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夫妇在斯坦福毕业礼上的演讲：乐观不是等待事情变好

比尔•盖茨与夫人梅琳达•盖茨同台演讲

恭喜你们，2014届毕业生！能受邀到斯坦福大学做演讲，每个人都会感到兴奋，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斯坦福大学是我的家庭成员和微软员工们最喜欢的大学。我们在这里收获了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同仁，而他们只是斯坦福毕业生中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们在这里进行着30多个研究项目。当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免疫系统，以治愈更多病人时，我们与斯坦福合作；并我们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时，我们与斯坦福合作。

这里是天才的居住地。这里有灵动的心，正敞开怀抱迎接改变，渴望着所有创新之物。人们在这里探索未来，乐在其中。这个校园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东西，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最喜欢斯坦福大学的地方，那便是“乐观主义”。

（盖茨夫人此时接过话茬）一些人叫你们书呆子，我们听说你们正为此而感到骄傲。（盖茨接着说）“我们也是（书呆子）。”（说完两人都戴上了文章开头照片上相同的书虫眼镜，然后盖茨调侃说“都是自己的眼镜，没什么区别嘛。”）

乐观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情绪，它让每个人坚信创新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信念驱使我在1975年辍学（底下学生笑），并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而与日剧增。到现在40年过去了，我们结婚也20年了。现在我们也比过往任何时候都乐观。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我们为什么需要乐观精神。

胸有成竹之前，先去看看这个世界

当我开始写微软的第一行代码时，我希望将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最大化。在当时，只有大企业可以购买电脑。

到了9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在同时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境：只有富家子弟能得到计算机。技术正使不平等现象恶化，这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信念——科技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开始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我们给公共图书馆捐赠个人电脑，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1997年，我到南非访问，住在当地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当我和这个家的主人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他们敲了一下钟，叫来管家。晚餐后，男人和女人分开，男人们开始抽雪茄。

当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还好我读过简·奥斯汀，不然我可搞不清眼前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简·奥斯汀是19世纪英国文学家，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反映了19世纪英国乡绅阶层的礼节、成长、教育、道德、婚姻的生态。）

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市西南部的一个乡镇，这里一直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中心。我们给那里的社区中心捐赠了一批电脑和软件，就像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事情一样，但很快，我们发现，这里并不是美国。

从城市到乡镇的距离非常短，但城乡之间却是却那么地不和谐。我感觉自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我见过贫困数据统计，但我从未真正目睹过贫困。那里的人民生活在瓦楞铁皮棚，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大多数人没有穿鞋，他们光着脚走在街上。那里的街道空空如也，泥泞中透出隐约的车辙。

社区中心没有固定的稳定电源，靠一条连到大约200英尺外的中央柴油发电机的延长线，勉强维持电力供应。当我和随行的记者准备离开时，发电机的任务便结束了，社区中心里的人也将回家继续担心自己的生计，而这并不是一台个人电脑就能解决的难题。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递给记者，上面写道，“索韦托是一个里程碑，在有关技术是否会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落后的议题上，答案越来越明确——它们正在缩小差距，而非扩大。”

然而我没有说的是，“顺便说一下，我们并没有关注到这片土地上每年有50万人民死于疟疾的事实，我们只负责把电脑送给他们。”

在此之前，我以为我明白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事实上，我却在这件事情上当了“睁眼瞎”，我不得不问自己，“难道我还相信，创新能够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我们不能为了救助，而把最重要的事情却给忽略了。我们必须找到贫困者的当务之急，和当下之需。

见证痛苦，才能让乐观“兑现”

当然，这种自我怀疑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在严峻的情况下，乐观也可以推动创新，并催生新的工具，以消除痛苦。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到真正痛苦的人，你的乐观便不能帮助他们——你将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

多年来，我和我的太太都致力于了解贫困人士们最迫切的需求。在后来的南非之行，我拜访了一家医院，那里满是患结核病的患者，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戴着口罩的海洋，上面飘着一大张地狱候选名单。

但与第一次索韦托之行不同，后来再深入“地狱”让我更想做些事情。我从医院出来，上了车，告诉与我们合作的医生：“我知道结核病是难以治愈的，但我们应该能够做一些事情。”

有人习惯把乐观指称为“错误的希望”，但想一下，“错误的无望”是否同样存在？有人说，我们不能战胜贫困和疾病，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今年，我们的抗结核药物研究正在进入第三阶段，经过努力，这种病的治愈率已从50％提升到了80-90％。

乐观不是等待事情变好，而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各行各业的教授，创新的软件和药品。这里的人们对未来充满渴望。然而，如果你在美国街头问问人们，“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多数人会回答，“不，我的孩子未必会比我过得更好。”他们认为创新不能改善这个世界。

这些悲观论调是错误的，他们的想法一点都不“疯狂”。如果我们不注重创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惊人的发明，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不会治愈疟疾，不会结束贫困，不会帮助贫困农民应付不断变化的气候。

乐观不是消极地期待事情变好，而是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任何时候，乐观都能加速创新，避免或减轻痛苦。

我们需要同理心，它能引导我们的乐观，带我们走近贫穷和疾病，找到一个个充满创意的回答，给悲观主义者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我的世界观并没有像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更广阔。接下来，你们将引领新的创新浪潮，并把它应用到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很宽广，你可以创建我们都希望的未来，如果你的世界是狭窄的，你可能迎来一个悲观恐惧的未来。毋庸置疑的是，你们会比我做得更好。

（来源：少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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