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败给了什么
我们的教育败给了什么
文|胡子立（现任职于新加坡某中学，又曾于国内高中教学三年）
一
成年后，当我第一次重读安徒生童话时，都在刻意印证托尔斯泰对他的评价。他说在安徒生的童话里他只读出了两个字：孤独。但是有一篇却让我读到了恐惧——《红鞋》。
这篇童话很简单，主角仍然是一个命运凄苦但是可爱漂亮的少女，她非常喜爱红鞋，第一次她得到了一双红布鞋，但却不得不在妈妈的葬礼上穿上她，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后来她被一位老太太收养，在受坚信礼前她得到一双漆皮的红舞鞋，几次去教堂她都穿上了这双被视为禁忌的红鞋。安徒生营造了一个“犯罪”的心理氛围，她因为心里只想着这双珍爱的红鞋，忽略了牧师洗礼时的祷词，连庄严的圣乐都丝毫不能进入她的心。
“所有的画像在看着她、所有的信徒在看着她”，这个“看”事实上是安徒生在看，作者站在审判者的立场，来谴责这“亵渎神灵”的行为。接着顺利成章，写下了对“背德者”的惩罚。小女孩穿着这双鞋跳起舞来，却怎么都停不下来，她还看见了传说中善良的天使，可是天使没有拯救她，而是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着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如女巫的诅咒般，她被判为永不停息地跳下去，最后她只好找刽子手砍下了她的双脚，血淋淋地收场。
“红鞋”如果说是我们真实自我欲望的隐喻，我们在这篇童话里也丝毫没有看到欲望的过度扩张。所谓错误，只是背离了当时以宗教戒律为中心的世俗道德。这个推断可以从安徒生的自述中找到印证：
在《我的一生的童话》中，我曾说过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第一次穿着一双靴子。当我在教堂的地上走着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都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
安徒生写这篇童话时，距离14世纪倡导个性解放，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始已经500多年了。安徒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时，肯定接触过人文主义，但是连他自己大概都未发觉，是主流世俗社会的道德观主导他写下了一篇“一个自我解放者被残害”的童话故事。
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写到：
任何文化都在每一个灵魂中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见解、要求和欲望。对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并尝试改变它们，实际上是每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尼采的“文化”指涉的范围很广，但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的“惰性”，身处同一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只会做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物，如果你身处一个邪恶的时代，你的平凡与追随就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二
记得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提到，文革时，康有为白发未腐的骸骨被一群中学师生掘出，游街示众。相较于之于活人的暴力，我更惊诧这些之于死者的施暴者内心被燃起的邪恶火焰。我们现在可以读到许多那个时代的学生所施下的暴行。
我不禁内心起疑，这些抄家、辱骂、毒打、甚至折磨致死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渗入了教育，而学校的教育就充满了暴力吗？显然不是，而是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思潮洗劫了他们所有的理智与可怜的真善美。教育从业者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受害者，他们更加惨败的是对学生的教化。教育在社会主流思想下显得不堪一击。
五十年后，我身处的中国社会早已逃脱了政治暴力，但是我总觉得我身处另一种暴力。
一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取得某重点院校法学硕士学位并通过了司法考试，然后从事律师职业。不管从思维力、逻辑能力还是感受力上看，都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但执业之初，收入微薄，他时而哀叹，时而焦虑异常，皆因年近三十而未能有体面的物质生活。
我和他的背景相似，家庭所给予我们的物质条件有限，所有都需要自己拼搏。他在异乡，我在异国，我曾开玩笑模仿苏青的那段话说：我们环顾房间四周，看看连桌上的一张纸巾都是自己在外面拼来的血汗钱买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不知道他听了是幽默，是悲凉，还是悲愤？
我奶奶去世后，在家停灵七日，素日里很少见面，大我十多岁的表哥表姐们都聚在了一起。一天，一个鞋老板表哥突然发飙，痛斥一个表姐夫来了不多时竟然就要回家去，“老板”俨然成了孝子贤孙的楷模，我当然不惊讶他何以有这样的底气。
其实他也不过是拿着Macbook在那里上网，然后招呼自己的朋友吃吃喝喝打牌麻将而已。几个表姐都“嫁对了郎”，我未留心听她们聊天，只是末了，一个表姐端详自己刚做好的美甲来了一句闲谈的总结：哎！现在没有钱，没车没房谁肯嫁给你呢。
我于此时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袭来，当然不是为了还没发家致富，而是想到了上一个世代和这一个世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人们依循时代潮流拼命争取“政治先进”；而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又无止境地对金钱进行追逐。那个时代为了表现政治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时代为了聚集财富同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时代政治先进是最耀眼的明星，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天皇老子。社会潮流的力量让我们不得不叹服，教育的效能不如社会上的一个小小“教训”。
以此聚会，我二姨对大姨五味杂陈而又平静地提起了大姨女儿最近卖掉的一套房产：哎哟，你们家XX真厉害，当初300多万买的房子，最近卖掉了700万，有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哦。大姨看起来颇为受用。
我在自己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教师给学生赠言。我引用了胡适之先生80年前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段话：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三
我的一个旧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儿子的事。一天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小伙伴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其他人都带了学生证，唯独他忘了带，他对售票员姐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姐姐不看身高，不看稚嫩的脸，不顾一起来的小伙伴是学生，也不接受事后出示，只是看证卖票，颇有“程序正义的精神”。
小男孩看完电影回到家还是闷闷不乐，他疑惑学校不是教大家诚实讲信用吗？不是教大家要互相信任吗？为什么出了校门就不管用了。我突然想起了几年前一个更为极端的类似例子，一个断腿的人买半票坐火车，乘务员查票时要求他出示残疾证，而这个残疾者无法出示，检票员不接受他的半价票，要求他补票。
我想指出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让学校真善美的教育、普世价值的教育变成了“虚伪的道德说教”。那么教育者是要以“为受教育者好”的名义而进行更适应“现实”的教育吗？教育与社会的这种违和感，到底是谁的错？
我想讲一讲我所在的这所新加坡中学，他们在中学四年里反复向学生传达几个核心价值观，其中有尊重、同情心、忠于祖国、终身学习等等。就比如说中学一年级，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年级长在每一次整个年级的活动中都反复强调最基本的尊重是：别人站在前面讲话时，你应该倾听；而你讲话时，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每次他都花大量的时间，严肃而冷静地说：同学们，尊重就是……说完，一直沉默直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讲话，没有尊重台上的发言者。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也未有一次发脾气。而同时你也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尊重是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曾在一篇记述我新加坡同事的文章中，回忆了我的上司。他每次派任务给我时，都会非常有礼貌地和我说：“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这不是基于私人感情的一种请求，而实在是对他人的尊重。
有一天，我去搭公车，看到一班公车靠站停下后，司机熄火下了车，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见他慢慢走到后门，放下一个铁板，然后走到公车里去。这时，你才看见，公车里慢慢下来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司机随后和他说再见，收起铁板。在超市里，你也同样会看到单独出行的坐轮椅者，收银员都会帮他们把买好的东西妥善安放好，推他们过电子门。 坐轮椅的人，在这里是可以走出自己的屋子，走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处公共场所。学校教授的对老弱病残的同情心，是进入这个社会的基本素质。
近日一则新闻说，在上海地铁里一个人晕倒，周围的乘客瞬间惊散。在当下的中国，到底是社会现实揭露了教育的“虚伪”，还是教育折射出了“世风日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教育者，我仍然坚持，教育需守持一些理想，教导真善美、传播普世价值、启蒙公民。我坚信教育现在败于的世风，有一天同样会败在它的手里。
修改于2014/12/4
（来源：共识网-《白卷》编辑部推荐）
延伸阅读1：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精彩观点
2014年12月13日，由《经济观察报》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共同发起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2015)年会”召开，搜狐教育作为独家网络支持媒体进行了报道。国内外教育官员、专家学者和院校教育工作负责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当下中国教育的热点和面临的问题。搜狐教育特甄选出了此次年会嘉宾们的部分精彩观点：
谈教育本质：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把篮子装满只是渐进型的改革，想点燃一盏灯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谈教育改革：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中国教育的理念是领先的，切莫妄自菲薄，胡乱效仿落后。大家认为美国的好，英国的好，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很先进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制肘。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也不是那么简单。
【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首先要简政放权，在教育领域，建议教育行政部门不应该再有自己直接隶属的学校，可以把高校分为国内大学，省内大学，私立大学和民办大学。
谈教育公平和基础教育改革：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志勇】中国教育改革30多年，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解决了孩子们有学上的问题。但是国人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评价，置疑的声音并没有随着这样巨大成就的到来而减弱。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王嘉毅】我更关心五个方面的问题：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如何确定；公平的内涵和公平的方向； 核心是在公平，未来应该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我们最核心的公平是师资队伍；最后是安全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大家知道教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我认为教师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是一个顶层设计，我在2007年通过全国人大向人社部提出来，要把教师作为教育公务员来确定。
【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我想说教育公平和学校有关，和每位老师有关，教育不只是政府的事，学校主要是从制度的层面保证收进来的孩子能够受到公平的对待。我认为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受教育权，而且还有监督权和建议权。
谈高等教育改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文东茅】钱学森之问，后来他有点解释，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大师是选拔出来的，第一个是在公平的，在自由的环境里，在自由的思想里才能出这种大的理论上的突破性的大师，但我们的环境还不好，一搞就触雷了，如果没有开放的环境很难在重大的问题上有所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过度行政干预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也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诱因。学术权利形成的基础是学术组织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权威，运作逻辑和行政权利是不一样的，是平行的。
【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徐辉】最近有学者问我，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潮是什么?我概括为旧三箭和新三箭：旧三箭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综合化、高水平大学建设，新三箭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学治理现代化、高水平的创业性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最近15年中国高等教育试验了快速的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高歌猛进的利弊得失我不说，我只说一个问题，政府投入了那么多钱，纳税人的权利很大，有权力和义务监督一下耗资巨大的公益事业，确保中国的办学水平是逐渐的提升，而不是逐步下降或者停滞不前。考虑到大学运作的复杂性，依据高校信息公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出了校长越权、处长受贿、学生抄袭等严重的刑事案件，法律法规可以处置。
谈人文素质与社会转型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院周国平】人文素质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于人精神意义的重视和追求，我们习惯概括为真善美，实际是对应于智力品质的情感品质和道德品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国民 问题是很大的。人文精神的另外一个层面是社会层面，我认为是对人类普适价值的尊重，自由平等。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学会生存。并不是说学习怎么活着的问题，而是在一生中怎样更好发展的问题。所谓的人文素养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人在生命中怎样更好发展的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铁芳】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要解决当代人类或者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人始终是中心，要意识到人才是推动一些事务改变的根本。
谈如何激发教育的活力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我们的教育，如果讲极端一点，我们的认识还处于处女地，我们需要很多的探索，这种探索的麻烦就在于我们不知道教学是什么，但是很多人认为已经知道了，就按照知道的东西管。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我们都希望活，我们都不希望乱，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乱，就不可能有活。这个度如何把握?其实人们早已经有策略了。比如说底限加创造，就是解决管与乱这对矛盾的一种策略。
【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从社会的角度看，我认为有活力的教育应该是社会精英、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大量涌流，社会的资金大量往教育的投入，但现在的道路却不太畅通。
（来源：搜狐教育）
延伸阅读2：
教育的底线还在下移
文|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放在高等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它实际的工作重心，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
带上你的疑问，一起看看盗火者与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对话。
盗火者：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杨东平：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与个性发展，从而达到社会普遍的进步。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盗火者：教师的责任是什么?
杨东平：教师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如今的教师正在走下神坛，越来越被视为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从“以教为主”转变成“以学为主”，这是世界性的趋势，中国现在也在发生这种转变，就是真正好的老师是以学生为朋友的，帮助学生、激励学生。
盗火者：您心目中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杨东平：好的教育，以最低的标准来说，是一种善待学生的教育，是不以学生为敌的，是不用考试和作业压倒学生并使学生感到恐惧的，这是最起码的。那么，最高的标准就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为最高目标，是点燃、照亮、唤醒、开悟、得道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具体的考个公务员、考个律师证，那都是形而下的。用老话说，就是先学会做人;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培养“智、仁、勇”这三种基本品质。
盗火者：但是现在恐怕大多数家长，都会把好的教育资源当作好的教育。您怎么评价我们目前的教育水平?
杨东平：现在很多家长把好的教育等同于重点学校，削尖脑袋非要进所谓的好学校。这主要是由我们现在这种畸形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本来，义务教育是一个普世的、公益性的、非淘汰的教育，是为每个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没有很强的竞争性。很多发达国家极力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任何竞争性的活动，但我们现在却制造了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包括超级学校、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薄弱学校，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家长不得不选择所谓好学校，而所谓好的学校，主要是以升学率高为标志的。
盗火者：现阶段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东平：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对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新中国在建国37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才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义务教育法》颁布了20年之后，到2006年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1993年制定的《教育改革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到2000年要达到GDP的4%，实际上这个目标到2012年才实现。这就说明国家对教育的基本态度是非常后知后觉的，或者说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的教育经费状况、教育发展状况，比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都要落后，现在边境地区很多小孩都跑到缅甸去上学了。
盗火者：占GDP的4%，对这个数字您怎么评价?
杨东平：这是1993年的时候，很多专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出的一个目标。现在这个平均水平应该远远高于4%。所以，4%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只是90年代初的一个平均水平，我们居然到2012年才达到。达到了能不能保持住?能不能继续增长?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达到了4%，教育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不是这样，欠账非常之多。所以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在农村地区，直到现在儿童都吃不饱饭，冬天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甚至要背着书桌上课。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还远远没有还清。教育领域经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已经很好了，应该集中精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盗火者：就是说要做好教育的底线，它应该往下走。
杨东平：对，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做义务教育。而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放在高等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教育部和高教部，是合在一块的，后来发现不行，又拆了，拆了又合。到现在只有一个教育部了，但它实际的工作重心，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的。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整党的时候，对教育部的整改意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教育部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几所直属院校的教育部。这个问题今天比那个时候更严重了，它的重心就是放到高等教育上，高等教育又特别关注他直属的这几所高等院校，过去是32所，现在是72所。
（本文摘自《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邓康延、梁罗兴 等 编著，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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