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让生命在场——张文质谈生命化教育

可实践的生命教育

文|张文质（生命化教育课题的倡导者、研究者）

这十几年来吧，我一直都在讲生命教育，每一次讲生命教育的时候，都会很困惑：该怎么来讲？最后我还是会固执的坚持一种自己的基本立场，我就讲现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所想到的生命教育。我最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的生命实践所感知到的，所理解到的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对于我而言，我更多想到的是黄克剑先生说的，要“以生命治学，为生命立教。”这是一种教育情怀，或说是教育的理解力。在这20多年的生命教育实践里面，我觉得自己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所谓的“受益”，就是对生命自身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成熟。对所有他人的生命处境都有了真挚的，发自心底的同理心、共情力。这种对生命的悲悯，不是简单地把某种情感施与他者，悲悯就是生命共感，是生命的底色，是对共同命运的关切！还有一点我特别愿意和大家分享，就是在生命教育研究探索过程中，我总是不断地与自己的童年达成和解，不断地更深刻的理解了童年的处境对自己一生的影响。

其实说起来，还原到童年的时候，生活中有些处境是很苦涩的，有时候是很尴尬的，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

我今天早上还在思考：如果一定要把某个东西来比喻人，用什么来比喻最好？我想了半天，发现还是用树来比喻最好。童年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背景，就像你脚下的土地，你一生都要从中汲取营养！土地的营养不断地导向你生命的所有的部分。这种“导”的过程从来不会中断。所以，我们总要不断地回到童年，重新从那里汲取营养，汲取力量，汲取理解。这就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态。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很美妙的诗句，在我看来，他以这样的一个诗句，我们就可以把他看成教育家了！他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成人之父，不仅是指从形态上而言，所有的成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起来的，从精神层面上而言，童年是人一生的营养。从生命体本身的角度对童年做一个价值判断，我会说，童年可能决定了人生。

童年时期的苦涩、尴尬、无奈，还可以继续往前还原，还原到亲缘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有亲缘性的邻里关系上面去，这一切都构成了生命复杂的底色！比如，我说我不断地跟自己童年和解，我马上就会想到我父亲。无论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都对我的一生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昨天讲课的时候，我谈到我的“三个相信”。

这里说说其中的第一个相信就是要相信遗传的力量。那天正好有一个孩子给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注解。我去听课，那个听课的班上有个美国黑人孩子，教育局负责人告诉我，这个黑孩子一看就是跑的很快的人。我对所有的未知的事物都有好奇心，一下课我就跑过去问这个美国的小女孩，“你是不是跑得特别快？”她说我还可以啊，我也不是跑最快的。“那谁跑得最快呢？”边上有一个非常瘦的小女孩说：“我是年段跑的最快的。”我问：“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跑？”

这个孩子告诉我，非常直接的告诉我：“天生的！”然后又接着说，“我妈妈就是我们县里跑的最快的人。”

教育有时候是极为复杂的，但是透过这个复杂，它有一种生命的深刻性。深刻性往往就在父母那里，在孩子的家庭里，在孩子成长的环境里。我们说教育最大的困难恰恰就在于这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如果不透过他的现在去了解他的过去，以及了解他的前世，你无法知晓它的今生。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命背景。有时候这个生命背景跟你的生活是对抗性的，有时是竞争性的，有时则是融合性的，或者滋养性的。我前面说到还原时就会想到我的父亲，童年时期，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是比较苦涩的，带有某种对抗性，不仅我和我父亲是对抗性的，我的弟弟跟我父亲对抗的更厉害。我形容我弟弟时会说，“你是我们家最像爸爸的!”最像的人往往是竞争最激烈的人。这种竞争是生命中最奇怪的一种竞争，不是为某一个很具体的外在的功利的竞争。所以亲情之间的战争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此爱绵绵无绝期”，其实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而这个恨又不是你死我活的恨，而是生命里面某种奇怪的按钮。

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谈到自己的童年时，说过一句话——我真想抱一抱小时候的自己！真想给小时候的自己一些安慰。我的父辈们，由于他们成长的、生活的、生存的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生育了我们，也养育了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地教育我们，更没有很好地爱我们！但这一切的经历，都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构成滋养！这种滋养需要我们不断去回溯。只有在这样不断地回溯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痛苦的缘由，才能从这个痛苦的缘由中继续扩张我们思考的视野，把它放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命运中不断的去反省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只有有了一种强烈的生命自觉，你才可能真正的改变你生命的走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觉醒、决断，也许你就会长成重复的长者，跟你父亲一样的人，跟你母亲一样的人，跟你同时代一样的人，和那些没有生命觉悟的人一样的人。所以，其实把生命比成一株树又是有局限的，因为树不能走的，树无法改变自己的“树性”，但人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变。

接下来，我将分享我自己的三种改变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一步一步的使自己改变。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自卑、羞涩，不善于跟人交往的。我上学的第一天就遭受过人生第一场“滑铁卢”，这场滑铁卢奠定了我受教育阶段的基本的色泽。上学第一天，我背着母亲给我手工缝制的书包——布袋子加上一个可以背的带子，就去上学了。我们那时候，老师要求其实很低的，要我们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名字，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张文质”三个字怎么读？我只会用我们方言读，你们听一听福州的方言：“duo mu zei”！在座的有没有谁可以听得懂？在座的可能有泉州的老师，我读的这几个音有没有接近泉州闽南语的？duo mu zei，这三个字我没有一个会写。老师说班上有不会写名字的同学就写一个“1”，阿拉伯数字1，我老人家“1”也不会写。我就求助于我的堂姐说，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1？我的堂姐正在冥思苦想“1”怎么写？她就没好气的跟我说:“等我写完再帮你写吧！”我被她斥责一下，当场嚎啕大哭。老师说：“你根本上不了一年级”，就叫我堂姐，“你把他给带回去吧！”

后来我知道阿德勒说：“一个人对学校的恐惧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身心方面有疾病；二是受到家庭过多的溺爱；三是生活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阿德勒忘记了还有第四种，就是他的知识储备完全不够上学的基本条件，入不了门槛。

其实，对知识的恐惧会贯穿我们的一生。阿德勒没有想到， 因为他出生于良好的家庭，他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受到他自身的一个局限——这也是童年在生命上的投射。

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同学第一次见面都会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我的同学说：“我叫江文计”。于是他们都以为我叫“江文计”，觉得这个名字的发音好奇怪。一直到两天后，新生同学都见面了，辅导员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点名，中文系79级三班一个一个点下来，点到第九个时，辅导员叫道：“张文质”！我涩涩地应着：“到！”

所有宿舍同学都震惊了，大笑起来！原来那个“江文计”其实叫“张文质”！这成了我上大学的一段笑话。他们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沉浸在“江文计”的快乐里面。后来，他们从系里借来一架古老的录音机，模仿我的各种各样奇怪的发音，全录在里面，有一天，我回宿舍的时候，看见他们的表情非常诡秘，然后就听到录音机里播出的声音，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羞愧难当。那一刻，所有的同学都是我的敌人啊！

回过头去看，今天我又要感激他们，感激他们让我受到了这么强烈的一种刺激！我就开始模仿，上帝呀，我开始模仿我的同学怎么说话。

不只是我的同学让我受刺激，我的老师也让我受刺激。我们学《现代汉语》都有一个测试，测试一下你的表达达到什么水平，然后进行分班，跟学英语是一样的。我刚刚读了几个字，我们《现代汉语》的范可育老师就说：“张文质同学，你不要读了，你先到那个班里呆一会。”我推开门一看，所有的福建的同学都在里面呢！说实在的我这个时候才知道世界上有另外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叫普通话。这个语言把张文质读成“张文质”而不是“江文计”！把“吃饭”读成“吃饭”而不是“吃汉”!

有时候对知识的洞见让人感到喜悦，但所有的洞见本身都掺杂着可怕的生命体验。

或许，恰恰是因为我起点比较低，恰恰因为我很羞涩，几乎所有羞涩的人都渴望自己变得强大，他比强大的人更渴望强大！羞涩的、内向的人往往更加有力量，就在于他一直是弱势，但一旦他获得正确的引导，他就能成为巨人！

弱势者获得某种启迪智慧，他会更专注，他会更专心，他更有内劲，他会对生命有更深邃的审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写了这么一个鉴定：张文质同学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我大学毕业时还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工作之后，我曾利用晚上时间到一所业余高中去教书，上完第一节课，那个学校教导处就给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说张文质基本上没有教高中的能力，建议去教初中。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失败者成为我很强大的一种光环，因为当我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更容易得到的是不怎么高的评价。我有一种本领的恐慌，这种恐慌使得我生命处于不断的蜕变之中。

第二种生命的蜕变，可能跟我的独特的性情有关，就是前面说到的内向性。

这种内向性格使得我会更多的去关注别人，更多的去思考行为和语言背后的理由所在，更多的对别人会有同情心，同理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真实的生命接触、观察、交往，以及对广泛的阅读世界里面活灵活现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的那种关切，都构成了生命最直接的一种对应，你从无数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又从无数人那里看到了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一直都在阅读，读进去又读出来，我不断地从一些经典作家那里找到帮助我有某一些顿悟、对心灵有重大启迪的关键词，然后我把这些关键词作为生命往前走的一些路标，一些桥墩，十字撑开的支撑点。

对我而言，阅读最大的觉悟在于理解了生命的复杂性。所以当我读到埃德加·莫兰谈到教育复杂性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他所思考的教育，是放在复杂性的背景里面去思考，不是简单地做出判断，不是仅仅从一个行为就看到一个人的未来，就看到人的一生，而是更多要从人的一生，人的命运，人的成长的背景里面，去理解某一个人的具体行为。这两句话看起来是一样，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前面一种是简单的，预言家式的盖棺定论，我从你这个细节看到你的未来，看到你的一生。就像我们新课程开始的时候说的，“观念改变，行为改变；行为改变，结果改变；结果改变，命运改变。”这还是一种因缘论的简单的思维方式。而我现在思考的是，把一个人放在他广阔而又深厚的，甚至又神秘的背景里面去，你去看他的细节，你就发现无比的亲切，有时候也是无比的清晰，对世界上很多的错误，甚至很多的不幸，我们都能理解了。我们为某一些不幸降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有一种命运的一体感。

所以当我不断地去思考生命，思考生命教育的时候，我已经不是把它看做一个课题，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教育，看成是一个具体的训练项目，我更多想到的其实是，我们研究生命教育，不就是研究生命本身吗？生命教育，他不就是为了成全可能更健全的生命吗？

我的第三种蜕变方式，更多是通过写作来抵达。

我发现，其实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是一个天才式的巨人，是一个命运赋予他神奇洞见力的作家，那样的作家基本上都是预言性的作家，独创性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我们把他叫做天才作家，他们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天才是不需要受“教育”的。但天才是不常见的，我们见到的都是常人。我相信我从来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常人，所以我就需要不断的去写作。有人说你写这么多干什么？我的回答就是——我只有写着写着，我才知道我写这么多干什么！其实这个问，他还有另外一层意味，就是不断写本身是最好的思考方式，只有写作可以把我的思维不断提纯，只有写作能把我的思考条理化，只有写作能够使我们变得更深邃，甚至只有写作把我们的阅读变得无比重要。是写帮助我们阅读，这是我的一个体验，写作帮助我们阅读，写作使我们离不开阅读，写作使我们对我们之前的以及同时代的值得你借鉴的那些作家们心怀感恩。一个没有写作经验的人，你哪怕再多的阅读，你都很难对那些伟大的作家心怀感激。比如说某一些句子，如果没有他写出来，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出现。这种原创力，他的意义，他巨大的文化的影响或者文化和滋养，同时代的人总是低估了他。

但是，正是我因为坚持不断的写作，我可以说写的都是教育，我写的都是生命，我写的一切都是和我有关，因为我也不求发表，我也不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从来没有轻视那些重要的刊物，只是那些重要刊物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是通过为自己写作的方式去为一部分人写作，一部分喜欢我的人，一部分或者关注我的人，为他们来写作，我和这一小部分人变成了写作者的共同体！

正是在这些不断地蜕变过程中，我今天讲的生命教育，跟之前所讲的生命教育就会有所不同了。哦！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开场白。既然开场开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进入正题，好吧？

我所思考的首先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我最近在读一个民主德国心理治疗师写的关于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的一部书，书名叫做《情感堵塞》，我非常新奇的发现在前东德40年的统治期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这60多年的历史极其相似，只是我们今天更复杂，更多样，更神秘，更难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判断。所以，从不同的视角，你都可能得出自己的对教育的理解。早上刁厅长说了的很多话，我也特别认同他一个观点：生命教育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一种教育，是真正会造福于人民的一种教育。刁厅长还说，现在关于均衡教育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在努力均衡，一方面在不断失衡。而不断失衡的原因是，你在农村在薄弱地区建好学校，但是很快这个学校就变成没有学生的存在，原因就是大量的乡村的成员涌入了城市。我听过很多教育局长跟我说过这一点，有一个市的教育局长告诉我，他们那里每年都需要新办高中，每年都需要更多的初中，更多更多的小学。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概括为每一个人都有进入城市的需求，如果你去溯源的话，可能会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农村变得如此凋敝？为什么农村已经养不下人？为什么那些怀着强烈乡愁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一个习惯在熟人世界里生存的人，不得不生活在危险的、艰辛的、陌生人的环境里？像这样的溯源会使我们有更强烈的痛境，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工业化也不一定必然带来乡村的凋弊。你到英国去看看，最老的工业化国家，你看看他的农村，你看看他的城市结构，你会发现跟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化有巨大的差异。我们所想象的工业文明，更多的是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些巨型的城市，以及这样的城市文明，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觉。这里面既有我们视野的局限，也跟我们对政策的理解，跟我们对城市的思考，跟我们对文明国家的想象力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想象力的背后如果没有对权力的限制的话，这个想象力就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灾难。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是“没对权力的限制”的受害者，当然这个受害者有时也会以施害的方式成为受害者。所以，对教育的思考，你不可能只停留在对一种现象的思考上，你要看到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回到哪里才是原点？其实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生命本身，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到教育应该有的生命立场。

教育应该真正去成全所有人的幸福的可能性，这就是真正的原点。当回到这个地方去思考，你才可能有一种不是仅仅随着趋势，随着现有的条件去理解教育。所以我对教育有一个转化的视角的思考，我想跟所有的父母分享我的这些思考：一，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底下，不同的家庭可以培养不同的孩子，所有的家庭都可能培养更优秀的孩子，如果在一个更理想状态的国家，社会则会为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更良好的发展起点，这样，作为具体的公民个人是不需要那么费力气的，而我们费的力气恰恰就在于我们不同的家庭要培养不同的孩子。

今天，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国际学校的热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中的很多人目光不再聚焦于高考的升学率，而是已经完全进入了真正的国际化竞争。这种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人们渴望下一代能受更优质的教育，渴望孩子有更开阔的未来，另一方面，也跟大家现在的那种紧张,恐惧息息相关。我的一个同学,某大型出版社的社长,说她奋斗30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想让孩子也受自己一样的苦。教育在中国，依旧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这样一个文化与生存的背景底下，我们就必须思考生命教育。我刚才说到，生命教育不是解决效益的教育，也不是有着单一的某种训练功能的教育，我们思考生命教育，更多的让我们变换一种教育思考的方式。

我所期许的教育变革是怎样的呢？我希望我们把对教育思考的起点首先转向“身体教育学”。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丰富的心灵，首先要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首先要有一种对自身生命的自信。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第一就要遵从生命内在的需求，内在的需求可以看成是蒙台梭利所说的内在生命力，也可以看成是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人的特殊性，就是他可以自动产生影响力的一个本质。有个比喻的说法很形象——一个鸡蛋，从里面打开是生命，从外面打开则是食物，或者说是终结。也就是说，生命的成长，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一个外力作用的结果，生命本身的成长是生命的本质性的因素所决定的。蒙台梭利把3-6岁称为生命的关键期，所谓的关键期，说的是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身心灵发展最为重要，这个时期是他的语言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身体的协调能力得到最大发展的一个阶段。你错过这个阶段生命的节律就会发生错误，错过这个阶段你就再也难以弥补，或者说基本没有办法能够改善。

3-6岁的需求可能决定了人一生的能力的发展，0-3岁的需求可能决定了人一生的情感能力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孩子天然有着对爱的需求、对安全的需求、对温暖的需求、对鼓励的需求。在这个方面，我们中国教育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状态。你只要想一想有六七千万的留守儿童，你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生命教育强调人要遵从生命的内在需求，教育孩子要走正道，一旦错过了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季节，很多的工作都可能会徒劳无功。

我对此有一个归纳：教育孩子一旦失败，所有的成功都变得没有价值；孩子的成长一旦失败，父母个人所有的成功都变得没有价值。我去过很多学校，走到老师中间的时候，我总是会跟老师们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学生来培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得比我更健康、更快乐、更幸福，这其实是每一个为人父母最基本的责任。我们做一个教师，更有一种职业上的天然优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天然的优势很可能转化成我们的劣势。

我们经常简单的认为我们的孩子应该是聪明的，应该是懂事的，应该是不需要你多说，孩子就能理解，孩子就能执行。殊不知，当孩子到3年级，尤其是到3年级之后，一旦出了问题，改善的空间是非常之少的。所以遵从生命内在的需求，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按照生命成长的规律，尽可能去满足他，去尊重他，去成全他，这就是教育的正道！

第二，生命教育强调遵从生命自身的节律。从怀特海的角度来看，生命第一个时期被称为浪漫期，浪漫期也就是从幼儿阶段到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去感知世界，去接触，去知解、去尝试、去说、去听、去看、去动手、用整个生命去拥抱这样的一种生命经验，他会构成人一生的一种兴趣，人一生的自我发现的源头，人一生的对自己生命某一种特殊能力的觉察的一个依据所在。所以，夸大来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浪漫期，那么后面的知识的学习——也就是生命的第二个阶段：精确期——很难有专注力和持久力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以知识为背景，大大的限制了孩子的游戏，限制了孩子跟自然，跟他人，跟物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变得就从生命体验而言，几乎没有例外的变得苍白、单一，变得生命中有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打开的领域。有很多人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最爱什么，一生处于一种对爱的无知跟麻木的状态，其实最大的麻烦恰恰就在于童年这样的经验系统没有打开。

所以，学校教育不能简单的变成一个仅仅以知识传承为中心的场所，我们需要从整个课程观上去变革，要以“生命-身体”的发展建构课程体系，这样的一个新的课程体系才可能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更有专注力的，更有想象力的人。我们教育的麻烦就在于，每一个阶段都对下一个阶段很无知，对未来的教育很盲目，前一阶段的学习常常成为下一阶段学习的障碍，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学业枯竭现象”。比如，前一阶段过度的学习，过多的身体投入，过于强烈的牺牲一个人休息与睡眠，过多的限制一个人身心的兴趣，往往对后续的学习构成了一种障碍。学业枯竭现象的核心原因，首先是学校课程体系出问题，我们的课程体系是按照知识来构建的，而不是按照生命需要、生命发展的脉络来构建的，所以在很多学校，比如说，体育老师、音乐老师都是被边缘化了，体育课、音乐课只存在于课程表上，而在具体的课堂上是没有的。

教育的变革有很多很多种形式，从身心需要的角度来说，我们能不能首先把每个班的学生数减下来，把90个学生减到60个学生，把60个学生减到40个学生。说实在，我来过很多次河南，从讲课的角度来说，今天的会场是我来河南将近10年讲课最好的一个会场；我到河南的一些中小学听课，学生数都在90人以上，我感到巨大的震惊。我们福建情况不是说好到哪里去，但是说实在的，从我的经验系统来说，看到90个，100个学生的班级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你说在这样的课堂里面，怎么可能建构以生命、身体发展为核心的课程？有一次，我在一个90人的低年级班级听课，我对课堂的观察就是，当老师要求孩子上来板书的时候，老师所叫的学生都是走道两边的学生，绝对不会叫中间的学生，因为中间的学生爬出来太困难了，下课时，中间的学生上厕所都是困难的。一旦发生灾难，你说他们怎么逃啊？

我接着来谈教学改革，我一直在思考学习方式的变革，我听了将近20年的课，我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惑。最近我突然想：也许我教学方式的变革没有那么重要，学习方式的变革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我还想说教学方式的变革与学习方式的变革，我们思考的中心仍然只是更多的放在对教师的思考上，而不是对一个人学习方式、学习心理、学习的独特性或者学习的综合性一种思考。我更想说的是，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一种学习方式、教学方式，最后通过这个人生命的时候，他都有一种生命自身的回应方式，这种回应方式有时候会融合，有时候会筛选、有时候会调节，通过这个事例他会发生一种化学反应，其实我们不要低估这种化学反应的意义，恰恰是这种化学反应，使得某一种教学方式的老师他同样可以教出非常优秀的学生。比如说有时候“满堂灌”的方式，我并不是简单的肯定说都要“满堂灌”，而是有一些满堂灌的教师他也可能教的非常好。有些老师不断提问题方式的课堂，他也可能也促进学生的思考，有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也许某种比较“专断”的方式，他也不影响学生对课堂的喜爱。

那我这里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更想说的是，当我们说教学方式变革和学习方式变革的时候，其实存在着某种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对教师个体性，对教师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课堂方式，我们其实是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是必须变革的，这种必须变革更多的是统一到一个体制逻辑下，比如说现在体制只推崇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等等等。

教育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教师的个人独特性，我把教师看成是一个“手艺人”，这个“手艺人”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手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知识的处理方式，这个手艺人其实是有对象的，他是从对学生的研究过程形成一种相应的回应方式，这种回应方式恰恰发展了教师的教学技艺，所以，做一个手艺人，他一定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是别人不可能替代的。从教师而言，他的经验，他的实践，他的教学智慧，有时候恰恰表现在对某种案例掌握的数量上。并不是简单的采取了先学后教，还是先教后学这样简单的逻辑，我这里面其实更为强调的是，要打破体制的一元化的思维方式，要打破体制的这种粗暴的课堂文化。

所以，从生命教育而言，就根本没有哪种方式叫做生命教育课堂，它没有孤立的、特殊的、或者你一定把它建构出来的某种模式叫生命教育。我对生命教育的思考，基于三个基点：一，这应该是教育变革的核心；二是要还原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化，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有所改善；三是每一个人只要意识到，都可以找到生命教育的出发点的。

对于教育的变革，我们可能要采取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明白它是美好的。叫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心里面有个美好的愿景。

第二种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要思考一下大的背景，但又需要从具体的小问题着手。

第三，改变从可以改变的地方开始。不是与体制为敌，不是与教育文化为敌。而是把这样的教育文化作为我的生存的基本的背景，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从具体的地方开始，起点落在每一个人理解力相关的某一种具体的教育实践上。在我看来，生命教育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呈现出来。

对教师而言，只要你充分的尊重了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尊严，你所做的工作就是生命教育。这种生命教育把人当成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都愿意以建设者的态度面对学生的问题。对待学生的错误，对待学生的叛逆，对待学生的挑衅，不为了所谓的成效，不为了所谓的高效，轻易地就牺牲了学生的人格。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按照这样的一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去审视不同形式的教育，我们不要因为他现在是有效的，是高效的，就动摇了我们对教育的基本判断。成功总是更有吸引力的，但是有时候成功对人伤害是更深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来理解什么叫保守？什么叫迟钝？什么叫低效？什么叫成就？这些词在我看来现在很可能就变成所谓的好词了。

所谓好词，因为这些词跟教育有更大的关联。教育的本性就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教育其实一直都找不到所谓的高效之路的，如果能够找到，教育就简单多了。所以，那些所谓的“高效教育”很可能是一种折磨人的方式，是一种牺牲生命尊严，牺牲生命的内在需求的方式，是反教育的。反过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表现在珍惜现在已有的这些传统，珍重每一个人身上的独特性，更多的从历史，从伟大人物，从正道那里去找方向。也就是说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就走“原来”的路，这个原来的路是千百年来人类走出来的。在教育中，这些路都曾让很多人形成过共识。

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是一个教育家辈出的年代，到处都有教育家在办学。其实，不要说到教育家去，一个校长，一个老师，能够执守这种人性的温暖的内心真善美，这一切都是学校最好的一种风景，也会成为人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种体验。所有的人不论出发走到多远去，他回过头来一看，他所得到的那种感染，得到的鼓励，其实都是从人的最朴素的感情里边所体会出来的那些细节，那些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互动，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信念去做这样的工作，要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业发展。其实教育中最难的恰恰在于每一个，一个又一个，这么具体的人是教育最大的挑战。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一直遵循的是“大数”逻辑，95 %以上，99 %以上……但那1 %呢？那个具体的人呢？具体的人到那里去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城市里面的残疾人都到哪里去了？你说城市里的残疾人能在街上走路吗？像我这样健康的人在街上走路都会感到何其艰难啊！这十年来，我发现郑州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一直都像个大工地，每次来到处都是围起来的工地，到处都是道路堵塞，到处都是灰尘漫天，郑州是中国的缩影啊！我生活在福建，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福建到处都是丘陵，道路崎岖，村庄隔绝，要进行大工业非常困难，所以还保持着那些山乡，但是现在情况也在每况愈下。还有一点，则要感激当年蒋总统盘踞在台湾，福建省变成了前线，没有建设就没有破坏，今天我们作为后人享受了前人没有建设所带来的那些福利，清新的空气，参天的古树。

但是，到了中原，就不由地令人沮丧，做一个中国人有时不能不说内心是很沮丧的，你再讲“大国”有多大，我都抬不起头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说一个学校是不是堪称伟大，其实就看它对待那些最弱势的学生，最困难的学生，最边缘的学生，学校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关怀？这是学校是否伟大的最主要的依据所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是否伟大的依据所在。

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很艰难的，每个人成长都有很多歧途，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很多的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再也回不了的可能性。我的一个校友，低我两届的著名作家格非，现在在清华当教授，我上一次看他的自述，看完真的心生感慨。格非第一年参加高考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他妈妈叫他去当木匠，因为他们家有一个亲戚是木匠师傅。他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亲戚非常粗暴，格非有点想打退堂鼓，这时候他的一个小学老师不知道从哪个村庄找到他家里来，告诉他应该去补习。“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带到那补习学校给校长。”然后他就到那个学校去了，校长说他这所学校是当地的名校，你要补习必须达到补习的分数线。其实，他那天分数单是带去了，但是听校长一说，就不敢拿出来了，因为没有达到可以在这里补习的分数线。就骗校长说：“我分数单丢了！”结果校长说，那你到县招办去开个证明吧!他走出学校的时候就想，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是回家当木匠，一条路走到县城开证明。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证明是开不出来的，因为分数单没丢，就放在自己的口袋，达不到补习学校的分数线。

最后他想到那个木匠师傅的嘴脸，还是到县城去了，到县城时快要下班了，碰到招办的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工作人员不想给他开，那女的工作人员看他这么瘦小，满脸是汗，那么自卑，那么恐惧，说那我们还是帮他开吧！走到办公室的时候，格非跟他们说，我分数单没丢。那个男的工作人员非常生气，没丢你开什么证明啊？他就说他想去补习学校，但是分数不够，你能不能帮我开一张够分数线的证明？两个工作人员讨论了一下，最后女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女性特殊的慈爱，给他开了。格非描述了一个细节——两个工作人员都紧张，因为在80年代初开个假证明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他们俩紧张得公章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发现公章就在桌子上！证明递给他的时候，那个女工作人员说了一句他一生难忘的话——“苟富贵，勿相忘”。他从这句话里面感到这个工作人员对他的期许，她认为他会成功的，这样一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温暖。

在人生陷入迷茫的时候，有时候一句温暖的话，就是胜造七级浮屠，而一句冷酷的话则可能就使孩子命丧黄泉。所以教师这个职业真是要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的。这个如履薄冰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易的地方就在于你有没有强大的生命理解力，你有了这个强大的生命理解力，你什么时候都能给人温暖。

有人统计了说英国人一天会说8次 “对不起”，而“谢谢”也是从不离口的。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每天说多少次呢？有人可能一天连一次都没有说过的，这个人其实是处于野蛮状态的。因为每一天都有人在帮助你，每一天都有人被你妨碍着，或者被你用某种方式伤害着，所以，其实我们做一个教师，一方面是有一种专业性，另一方面可能也要还原一下，这个还原就是我们做一个普通人，我们做一个正常人，我们做一个健康人，尤其是情感健康的人。

我认为今天课堂教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教师的教学水平的低下，而是教师需要更专业的帮助学生，成全学生发展的意识与素养，更需要这样的一种素养。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依归，来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你的教不是纯粹为了教，你的教是为了一个人的发展。从为了人的发展角度来说，有时候你不能帮他提高成绩，但是你可能帮助这个生命得到支持，这是我们职业最大的使命。所以，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应该是一个乐观的人，应该是一个对生命怀有期待的人，应该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要把温暖传递给学生的人。我们是因为学生的存在而存在的，我们是因为学生的成长而获得幸福感的人。这样的一种职业幸福感，这样一种专业性，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一种生命共同体里面去思考。

我们再来谈谈学校发展的宗旨，学校怎么才能更像学校？我昨天听到一个观点，是一位校长说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我很认同。这所学校原来历史上所形成的办学宗旨，叫做“培养小主人”，我就给他建议说，把“小主人”改成“小公民”可能更好些，他回答说，学校的传统其实不能轻易改变，但我可以以培养小公民的方式来“培养小主人”。接着他又说——其实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的共识，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个共识，但是我不一定要用“普世价值”这个词，有一些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我不一定认同，但是我经常会说，因为校长的身份使得我要经常说，但我并不一定要去做。最后我归纳了一句是这样：普世价值要认真做，但不一定要讲；主流价值不一定真做，但一定要经常说。

我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讲，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开放的，资讯发达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也不一定要纠结于一定要用什么词，其实今天的很多的词已经被异化了。比如说我2004年写《教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谈到教育的和谐，但现在我再也不愿用“和谐”这个词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做一个教师，做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要努力创造自己的语言，创造自己的语言环境，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这样的限制中，我们也可能用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发展一学校。

我曾经谈过福州的文化，福州是一个不引人瞩目的城市，政治上保守，经济上落后，缺乏魅力，所以这个城市最大的好处是，人口扩张速度比较慢，所以教育均衡的程度就相对比较好一些。另一方面呢，福州人传统上特别疼爱女孩子，所以女性的教育，女孩的教育，在近代以来是卓有成效的，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女性人才。还有就是，福州人的主要源于河南的移民，所以福州人性格里面有奇怪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比较内忍，比较低调，比较温和，不具侵略性，所以这个城市，从教育而言，除了传统名校之外，从来没有诞生新名校。从来没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教育变革项目，从来没有某个校长成为明星式的校长，这个地方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传统的尊重反而是很自然的一种习惯，竞争反而是被排挤的。另一方面呢，当时的移民都是逃亡迁徙而来的，他已经逃到海边了，如果再逃，那就只有向海外迁移了，所以从明代开始，向海外移民的这种传统就渗透到每一个福州人血液里去。所以，大家想到教育的时候，不那么容易纠结于今天的教育评价，实在没路走，我就换一条路走。这种保守文化所带来的，对教育生态的某种维护反而是有利的。

我经常把一个城市没有学生因为学业自杀看成是教育比较美好的一件事，无论是什么名校，无论你有多长的历史，如果你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学生因为学业的问题跳楼自杀的事件,那都是很不幸的，再多的荣光都会被抵消掉的。学校不应该是折磨人的地方，学校是让人的生命变得更强大的地方，而不是让人绝望，让人痛不欲生的地方。这是学校像不像个学校，最根本的标志。

前几年我还用了另外一个概念来思考学校，这个概念就是：成熟。

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讲课，学校派了一个司机来，这个司机50多岁，我见到他时就感到有些紧张，他给我一种很不安全的预感，等我要回去的时候，又是他送我，这一回我真是紧张的灵魂都出壳了。他居然敢在两部大卡车中间快速穿过去。后来我问跟我联系的老师，我问这个司机到底怎么了？作为一名老司机，他不应当这样开车的？原来司机前几天刚刚跟校长吵过架，愤怒还没有消退。我就在想，这个校长一定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校长，因为他不知道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来思考。什么叫不成熟，不成熟就是没把人当人，没把生命当生命，没有正视危险，没有预见到多种潜在的可能性。

还有一次，我到深圳给一所新学校的年轻教师做培训，他们都是大学刚出来的硕士博士，过几天就要开家长会。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就要开家长会了，你们见到学生父母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表情看他们？大家都笑了，说，我没有想过。不知道怎么跟家长们打交道，这很正常，因为这些年轻人还不像教师。

所谓像不像，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在性，是你的经验，是你的学识，塑造了你的生命形象，是具体的生命与生命的接触塑造了你的生命形象！一所学校成熟与否，可以从无数个细节里体现出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到底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成熟，妨碍了我们的判断，妨碍了我们自我变革的那些意识。

所以，我说要回到常识就是回到人类的共识与人之常情，大的地方思考的是人类共识，具体的实践思考的是人之常情。第二呢，就是更多的要有一种学校必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意识。第三，是学校要有更强的自我审视，自我发展意识。

这里面我还特别强调，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文化，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流价值，甚至每一个领袖在他当政的那若干年里面都有他的口号，都有他的意识，都有他的趣味，都有他的爱好。有时候我们社会的变更与领导人的趣味变更是有关系的。所以，一所学校，如果你一直跟风的话，你是很辛苦的……一所学校如果能够保持某种独立意识，这个独立意识需要一代一代的学校的领导、教师的坚持，最终就能形成学校最动人的文化。所有的学校的动人之处都是需要文化来沉淀的。我们的学校经过20年、经过50年，经过更长的时间，我们能不能也提炼出这样一种打动人的东西呢？真的是很难的，新的校长总是要从变革前一任校长的工作开始。所以，传统要保持下来，有时候需要跟我们的某一些私心，某一些小心眼做斗争。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开阔的思考，也就是把自己编织到传统之中去，编织到一条大河之中去，而不是以为我就是大河本身，我就是传统。

台湾做生命教育做了10多年，卓有成效。大陆做生命教育，也做了10来年，却还在建构生命教育的体系。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学校推动生命教育的时候，让我们忘掉所谓的“体系”吧！

一位台湾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原来后面有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的水会流到学校来，流到学校以后发现，很多野草野花都生长起来，然后学生们观察发现蝴蝶们最喜欢一种花，后来学校就遍植这种花，到了春天满校园都是蝴蝶，他就开了一门课程——蝴蝶课程，全校共修这门课程。学校的围墙拆掉了，学校边上原来有一棵树在围墙外面，围墙拆掉后，这棵树就变成了学校的树，学校就开了一门大树的课程，让所有的孩子学习。学校后边的菜市场有很多菜叶子被遗弃了，孩子们把它捡回来洗干净，开了一门扎染课程。

我在想，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这才是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回到生活的可实践的生命教育。不要纸上谈兵，不要坐而论道，不要一心想着构建体系，建构体系让定功做吧，我们老师们就一起从可改变的地方开始改变吧！其实改变已经发生，改变正在发生！

（本文选自悦读馆）

作者简介：

张文质，生命化教育课题的倡导者、研究者，《明日教育论坛》主编，《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慢教育》丛刊主编。长期植根于中小学课堂，关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与教师的成长。主要著作有《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教育的十字路口》《幻想之想——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等。主编有全国第一套《生命教育》实验教材、《生命化教育探索丛书》、《生命化教育丛书》、《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一辑、第二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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