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

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

文|丁肇中[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g Ting )（1936年1月27日－），美国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华裔美国人，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曾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并以物理文献中习惯用来表示电磁流的拉丁字母“J”将那种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

我虽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章，但我不是天才。在12岁以前，我还没上学呢！

念小学时，我们学校是所大学附属小学，妈妈是哪所大学的校长。小学的教师全是妈妈的学生，谁都不管我。爸爸妈妈也不怎么管我。

当时，我对上学没有兴趣。到学校看看，不喜欢我就走掉了。到哪儿去？到池塘游泳，到河边捉虾，四处游荡。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与其他小朋友一样，生活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

我的父母都是教授，都是科学家。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科学家，再加上从小父母就把牛顿、爱因斯坦的故事讲给我听，耳濡目染，我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是兴趣把我牵引到国际科学的“峰巅”。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学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再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云弥漫、空袭不断，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宣布放假一天，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因为这些原因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无奈之下，父母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父母检查与批改我的作业，然后教给我新的功课，如此循环往复。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并将知识轻松地传授给我。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我比较喜欢母亲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我小学的教育，多半都是母亲教授的。

虽然母亲教给我知识，可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培养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以后，一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我原来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天主教学校，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

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责怪我，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孩子在学校中拿到好分数。父母反而常常带我去看京剧、看电影。

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断地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购买当时刚刚出现的新药——盘尼西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我和弟弟当时可能就不能幸存下来。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亲很高兴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获奖了，还想让父亲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

我立即劝父亲：“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

父亲终于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搞科学研究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他们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现在，我不强迫孩子读书。可是我的弟弟妹妹全都望子成龙，担心孩子学不好，替孩子计划好一切。

其实，孩子在学校考第一不代表什么，至少，在我认识的科学家当中，都不是年年拿第一的好学生，我更不曾考过第一名。

（本文选自《国际空间站上的AMS实验》的学术报告）

链接：丁肇中快问快答

父母从没有告诉我应该考第几

问：在中国，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培养出像您这样有国际影响的，或者说诺贝尔奖得主那样的科学家呢？

丁：我在美国出生，3个月后回到中国。我是在台湾开始念书的。我觉得我的父母唯一与别人的父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考多少分，他们都支持我。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应该考第几名，也没有定下什么标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少我所认识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考第一的。我觉得考试只是考人家已经做过的东西。了解前人的东西是很重要，但这并不代表你有创造的能力。

不要求太多只要孩子快乐就好

问：中国的父母可能是世界上最紧张孩子教育和成才的父母，他们常常为孩子安排学这学那，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丁：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也没有要求他们考试成绩要怎么样，只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发展，我不会太多地要求他们什么，只要他们快乐就好。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就跟我到实验室，对里面的仪器也很熟悉。可是长大后，却坚决不学物理，说老是不在家，太忙了。老大后来学了生物，老二学了人文科学。我也很支持她们的兴趣爱好。老三，也就是最小的儿子，才17岁，目前正在选择大学。

（本文选自羊城晚报）

丁肇中母亲：王隽英生平事迹

王隽英 (1908～1960) 女，别号崆峒筱侠，山东省海阳市盘石店镇盘石店村人。父亲王以成参加辛亥革命，牺牲于诸城战斗。她被日照人丁维汾收为义女，丁资助其卒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旋以优异成绩考中研究生。毕业后，在丁维汾的帮助下，公费留学美国，就读于密西根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由丁维汾介绍，与丁观海结婚，生子丁肇中。

王隽英曾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授七年，其中兼训育主任一年。后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沙滋区女青年联谊会理事长，山东旅京妇女文化教育促进会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会委员，国民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其间，对振兴中华政教事业，建树颇多，获“品学兼优，政教并茂”之誉。

王隽英自幼聪慧，才学出众。十三岁时，以《捉月》为题，吟七律一首：“院中浴盆水清清，谁把明镜投水中。欲捞‘菱花’整鬓发，惊喜嫦娥降蟾宫。探指捉伊伊无影，我不捞月月偏明。赌气倾尽盆中水，仰看玉盘飞碧空”。在烟台上学时，组织崆峒学社，撰写了很多别开生面的诗文。

“九·一八”事变后，王隽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活动及抵制日货、打击汉奸斗争。还把母亲赠给的金戒指和自己节省的银元10枚，一同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撰《告妇女同胞书》，严厉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伦常，号召妇女“冲破樊笼，振翼高飞，允文允武，建功立业，争当巾帼英雄！”

王隽英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苦学之余，编写《伟伟华夏》三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励精图治》，由中华书局出版。在重庆时，目睹世道昏暗，官场腐败，洁身自好，不入污流。曾吟诗抒怀：“寒封空谷姣华枯，独见幽兰色倍绿。点点丹心傲霜洗，条条翠叶迎雪舞”。1945年6月2日上午10时，偕同僚侯雪屏、叶汛等去曾家岩晋谒蒋介石，面陈民生大计。事后，王隽英节衣缩食，捐薪救饥，并到工厂、学校、军旅、居民区发表演说，鼓动抗日。

王隽英曾上书中央，要义为精诚团结，抗日兴华——民族独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权自由；扶助农工，恤民减税——民生幸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行之则昌，失之则衰；为政以德，任人唯贤，饬厘弊政，励精图治。一片正论，反响强烈，“有识之仕，同声公允。载诸报端，纷传天府”。

日本投降后，王隽英出川入宁，眼见内战风云又起，心忧国难，愤然成诗：“懒听钟山霜雁声，愁看金陵残月影。峻鹰振翼飞九重，直把战云化升平。”1949年，王隽英全家远游台湾，与丈夫丁观海均任大学教授。其友周绍贤回忆道：“观海、隽英我之贤师良友，二君念及故乡，泪痕沾巾，谈到国事，灼见在胸。殷切盼望早日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夙愿：‘振兴中华’”。

后侨居美国，培育丁肇中勤学成才。1960年病逝。临终前给儿子留下谆谆遗嘱：爱科学、爱祖国，双爱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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