庭生活上。房贷，小孩教育、保险、养车，他随口列举了好几个，都是他年终奖支出的几大块头。“养儿难”，他感叹，更何况，他身边充斥着有严重育儿焦虑的“海淀家长”。

他举了个例子，自己的前房主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为了孩子将房子卖掉，“穿着一身破衣服”，搬去了清华北大附近的房子。他的语气里带着一股唏嘘，补充了一句：“我们之中能安度晚年的人，少之又少。”

《安家》

他的中年危机也到了。今年只得到了过去十分之一的年终奖，他开始学会重整生活。如今他会切身注意到物价的飞涨，篮球场收费2小时要100块，他抱怨太贵。以前发完年终奖会买来抽的雪茄，现在他也忍住不抽。

历年来最让他感到得意的是，他还用年终奖买过“一千多一只”的澄海狮头鹅，“味道好极了”。

他今年也没买。

“北京给不了我希望”，叶钦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李六月同样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过去，年终奖对初出茅庐的她而言，是一种盼头——“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工资并不能满足我，就想象年底会发奖金。”

没了“盼头”时，李六月还没领到1月的工资。想到一直以来的发薪日期，她担心没钱回家过年。

“实在不行，向我们银行贷款，借钱过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To define is to li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