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减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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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减负”呢？

2018-03-09 陆一石羚 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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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

原创作者|陆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内容选自中青在线，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导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久治不愈的问题之一，从中央到地方教育部门也出台了大量“减负”专项治理的政策文件。今天，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减负”呢？“减负”的曙光离学生还有多远？文中的图片可能会从一个视角给出答案。

作者陆一供图

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70年代的考生多数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他们的父辈则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所以不仅出于慈爱之心，父辈们有理由对应试苦读、对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的三大恶果

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选考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中学期间上不了好的“学习塾”，就很难上好大学。究竟是谁在为国选才？

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国民学力显著下跌、

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第二，我们已经分析了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日本东京，考生在东京大学查看入学考试结果。东京大学是日本最知名的大学之一。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三种学业负担根源不同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强化公办教育配置，

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

人民日报评论：

给学生减负，为什么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原创作者|石羚

本文内容选自人民日报评论（ID：rmrbpl）

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件小事引来不少家长关注，那就是“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将这一问题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中小学生的书包，为何成了如此“高层级”的议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减负的事儿。

书山题海、死记硬背、拖堂加课的教育方式，饱受诟病，事实上，减负的要求也由来已久。1955年，教育部就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1990年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对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做出规定。近年来，国家也多次出台“减负令”，其“规格”之高，措施之细，让人印象深刻。

刚刚过去的寒假，“影子教育”成了一个热词，说的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扩张。不仅是寒假，孩子们其他的很多课余时间，也交给了补习机构，“负担越减越重，睡眠越喊越少”的情况屡屡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立学校、补习机构沆瀣一气”“不报课外班就听不到完整知识点”的乱象，扰乱了学校教育的秩序。而家长发出“月薪3万，竟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感慨，暴露出教育还得“拼钱”的现象，给家庭增加了负担。

在今年两会的第一次“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第一个接受采访，他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减负有关的“三点半”现象。1990年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就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这让三点半放学成为很多地方的“标准时间”。不过，孩子三点半放学，家长五、六点才下班，当中两个多小时，成了“空窗期”，给孩子的“福利”成了家庭的“压力”。在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网文中，作者就提出，凡此种种的“减负”反而把孩子的教育交给了社会，让家长陷入课外培训的军备竞赛。家长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又期盼孩子“题名金榜”；既焦虑在考试中能否出人头地，还关切是否有一技之长。这样的焦虑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减负的困境：减负要真减下去，可能还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目前，考试仍然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要减负，还应克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略，形成全面可行的长效机制。说到底，要从源头上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杜绝减课时不减考试的表面文章；要“调结构”，着眼综合素质、调整课程大纲，也要“提质量”，减少机械重复，激发学生兴趣；要疏通机制的阻碍，也要堵住课外培训恶性竞争的漏洞……总之，教育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切莫把减负这一手段当做根本目的。

说到这儿，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中，会关注给中小学生减负了。可以说，减的是负，提出的却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大命题。出台文件、落实措施，都相对容易，但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谋定全局的策略，摆正各方的角色，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给孩子们“减负”，应该是一致的认识；素质教育，更是共同的期望。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将教育资源均衡化做实，才能真正让孩子们的童年轻盈起来。

有委员说，“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确，教育中的各方，都不能置身事外。家长的心态要更平和，学校的方法要更优化，辅导机构的组织应更有序，只有各方相互理解，才能撑起孩子的未来。

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节选）

原创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本文内容选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ID：eduyanjiuyuan），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减负”这个词已经说了很多年了。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就在两会前夕，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出现了很多首次提出的措施，舆论称为“史上最严治理”。《通知》针对部分培训机构存在的无证无照、超纲教学、组织竞赛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然而，现实情况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焦虑感更甚。在众多的信息言论中，仿佛模糊了一个基础事实，那就是中小学生的负担到底重不重？

中小学生真的很累

在校学习时间是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主要外显数据之一，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2010年的6.7小时增长到8.1小时；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长到11小时。五年间小学生与中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幅达到了20.9%与42.9%，在校学习时间显著增加。

2010年、2015年全国小学生与初中生在校时间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中小学生校内学习时间不但近年来呈现不断延长的趋势，同时远超国际平均水平。据2012年的PISA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参评学生的每周课内学习时间平均为每周28.2小时，在65个参评国家（地区）中位列第9位。

2012 PISA数据：各国（地区）每周课内上课时间

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1-3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4-6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问题控制在1小时之内。实际情况是，当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调查发现，42.1%的四年级学生和68.8%的八年级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时间超标。这样的结论，在之后多年中、不同来源的调查中得到不断证实。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中小学生日均花2.82小时作业，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也差距鲜明、或居全球第一。[2]这一数据结论与2012年的PISA数据形成印证，2012年上海参评学生作业时间为平均每周13.8小时，远高于OECD平均的7小时左右，位列第1位。《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还显示78%的家长每天陪孩子写作业，陪写作业是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也成为亲子关系的最大“杀手”，75.79%中国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

阿凡题：《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部分）

减负≠减少在校学习时间

课外补习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另一重要来源，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在2012年PISA测试中，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其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其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1%、51%、55%和57%，时间分别为2.01、1.33、1.49和1.41小时。作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1/2，日本仅为上海的1/3。

上海学生课外学习时间与科类分布

2012 PISA测试数据：

各国（地区）15岁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

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对京、黑、鲁、晋、青、川六省市4531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调查显示，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75.2%、初中生为7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发现，与2005年相比， 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2005年的两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年的3倍。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2005-2015学生课外补习班时间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中小学生在课外补习时间上已经“领跑全球”，且近年来有不断延长的趋势。（课外补习：反噬教育的“影子教育”）

给孩子报辅导班、课外培训班，已然成为现在中小学生的“标配”。去年夏天，一篇题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就曾在网上热传。一位高管妈妈列举了孩子暑假游学、上辅导班等费用，总额3万多元，让人咋舌。家长“烧钱”，孩子“烧脑”，繁重的暑期“恶补”，触动家长与孩子的痛点。（2017年8月4日《人民日报》）

做不完作业不能睡

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是另一个学生压力过大造成的严重后果，2017年12月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明确规定要“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时间。”但根据2010－2012年开展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8.45小时，其中6-11、12-14、15-17岁的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分别为8.95、8.35、7.73小时；6-17岁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比例为69.8%，其中6-11、12-14、15-17岁的睡眠不足的比例分别为74%、71.2%、61.7%。

2012年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睡眠时间和睡眠不足比例

在学习日，学生睡眠时间不足9小时的高达57.0%，较2005年增加了6.2%；休息日也有34.5%睡眠不足9小时，比2005多1.7%。2015年上海小学生睡眠时间在10小时及以上的人数比例为19.25%，初中生每天睡眠时间8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16.4%，近一半初中生每天睡眠时间在7小时左右。

《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中以“22点以后睡觉的人数比重”为标准形成了我国中小学生“熬夜指数”，四个直辖市“名列前茅”。这一数据与几个城市在作业时间较长形成印证，我国儿童与青少年的睡眠不足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中小学生“熬夜指数”

“哪有运动时间？”

2006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口号和要求。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学生休息日运动时间不超过1小时的高达46.3%、学习日运动时间不超过1小时的高达66.3%；7.6%学习日基本没有运动，8.3%在休息日基本没有运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学生日常运动情况

201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6省市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23.4%的学生课间很少出教室活动，甚至“从不出来”，学生的课余运动时间远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每天课余体育活动不足1小时的比例接近七成。

体育运动的不足，变相地摧毁这儿童青少年的身体。

2002-2012十年间， 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率为6.4%，比2002年上升了5.1和4.3个百分点。根据1991——2010年间几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显示，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和乡村女生的肥胖率均呈逐年增加趋势。

1991、1995、2000、2005和2010年城乡男女生肥胖率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且呈逐年上升。根据2005、2010、2014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2014年7~15岁学生的近视率约为50%，比2010、2005分别高出2.7和12个百分点。

2005、2010、2014年7~15岁城乡男女生近视率

病态的难题教育

关于中国中小学的课程难度是否过大，一直众说纷纭。根据袁振国领衔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组，虽然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10个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问题在于，“实际教学难度比教材难度平均高出50%—100%，同时又布置大量作业，重复练习问题严重，部分作业难度大，占用了学生大量课余时间，而且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由于欧美日韩等都是经济发达、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所以简单的类比并不足以说明在农村学生占大多数的中国，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对学科难度的实际感受。

“6岁的人学15岁的东西，我是反对的。因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时间段的。你可以给树施大量的化肥，让树长得很快，但其实这棵树是病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天才’长大后爆发力很差的原因之一。国内孩子的数学能力是很强的，但全球前100位的数学家里，美国人占了多数。”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减负”是一个大话题，他反对超前教育、超长教育和难题教育。

PISA2012年的数学测试针对15岁学生，但上海的数学教师普遍认为其学科难度仅相当于中国小学水平。可见中国数学的实际难度明显高于OECD国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还发现，随着年级的上升，学生感觉到的作业难度越来越大，学生完成课业的劳累程度越来越重。

更为严重的是，校外培训普遍采取“提前教育”的“抢跑”模式，学习进度和难度远超课程标准。从1998年左右，逐渐进入小学的“奥数”，将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卷入这一完全违规超标的数学训练，成为许多孩子的“噩梦”。

家长认为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升学压力、教学方法落后和知识难度大。反映孩子每月参加2次或以上考试或测验的家长比例，占比达67.2%，有12.2%的家长反映孩子每月要参加6次或以上的考试和测验。

家长认为课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尽管各地都出台控制作业量、考试次数的政策，教委三令五申严禁学校组织联考、周考、月考；但学生反映“各学校均以各种名目进行模拟考、周考、月考、综合考、联考。考得天昏地暗，考得日月无光，考的学生快要吐血。”许多地方的学校“周测、月考、期中、期末考”是标准动作，有的名校甚至采取“日测”以提高成绩。学校的评价、考核，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与老师、校长的评价和待遇挂钩，是导致中小学的办学行为异化，应试教育化的主要原因。

部分教师要求短时间内完成较多数量的作业题，提高了作业难度。例如上海的部分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作业，口算10以内的加减法，要求每分钟答20题，不许出错，否则重来。二年级则是20以内的加减法。这么一道口算题，就成为一些孩子的“鬼门关，”闹得举家不宁。

另外一种一种作业称为“惩罚性作业”，即因纪律不好，罚抄课文10遍，漏做一题数学，被罚重做作业10遍。更有教师采用“一人做错，全班挨罚”的方式，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之外，还带来学生心理的困惑以及人际交往压力。不少公办学校在考试时增设高难度的附加题（例如奥数题），人为增加考试难度。

沉重负担带来的苦果

目前中国缺乏中小学生自杀统计的权威数据，但是从个别城市有关青少年伤害死亡的数据分析，自杀已经成为仅次于交通事故、溺水之后青少年第三大死因，并且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伤害死亡中自杀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一项针对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网络统计发现，在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中，导致中小学生采取自杀行为的原因从多到少依次为：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师生矛盾、心理问题、情感纠纷、校园欺凌和其他。而案例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的冲突根源是学业压力。师生矛盾案例亦有类似情况，部分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因此，学业压力不仅仅对中小学生尤其是中学生起作用，也对学生家长、老师产生诸多影响，激化了学生个体与家长、老师之间的对立情绪。考虑间接作用的话，学业压力才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诱因。[1]沉重的负担带来了沉重的后果与不可弥补的损失，2018年1月16日，大同市第一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跳楼自杀，媒体初步报道原因是学生因课后补习问题与教师关系紧张所致，不健康的基础教育生态已经对学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而如果我们继续忽略这些伤害，更是对这些已经逝去的年轻生命意义的无视。

本文节选自2018年3月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部分内容有改动。

参考文献：

[1]张旭东, 孙宏艳，赵霞：《从“90后”到“00后”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

[2]东方早报：《PISA2012上海学生再夺世界第一》，2013年12月4日。

[3]北京阿凡题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2017年12月。（注：北京阿凡题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报告数据根据线上近亿注册用户、线下近百家实体店用户调研数据所得，外国数据来源于OECD报告。）

[3]胡咏梅, 范文凤, 丁维莉：《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PISA 2012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年。

[4]方晨晨, 薛海平：《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及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京、黑、鲁、晋、青、川六省市的调查数据》，2015年。

[5]宋超, 宫伟彦, 丁彩翠, 张妍, 袁帆, 刘爱玲：《中国2010-2012年6～17岁儿童青少年睡眠状况》，《中国学校卫生》, 2017年。

[6]上海市教委：《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报告》，2015年。

[7]孙宏艳：《警惕少儿生活方式隐患》，《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11日。

[8]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局：《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

[9]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14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