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彬:学生成绩离学生成长究竟有多远?
彷徨于教授与校长的跨界生活
文|周 彬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海宁实验高级中学校长]
一提到教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那怕是在教育专家面前,每个人都非常坚守自己的观点;一提到治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可真到了医学专家面前,每个人都极易放弃自己的体验。作为研究教育的人,看到自己的研究所得,被一线校长和教师置之不理的时,要么为了自我满足而指责他们的“无知”,要么在接受事实时痛感研究的“无能”。可是,作为一线的校长和教师,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才不接受;作为教育研究所得,难道对教育实践又真的那么“无能”吗?我不相信校长和教师们的无知,我更相信步入和接受教育研究,可以让校长和教师们变得更加有知;我也不相信教育研究的无能,但我相信走近和了解教育实践,可以让我们的教育研究变得更加有能。
一、理论与实践都只为自己活着
尽管我自己是从事教育研究的,但这所学校接受我作为校长,教育研究只是一个背景,最直接的理由,是我曾经在好几所中学,尤其是几所高中兼任过职务,或者在这些中学推动过一些改革。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总认为理论与实践是可以相互了解的,也是可以相互交融的,但在教育实践中一定有一套实践的标准,正如在教育研究中也有一套学术标准。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前,没有人去查阅我究竟写过多少篇论文,出版过几本专著,有多少篇论文曾经引用过我的观点,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人是否有过相同或者相近的经历,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激情去点燃这所学校的激情,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带动这个团队。同样的道理,当我在大学里参评教授职称时,也没有人问过我,在中学当校长有什么感受,自己是如何管理这所学校的,究竟把这所学校管出个什么样子出来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同样的教育领域中,用来评价他的标准却是迥异的。在大学里,如果你说你是多么的辛苦,你为了工作是多么的早出晚归,除了大家当面说你是一个勤奋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在内心深处佩服你。大学里追求的是智慧,追求的是思想,当然如果是个性化的智慧和独特性的思想,那就更容易被他人所敬仰。至于这些智慧和思想是不是真的有用,并不是判断智慧和思想是不是正确的标准,毕竟有些智慧和思想是滞后于实践的,更多的智慧和思想是引领实践的。如果你非得固执地用今天的实践,来判断今天的智慧和思想是否正确,那你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是要受到大家鄙视的。但当我来到中学以后,明显感觉到大家更关心的是你对这份工作是否有足够的投入,大家都相信,只有在足够投入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推动教育实践的智慧和思想;而且判断智慧和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肯定是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能够改变教育现状。
之所以说,从大学到中学里工作,是我在自找苦吃,并不是说在大学里的生活都是甜,到了中学里就都变成苦的了。真的苦,并不是中学生活的苦,也不是大学生活的苦,而是指在大学和中学双重标准的要求下,在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纠结与彷徨。但正因为有了这份彷徨,才让我明白了,教育研究并不是用来达成教育实践目标的,而是拿来为教育实践者纸上谈兵提供术语和思维操练,如果真的要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还是需要教育实践者自己去排兵布将;与之相应,教育实践者也并不是对教育研究感到无知,而是教育实践者必须在众多教育研究成果之中,选择出能对自己办学思路起到引领作用的研究成果,否则教育实践者会因步入教育研究成果的丛林中而迷失自我。
二、“越理想”你就得“越现实”
理想中的重点中学校长,对自己而言应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对学生而言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校长,对教师而言应该是一个关怀备至的领导。对我来讲,来到中学做校长,本身就是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而来,似乎更应该少了那些现实的世故,少了那些功利的急躁,似乎更有条件让自己做成理想中的校长。然而,当你真做了这所学校的掌门人时,你就发现理想只是个人的,而现实则是学校的,对校长而言个人的东西你得暂时保留起来,而学校的东西你得大踏步地追求起来。只有当学校已经稳步发展起来后,你的个人理想才有可能转变成你的办学理念,让学校沿着理想的路径发展下去。我是一位为理想而来的校长,可一旦把脚踩到中学的地盘上,你就发现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只有战胜了现实的校长,才可能让自己的教育理想生根发芽。到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温文尔雅不是外在表现出来的,而是对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那份淡定心态的外在表现;当一所学校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这份雅致就变成了奢侈品,毕竟仓禀实才知礼节!
来到中学,我的一直主张要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是说,有了全面的办学,才会有可持续的教育质量。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于实践来讲,很多的人都很是质疑,你不要先讲全面发展,你得先把教学质量搞出来。我说没有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教学质量;那他们就说,这就表明你所谓的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只是一个美丽的理论而已,我们需要的是教学质量,你先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说要全面发展,我们都认了。这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理想主义者认为,只有满足了我的条件,我才能够产出什么结果;而现实主义者认为,你先产出了什么结果,我才可能满足你需要的条件。于是,理想主义者指责现实主义者过于功利,甚至于过于霸道,哪有没有条件就有结果的道理;现实主义者指责理想主义者过于理想,甚至过于幻想,哪有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提条件的!
做了校长,教师们对校长最大的企盼,并不是你有多么完美的办学理念,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能够提高大家“待遇”。校长的办学理念越完美,教师们要把理念转变为现实就越艰难,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投入就得更大。既然要让教师们对工作的投入更大,那么他们对自己待遇的预期也会更高。与之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有更好的成绩或者有更好的成长,但不管是更好的成绩,还是更好的成长,都会对学生的当下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你凭什么来要求或者吸引学生对当下的学习有更多投入呢?你用更遥远的目标,来要求或者吸引最当下的他们,这样的效果是很难显现的。面对这一系列现实的问题,那怕你有着更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你对学生学习过程有着更科学的指导思想,可你用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实呢?其实,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从教育中要直接换来经济回报,或者立马就要换来享受或者享乐,都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但如果你要教师或者学生为了过于遥远的目标,而牺牲当下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这个要求也是过于苛刻的。于是,这就需要学校管理建设与教师发展相适应的教师荣誉体系,与学生学习相适应的学生荣誉体系,用这两个荣誉体系把师生的未来和当下联系起来。只有为师生提供一个在近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你才不会去指责他们对前程过于不负责任,你才不会去指责他们对当下过于享受主义。所以,这儿的“待遇”即不可能是纯粹的当下利益,也不可能是抽象的遥远理想,而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荣誉”,这个“荣誉”即可以兑现当下利益,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实践遥远的理想。
三、通往成功的路上布满试误
我所在学校是一所县中,是一所年年都要直面高考成绩的学校,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最受应试教育压迫的学校。曾经在一次高三教学的校长表态会上,我说这可能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让一位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来向大家表态我们会如何让学生考出更优异的成绩来。其实之所以敢到高中来,就是因为在我的骨子里,认为教育学是可以和优异成绩调和起来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个调和的过程注定是艰辛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一直对立到现在。今天,很多人都会站在教育的道德高地上,批判今天的教育为了成绩,甚至说是为了政绩,在干着如何“反教育”的事情,是如何让孩子们因为教师的“毁人不倦”,而滋生出各种“非教育结果”。可是,我们人虽然站在了道德高地上,可是我们自己的脚踩在哪儿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观点变得高高在上的时候,我们的行动究竟为教育的人性化和科学化做了些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但我们不能天天幻想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可能我们只能真真切切地经历过成千上万次的教育试误,才可能靠近这个高高在上的教育高标。我不相信整天摇旗呐喊的人,我更欣赏脚踏实地的人。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包括在我以前的心目中,我也认为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教师的教学业绩挂钩,应该是一种极其机械而又落后的教育理念。可一旦面对教育现实,特别是面对学校管理的现实,你就发现,校长与教师之间是很难在先进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的,于是只好在落后的教育理念上相互博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学生的成长,但学生的成长又表现为什么呢?我们不能用学生眼前的成绩,来替代学生长远的成长;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学生眼前的成绩,去一味的追求长远的成长吧?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踩着学生当前的成绩,去追求学生长远的成长。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学生成绩时,要有可持续的教育理念;可这并不是一种号召,而是一种理念,一种需要足够多的智慧和足够多的投入,才可能予以落实的理念。现在大家都在指责中学,尤其是高中只看重成绩,而不注重学生成长;我倒是想问这些指责别人的人,你说的学生成长究竟是什么;学生成绩离学生成长究竟有多远,从学生成绩到学生成长需要怎么走,是不是获得了学生成绩就会必然丧失学生成长?我无意于为应试教育辩护,但我提倡要脚踏实地地搞教育,真正找到一条从应试教育通往素质教育之路,而不是通过高调的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教育理念是多么的先进。
理想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并不是你自己想想就出来了的,当然你得有这个理想。你必须经历诸多并不理想的管理过程或者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完善和理想化,才可能进入这种理想化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否则,越是理想的管理或者教育境界,就越只是一种想象的境界,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境界。管人和管心,最理想的管理境界,肯定是管心,因为管了心,人自然会跟着心走。这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理想的管理理念,可事实上,每个人的心是跟随着自己的利益而走的,只不过这儿的利益不仅仅是钱或者物质,当他的心跟着利益走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以文化人了。当你要形成管人的文化时,你就得从具体的利益开始,而不是整天唱着以文化人的高调。刚来到这所学校,最先启用的就是最原始的管理模式,那就是要求教师几点上班,几点考勤;当大家养成上班的习惯后,逐步放松了考勤,但加强了对教学质量的考核,从而把“把上班当成任务”转变成“把好的教学质量当成任务”。目前还期待着,逐步放松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进一步加强对教师教学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核,从而把“把好的教学质量当成任务”转变成“把做一名好教师当成任务”,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教师才会把自己的利益、学生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融为一体。
在大学里,一直追求的是更科学的方法,更前沿的思想。可到了中学里,你才发现,要在学校里实现科学的方法,既要付出探索科学方法的成本,承担实施科学方法的成本,还要承受抛弃旧有方法的成本。一旦写在纸上,你会觉得这些都只是成本而已;可一旦到了实践,方法就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成本也不是钱多与钱少的问题,而是方法与成本都是与人融为一体的,要改变的不是久有的方法,而是拥有久有方法的人;要承担的成本远不只是钱,而是要让敢于改革自己或者迎接改革的人,敢于抛弃昨天的自己,追求明天的自己,从而享受今天的自己。学校管理与工厂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工厂升级换代需要淘汰和更新的是工具,而学校需要淘汰和更新的是人;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企业升级换代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来实现,而学校往往是优秀人才流出去了,而更多的人却巍然不动!所以,学校是“人育人”的场所,当我们不能象工厂淘汰工具那样淘汰教师,当我们不能象企业流动员工那样流动教师时,“人育人”最重要的工作,就变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信任、培育和激活“育人”的那个人了。
(来源:教育日常生活批判@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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