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勇：我们的教育是否有些“过度”了？

素质教育就是适度教育

文|李奇勇（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全部是工业流程中的那些标准，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有活力，怎么能有温度？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适度教育。

一、我们的教育是否有些“过度”了？

技术化：老师有标准、好课有标准，教育沦为“流水线”？

“技术化”，老师把一堂课上得精而又精，每一分钟站在哪里笑，站在哪里看，板书从哪边开始写，字写多大，让哪个学生互动……精细到这个程度，全部是工业流程中的那些标准，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有活力，怎么能有温度？

技术化还反映在评价上，流行的评价标准有可操作性吗？猜想一下，老师们拿着这些东西怎么办？不再去研究人，就研究这些技术指标已经够老师们受的了。这些东西太严密、太技术化了，你就发觉运行成本很高，折腾死人。长此下去，学校没有文化、没有特色，不可能培养出优秀人才。

但是这样的教育却大行其道，因为这种教育容易比出高低，容易出成就、出名师，容易产生专家。

神圣化：社会问题和矛盾不能解决之时，人们通常会追问教育

“神圣化”，技术化达到极致是一种神圣化，另外还有一种神圣化是脱离实际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拔高。

但把教育摆得高高在上，也应该有足够的配套。比如老师的收入，如果可以达到当地人均工资的两三倍，就必然可以吸引人群中最优秀的人来当老师，对老师赋予更多更高的道德楷模功能也就顺理成章。否则，这个圣坛就是虚的，徒有虚名、名不符实，问题就大了。

功利化：教育功利化，所以才有“读书无用”论

“功利化”，这里的教育功利化并非仅仅指用教育来赚钱，更多的是指教育的培养方向、教育理念过于功利。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等等。

同时，发现很多人读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引发另外一个极端观点——读书无用。教育的功利化表面上看是强化教育，其实走到极端就是反过来的“读书无用”，极大地伤害了教育。

二、适度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合适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适度教育。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功能过度：教育不是万能的，基础教育不能包打天下

第一，功能过度。基础教育不过是让一个生物人，转化、成长为社会人，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养活自己、生儿育女，过上普通而平凡的正常人的生活。基础教育，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为物质财富和世俗幸福“埋单”。把教育当作是万能的，这就是功能过度。

内容过度：看看书包都会吓一跳，其中有多少是基础教育阶段该学的？

第二，内容过度。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用赘述，大家都知道。看看书包都会吓一跳，其中有多少是基础教育阶段该学的？

责任过度：校长、政府责任过度，管了所有的事情，唯独没有精力管教学

第三，责任过度。首先是校长责任过度。比如只要是学龄段的孩子，不管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发生事故，学校都难脱干系。校长充当了炊事员、采购员、保安员等角色，把所有事情都管了，唯独没精力管教学。

其次是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责任过度。教育是民生，民生就该政府承担。理论上不错，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把重视教育，简单地或者功利地理解成了办学校、建房子。他们很少关心教育本身，而是更加关注学校建设，用于炫耀——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

最后，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老师们过得紧紧巴巴，学校的教育教学没人关注，“豪宅华厦”以教育的名义大行其道。教育本来主要应是家庭的事、团体的事、社会的事，现在却全部成了政府的事情。

三、让教师活得有尊严

教师，这个曾经与“天地君亲”一道，在中国享受膜拜的职业，如今已成为一个普通的职业。从教育的平民化、世俗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来讲，这并非坏事。

学校标准化建设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距离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也越来越近，可学生的教育水平仍有待提高，教师的境遇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教师仍然在为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等而苦恼，为付出与回报的不匹配而纠结。备课时，他们病重的父母也许正没钱看病；上课时，他们的妻子可能正在外劳累奔波；批改作业时，他们的孩子可能还前途未卜……柴米油盐酱醋茶，同你我一样，教师也是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也要面对生老病死、成家立业等问题。

虽然在课堂上、在校园里，他们愿意放下烦恼、奉献自己，但在生活中，他们有着很多无奈。

如果教师不再受人景仰，如果教师缺乏为人师者应有的尊严和魅力。怎么能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引导新一代走向美好明天。

常听人们诟病：大学里有大厦无大师，中学里有人气少人味。操场虽艳，却青春无色。学生可以在比以往都光鲜亮丽的教室里学习，却没能形成相匹配的素质和能力。重硬件、轻软件，重技术、轻人文，许多设备从搬进校园起，就开始闲置，甚至一个西部县城的中学，宁愿把经费用在建造恒温游泳馆上，也不用于增加教师收入。

民族前途系于今日学子，今日学子的状态则取决于教师。多关心、关爱我们的教师吧，让他们活得自信、自尊，快乐、幸福，学生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

四、给孩子适宜的爱

我对什么是适宜的爱，提炼了四个关键词：

一是陪伴。对于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的陪伴。父母要安排专属自己和孩子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和孩子在一起。不要农村留守，也不要城市留守。

二是空间。要给孩子自主活动的空间，不要过多限制孩子，要懂得“留白”和“包容”，让孩子自由生长。

三是忌满。不要溺爱孩子，不能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要让孩子懂得，幸福的人生包含了有些东西得不到、不该得。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四是信任。爱首先是信任。对家长的信任是孩子构建对他人、对世界和对自己认同的基础。信任是互相的。家长要先信任孩子，孩子才会学会信任家长、信任他人。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都可以成长为他自己最想成为的那一个人。

（本文根据李奇勇演讲整理而成）

贵州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素质教育就是适度教育

2015年 4月17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第二次理事单位学术专题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素质教育发展之路。此次研讨会为期两天，以“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再认识再实践的基层探索”为主题。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他指出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要有仰望星空的时候。所以教育改革要从根子上改起，要从指导思想和教育理论构建的基石抓起，首先回答素质教育是什么。

以下为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向研讨会在贵阳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大家对基础教育、对贵州教育的关心表示感谢，向各位的光临表示欢迎。

教育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当然，改革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合在一起说，就更热了。最近教育界有一个热点话题，人民日报4月16日还就此发了评论。4月14日，一封河南省实验中学一名女教师的辞职信引发热评，辞职信只有10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人评论这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

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我想说这是一件好事、是传播了正能量。因为，她让人们知道中国人也还有这样活着的，不在乎世俗的成功与幸福、只在乎内心的体会和价值，没有物质、没有名利、没有枷锁、没有羁绊，只有人心的感受和单纯的世界。这不正是我们想要告诉学生、告诉孩子，人该有的生活？人该有的样子吗？我会一直关注这位辞职了的老师，甚至不希望她在以后的旅程中，如狗血的连续剧或是励志片那样，遇到了一位高富帅的白马王子，或是找到了什么更高大上的工作，比起当老师来“滋润”不少。我倒真的希望她，按世俗的眼光混得差一点，起码比辞职前差，但一定要不改其乐，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地快乐下去，那就更是正能量。因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离开宏大而又物质的所谓理想，可能就不会生活了；因为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为心中的一个感受、一个念头而活着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论语里的一则故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大家是否惊奇，孔夫子这样的圣人，居然有这样不宏伟不远大不庄严不上进的人生理想？其实，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之根，内心舒畅而尊严地活着，就是活着的全部意义。

这些天，还有一则国际消息也令国人心潮难平：希拉里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她当不当总统跟我们关系不大，可是大家都还记得网上流传的她关于中国人的评价。那些话是不是她说的，不清楚，但那些话令人很不爽，也提醒了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中国人真的这样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尊严？不会像人一样活着吗？

这让我想起了有关贵州的两则史实。公车上书，700举子签名，其中有贵州举子70人，占到十分之一。当年的贵州更是天高皇帝远，变不变法跟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不知道这样会遭殃吗？可能祸及家人？还有，抗日战争，战场离家乡还远，鬼子最后也只打到独山，离贵阳还有几百里，当时全省不过800万人，可是却有80万贵州儿女战死沙场，也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啊！他们干嘛不就留在家乡这个平安无事的大后方？他们不知道上前线是要掉脑袋的吗？知道、当然知道！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知道比起荣华富贵、比起明哲保身，人还应有更珍贵的追求。为什么在历史的关头，总是来自穷乡僻壤、似乎缺乏文明教化的贵州人，如此突出如此显眼地站在了人性光辉的风口，大写人生、彪炳史册？我想说，因为贵州的教育远离中原、贴近生活，所以就可能更符合人性、爱护尊严；因为受中原传统影响较少，改革、创新、开放一直是贵州教育的主旋律。

回顾这几百年来，贵州人对中华文明，特别是教育事业的贡献，我们不能忘记王阳明、李端棻、严寅亮、王伯群、张道藩这样一些灿烂的文化星辰。他们在贵州接受教育，走出贵州又划时代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教育。

今天的贵州教育，依然没有丢弃改革、创新、开放的底色。

“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贵州的学前教育，奋力走在全国前列，提前6年完成国家和省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三年毛入园率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现在高出其3个百分点；义务教育，每10万人口在校学生数居全国第一，留守儿童、三残孩童得到特殊关爱，县域均衡发展比省部协议提前2年接受国家认定；高中教育，实现普职比大体相当，毛入学率以超过20%的幅度大步提升；大学城和职教城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汇聚数十万莘莘学子，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具备了全新的现代化平台。特岗教师拥有量持续领先全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成为国家名片；制定了《贵州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重新制定了《贵州省义务教育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贵州省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在全国率先备案，教育的内涵发展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贵阳市的“知行教育”，更是从80年代开始谋划，从未停歇不断探索、实践的脚步。

今天会议的主题：素质教育战略主题再认识再实践的基层探索。我理解关键词有两个：素质教育和基层探索。

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适度教育。

今天中国的基础教育，是“过度化”了的教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功能过度。基础教育不过是让一个生物人，转化为、成长为社会人，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养活自己、生儿育女，过上普通而平凡的正常人的生活。非要与成功呀、发达呀等宏伟愿景、远大理想对应起来，对于一个普通的未成年人而言，在现阶段不仅是大而无当、虚幻空洞的，而且将这些成年人正当的理想和抱负庸俗化了，对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构建伤害更大。基础教育，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为物质财富和世俗幸福“埋单”。把教育当作是万能的，这就是功能过度。

第二，内容过度。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用赘述，大家都知道。看看书包都会吓一跳，其中有多少是基础教育该学的？

第三，责任过度。首先是校长责任过度。比如只要是学龄段的孩子，不管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发生事故，学校都难脱干系。全社会关心学校，学校却“办”了全社会。校园内，购物、吃饭、安保、医疗等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学校管。校长充当了炊事员、采购员、保安员等角色，把所有事情都管了，唯独没精力管教学。

其次是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责任过度。教育是民生，民生就该政府承担。理论上不错，问题是，地方官员大多把重视教育，简单地或者功利地理解成了办学校、建房子。很少关心教育本身，而是建学校用于炫耀——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最后，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老师们过得紧紧巴巴，学校的教育教学没人关注，“豪宅华厦”以教育的名义大行其道。政府责任过度，往往是政绩的过度、基建的过度、浪费的过度。教育本来主要应是家庭的事、团体的事、社会的事，现在却全部成了政府的事情。结果该有学校的地方都由政府投入，把所有的学校都搞成公办，民办教育完全没有了发展空间。这种过度的责任，还推高了群众择校的热情和对教育不公的不满。都是公家钱办的学校，为什么有好有坏？凭什么你进的了名校，我却进不了？

第四，学制过度。如今12年的学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现在孩子发育提前，结果该恋爱的时候在读书、在拼高考，等到上大学了，青春期已经过了，既不爱读书，也不会谈恋爱了。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该干啥的时候让他干啥。该恋爱的时候不让谈恋爱，让读书；等到上大学应该好好读书了吧，全部人都说你该谈恋爱了，不然，就成了“剩斗士”。拧巴着的人生，怎么能有好前景？这一切跟基础教育学制过长有关系。毛主席早就讲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基础教育，十年足矣。

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要有仰望星空的时候。所以教育改革要从根子上改起，要从指导思想和教育理论构建的基石抓起，首先回答素质教育是什么。

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我们要做到心中有理想、手上有办法、脚下有路径，就要重视基层探索。我看可以问计陶行知。毛主席称赞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郭沫若讲“古有孔夫子，今有陶行知”。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很好地回答了素质教育如何落地、如何实施的问题。从来没有可以离开社会环境的成长，也从来没有可以离开家庭环境的教育。我们要树立“泛教育”的理念，家居是教育工具，社区是教育载体，景观是教育因素，城市、乡村是教育场所；家长是教育者，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互为环境互为教育者。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课堂、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从自身改起，从现在做起。教育改革呼唤平民改革家，素质教育呼唤来自底层的创新和实践。

同事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要想走得快，那就一个人走；要想走得远，那得一群人走。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为了孩子的明天更舒心、更自在、更像一个有着精神生活的人，我们一起奋斗！

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在贵州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祝愿贵州的同事学有所得！欢迎大家常来常往，谢谢！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简介

1987.08--1988.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学院教师;

1988.08--1993.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学院团委副书记;

1993.08--2001.06 共青团广东省惠州市委学校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联络部主任科员、联络部部长，市青年商会副会长、秘书长(兼);

2001.06--2004.07 共青团广东省惠州市委副处级干部;

2004.07--2005.01 广东省惠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2005.01--2006.12 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兼);

2006.12--2008.10 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2008.10--2011.01 广东省惠州市党史研究室主任;

2011.01--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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