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半生:“我这猫一样的生命力”
“反叛,受难,自由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半生” 分享会实录文字整理
分享嘉宾
李公明,凌越
活动书店
广州·1200bookshop书店
活动图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
促成这一场活动的契机在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了由约瑟夫·弗兰克所著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加上此前已经出版的前两卷,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21年到1865年的44年前半生时光。李公明和凌越都表示,受难、反叛和自由意识,这三个主题,可以很好的理解陀氏创作的整个思想内容。
以下文字根据分享会实录文字整理,为方便阅读,已将对话格式的实录文字整理为12个话题,分享会录音文件可留下邮箱发送给感兴趣的读者。
本文共12000字,阅读需20分钟。
Topic1:
大家都急于尽快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至1865年的生涯,直接谈论他的重要作品。
陀氏传记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的前言里有提到,这本书是从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里的一章扩充而来的。
第二卷是得了全美图书俱乐部奖的传记,这绝非偶然。第二卷可能在普通读者那里会得到更多的响应,第二卷是讲1850年到1859年,正是他十年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包括他在苦役营中的那些经历,他的爱情和他的第一次婚姻,都很有故事性。
第三卷恰好是平淡的。但是1860年到1865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也就是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的这几年的时间,是他完成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对这个时期并不那么重视,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后期最重要的作品还没产生,就是写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作者弗兰克在前言里说得比较有意思了,他说似乎大家都急于要尽快越过这个时期,去谈论他后期重要的著作。
Topic2:
陀氏是怎么处理各种思想的争端的,他个人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形成?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就在1860年到1865年。
阅读第三卷能够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拉回来,拉回到什么地方呢?拉回到1860年到1865年,当时俄罗斯的思想界和社会所产生的那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论争。当时他办了两个刊物,《时代》和《时世》这两个刊物,他在办刊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思潮,接触了各方面的理论家、批评家,那些有各种立场的人,和有各种目的的社会团体。
那么陀氏是怎么处理各种思想的争端的,他个人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形成?弗兰克认为,陀氏经过这几年以后,他的思想和立场基本上没改变了。在经历过某些重大的风雨中的历史事件之后,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很多事物的基本看法,不可能再有改变了。所以这个时期非常重要。
Topic3:
青年时期政治风波中的个人立场:我喜欢自由,喜欢介绍西方的思想,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国家所允许的吗?《穷人》发表之后获得巨大的文学声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受监禁苦役的几年中进一步接触底层的人。
彼得堡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个小组既是一个读书小组,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激进张力的思想团体,分为激进派和自由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属于后者。他被抓起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在第二卷里边谈到,是因为朗读了果戈理的那封信,还有别林斯基回答果戈理的一封信。果戈理的信是要反对废除农奴制的,而别林斯基就狠狠地批判他。这两封信当时都很敏感,朗读这两封信被沙皇政府觉得是犯了大忌。
如果大家有兴趣返回去看第二卷的话,最好看的就是第四章。第四章讲他被逮捕了之后接受审问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矛盾,但又很坚定。他矛盾在不知道应该讲什么,担心透露太多东西会出卖朋友,但又觉得讲的是实话,本来就可以讲出来的。所以他就采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策略,让自己不会感到内疚,又能够让警察相信,他觉得不管你警察信不信,他起码能够交代过去,同时又坚决不出卖朋友。所以第四章就构成了我们理解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迫害面前的那种选择。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他说,我喜欢自由,喜欢介绍西方的思想,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国家所允许的吗?如果你们说我谈自由、介绍西方的思想,就是犯了忌,就是有罪的话,你们才是对我们政府最大的抹黑。这话说得多好!这就是他在青年时期政治风波中的个人立场。
在受监禁苦役的几年中,他跟那些苦役犯关在一块的时候,他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这些底层的人,他们固然是很可怜,很值得同情,但是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自私残暴的东西,他几乎不能忍受下去。最后他能够忍受下去是因为,这些俄罗斯农民的身上,他还是看到他们残存有一点传统的基督教的信仰。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往宗教方面去思考人的苦难和惩罚,其实就是从他早期的这种经历种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第二卷。
现场读者
Topic4:
一个受难的人,他未必必然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么他生平中间的很多事情,哪怕很细微的事情,都可能对他的作品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10月30号,出自一个医生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第二。他有一个哥哥叫米哈伊尔,跟他志同道合一起办杂志,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编辑。他在十六岁母亲去世以后,和他哥哥就到了彼得堡,他是在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当时学军事工程是一个很时髦的,出路很好的专业。然后在学习过程中,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的就是1839年4月份,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暴烈的人,他有一个庄园不是很大,也是很贫瘠的,有一百个农奴,他父亲对农奴一直不好,而那一天,他在虐待农奴的时候,被农奴杀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次出现了痉挛和晕厥,也就是引发了伴随他一生的癫痫,这个疾病对他的影响特别巨大。在他此后的一生中,平均一个月要发病一次,最严重的时候一周三次,完全是残酷的肉体上的折磨,而且对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5岁开始就有文学梦想,他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要塞工作,但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后来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实在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就辞职了。在1845年,创作了第一本小说叫《穷人》,这个小说立刻引起当时俄罗斯文坛泰斗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带给他巨大的自信。在获得了初步的文学名声以后,他又参加了当时圣彼得堡的一个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主要是研读傅立叶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是1848年席卷欧洲的欧洲革命,引起了俄罗斯当局的警觉,他们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就抓捕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8名成员。包括他哥哥,不过他哥哥很快被释放了,然后他和另外30多个人就经历了一次非常残酷的假死刑。当天他们穿着判决的衣服,绑在石柱上,一切都很逼真,就要进行处决了,然后沙皇的命令来了,说是改判他们八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后来改为四年,之后要再服兵役。这件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非常大,然后就是十年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非常残酷,后来在他的《死屋手记》里都有记载。1859年年底,他才和妻子回到彼得堡。
现场读者
Topic5:
回到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投入到一个非常活跃的俄罗斯思想的论战。这个论战正是第三卷详细描述的,特别重要。
回到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他早期的《穷人》发表之后所获得的巨大的文学声誉中断了,他急于要重新建立他在文坛的声望。而此时新人已经要急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急于要把40年代的老人打下去。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就是典型的新人,他身上那种决断,当他回答是不是要否定一切的时候,他说是的,我们就是要否定一切,那样的一种口吻,而且在他身上所凝聚的一种青年一代对于社会黑暗不满的那种道德义愤的正义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人物形象,他既有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也看到这些人物性格的欠缺,以后可能会发展出非常危险的因素。我们现在老是说代沟,从新人和旧人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代沟不是在某一种生活态度上的情况,其实并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对于传统、对于政治的问题,究竟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
他很快投入到了文学的创作和思想的论战中——编《时代》刊物。他们刊物的大楼在一条大街,这个大街外面都是吵吵闹闹的下层人民居住的区域,但是他们感觉非常有活力。
主要的一种思想论战是来自于激进的西方阵营与来自所谓乡土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阵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组稿中力图平衡双方关系的时候,他常常落入两边都不讨好的境地,两边都会骂他,一边骂他太激进,一边骂他太保守。
他《时代》杂志的同仁,像斯特拉霍夫,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另外一个叫格里戈里耶夫,非常棒的一个批评家,他们两个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满——你竟然对激进分子这帮虚无主义者如此忍让。可是激进分子对他又怎样呢,当《时代》第一期出版之后,以《现代人》杂志为首的激进派,对他们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欢迎。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讲,他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很清楚,要知道这些激进派也很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包括像杜勃罗留波夫——这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25岁去世的,在当时他文风辛辣的文章曾引起轩然大波。
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思考,面对俄罗斯的苦难,下层社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苦难,究竟应该怎么去寻求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出路。他逐步对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路数,越来越警惕,越来越感到不放心,越来越感到不能够这么做。所以他后来从宗教的、从人的信仰方面去理解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卷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现场读者
Topic6: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从来不是极端派,他的思想有两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在西欧派的中点,向斯拉夫派的中点靠拢。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时期和我们当代的思潮的纷争也有很强的联系,比如当下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的纷争,好像对应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期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
俄罗斯西欧派强烈地改造俄罗斯民族的某种特性,要往西方——特别是法国这边靠拢,西欧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而斯拉夫派特别强调俄罗斯本土传统。19世纪中期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就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斯拉夫派的代表学者叫阿克萨科夫,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证说俄罗斯传统的村社的形式,蕴含着原始的社会主义的形态,村社和当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很多纲领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村社在俄罗斯,从13世纪开始到当代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是一个渊源流长的传统。所以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优越的,俄罗斯村社的传统里有利他主义的东西。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极端派。他的思想有两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就是他一生反对暴力革命,如果任何理想的目标要通过流血而达至,他都反对,这导致了他不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西欧派,他不会成为激进分子。另外一方面,他固然承认俄罗斯的村社传统,但是他对斯拉夫派中间比较落后的部分,他是非常清晰地反对,这一点和赫尔岑一样。比如说他反对对女性的某种压制。当时有一个舞会(晚会),有一个官员的妻子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讲的是克利奥帕特拉的那种性欲勃发的诗,然后朗诵者招致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帮这个女人说话。
现场读者
Topic7:
“即便你的崇高的目标很伟大,但是如果你要人们通过受苦受难无辜地去承受这个代价,他觉得这个目标仍然是不可取的。“对极端分子的警惕和反思,最后成就了1872年的《群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派好像不是那么焦虑,他最不满和警惕的是激进派。当他回到彼得堡的这段时间,沙皇统治下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是一定程度存在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办刊物。他内心觉得目前的局面是值得珍惜的,应该好好利用来发展文学创作。而极端派一上来就要提倡各种激进的口号,是肯定会破坏这种暂时的比较宽松的局面。
他的观点就跟赫尔岑是很接近的。赫尔岑认为,即便你的崇高的目标很伟大,但是如果你要人们通过受苦受难无辜地去承受这个代价,他觉得这个目标仍然是不可取的。这显然就是跟极端革命派的这种不择一切手段都要达成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他对极端分子的这样一种警惕和反思,最后就发展到1872年的《群魔》,那就是非常精彩了。如果我们看《群魔》的话,如果我们看到《群魔》,还不能够获得对我们自身历史的某种反省的话,那你真是白看了。他对于激进派的一些根本看法,是我们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都有很重要的启示。
现场读者
Topic8:
应该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第一是他对于极端暴力的反对。第二,他在文学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里反复寻求的是社会、人生应该怎么样得到解放。获得自由,得到拯救,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1860-1865这几年那么重要,这是对他整个思想形成是非常关键。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到欧洲旅行。他在40年代其实是一个比较西欧派的作家,他也喜欢像雨果、乔治·桑这样的法国作家,所以他迫不及待想去欧洲旅行,但是他后来发表在《时世》上的长篇游记——《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实际上却对欧洲大肆批判,他先是到科隆大教堂,完全没感觉,对德国大批了一通,然后到了法国,他认为法国人他们就是金钱至上,非常堕落。
他对于西方人的态度与他的乡土主义有很紧密的联系。宗教信仰是乡土主义的一个重要核心。俄罗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普遍接受东正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东正教一直都成为俄罗斯社会,特别是农民阶层普遍认同的、遵守的一个精神信仰系统。发展到19世纪问题就来了,俄罗斯经过农奴制的改革,西方很多生活、生产方式的进入破坏了原来的传统道德的理念。在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西方去看,所有地方都令他感到失望,他觉得都是金钱,都是功利,都是把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遗忘掉了。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看他的这种内在的思想?我们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经历过向西方学习,又不断以各种各样的风波来抵制西方,但最后又发现我们还是要回到世界的发展主流。从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就可以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面对西方也好,乡土也好,以及寻求俄罗斯本国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命题仍然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非常重要但是也非常沉重的话题。
另外还有对于西方的关于理性概念的理解问题,究竟什么是理性?理性对于人性,对于社会进步起了什么作用?这也包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尼雪夫斯基的论战里面,特别是对于车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本小说里所提出的理性促进了人的幸福,促进了社会进步的这个观点是有联系的。车尼雪夫斯基的理性是与自私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要你有为自己好的这种理性,最后还是会达至幸福的,能够达到一种有道德的境界,表现在你爱这个人,你的理性又让你放弃了爱,你还是在精神上能够得到她的,最后你还是能够获得的,大概是这么一种论证的逻辑。
我们站在理性的思想史发展角度来看的话,理性曾经是启蒙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撬动这块大石头的理论工具,但是后来,人由于无限地扩张他的理性又变得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变得对于人生是不断索取等等,又引发出我们精神上很多的危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虑,他当时的思考非常深入,非常深刻。
现场读者
Topic9:
文学是容纳这种复杂性的最合适载体——观点怎么说好像都会有漏洞,你不如去说一个故事,用故事中的某种丰富的阐述性去表达这样的一种复杂性。
往往深刻的东西,往往是在一个极其狭窄的、暧昧的、幽静的中间穿过,而不是泾渭分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调和者,招致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边的不满。这正好是它深刻的一种体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中立,它不是那种庸俗化的中庸,那种中庸是对任何问题语焉不详。他不是这样,他是支持这个,反对那个,非常清晰,但是总体上形成一种非常暧昧的一个中立,中立正好是他深刻的体现。从这种中立立场,逐渐发展到一种认知的复杂性,最后把他推到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地位,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当我们用理性的语言,即所谓科学的语言去描述一种观点的时候,我们力图让这个观点显得鲜明,力图让我们的逻辑很有力。在这样的论证和思维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略去了很多在生活中、现实中本来存在的暧昧、灰暗的所有元素,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这个观点提炼出来。而在文学创作上则不一样,要考虑到的生活的语境,考虑到的人物的性格等等,必须让产生思想的那种土壤和那种生活的语境更真实地保存下来。
另外也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手法有密切的相关。他很少采用很单一的线条、单种声音去阐述笔下的人物,让这个主人公说出某一个真理,他几乎没有这样的。他总是有非常复杂的多种声音,所以称之为“复调”。巴赫金也专门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的问题,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内心的对话,反反复复地追问、责难自己的各种想法,想了一个观点又把它推翻,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生活中人的内心、人的灵魂的真实声音。他就跟那种理论上的一种单一结论和简单论证完全不一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生活中的经验,需要我们挖掘自己内心的人性的体验,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
现场读者
Topic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呈现他的这种复杂性的过程中,也引起了很多误解,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获得众口一词的赞誉,纳博科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者。
俄罗斯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没有批评者,除了托尔斯泰自己,他自己在晚年完全否定他的文学,他觉得文学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个更高的批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认同托尔斯泰,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有批评者,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获得众口一词的赞誉。纳博科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者,他在《俄罗斯文学讲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语不敬,他对俄罗斯的所有的小说家有个排名,第一名托尔斯泰,第二名果戈理,第三名契诃夫,第四名屠格涅夫。他说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他们正在门口拍打我的房门,他们要对我提出异议——就这样调侃后面两位作家。
纳博科夫分析《地下室手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的声音中的一个声音认为是作者了,这就看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认为《地下室手记》出现的那位高尚的妓女,也是感伤小说典型的套路,用一种非常轻蔑的语调来评论《地下室手记》。但《地下室手记》中提到和妓女丽萨的相遇,实际上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情节的戏仿——完全是一个讽刺,但纳博科夫并没有看出来。
现场读者
Topic11:
在1860年到1865年五年内,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创作,他们的潜在对话者都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虽然在那个时候是纪实文学浪潮中间的一个成果,——当时像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都是这一类的纪实文学,——但是他在叙事的过程中,也念念不忘激进派的那些激进的主张,他在跟他们对话。比如他在《死屋手记》中写到那些非常卑贱的苦役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反理性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他们会歇斯底里,然后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做一些事情,这就是追求自由的问题,所以要把受难、反叛和自由这三个主题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够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这是对于寻求俄罗斯的出路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命题。
而苦役犯追求自由是完全违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种理性功利主义的。他以此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功利主义是不完善的,是有问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是为了宣传一种观念的文学传声筒,列宁特别喜欢,这是非常成功的。弗兰克认为尽管艺术上有明显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品。
车尼雪夫斯基也质疑莎士比亚是否真的很伟大吗?他怀疑莎士比亚在那个年代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而当有些作家表达了对民众的某种同情、怜悯,对制度的一定程度的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做得完全不够,你们根本不敢涉及到最重要的。这就是当时一些激进派的观点。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激进派这么在意,因为激进派这帮人具有极强的蛊惑力,影响力很大。而且对未来的破坏性是可以预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苦役犯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残存的基督教信仰,这个给他带来希望。但同时他也发现,这些苦役犯看起来是那么自私,那么残忍的,但是如果你说要彻底和永远剥夺他们的自由的话,他们也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在苦役犯身上看到的对自由的渴望,这是我们所理解的第三卷“自由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关于激进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兵营里服役时,看到某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要把自由作为一种原则来予以排除的(说得非常巧妙,是从原则上排除自由的观念)。
他从受难的苦役犯,从激进派的社会乌托邦的图景里面,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到自由的可贵,看到对自由的坚持。所以他后来说,自由就是新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必须追求必须享受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现场读者
Topic12:
1860年到1865年这五年内,发表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手记,一个是《死屋手记》,一个是《地下室手记》。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编辑《时代》杂志和《时世》杂志上花了不少精力,但是他也在写他的作品。
1、《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应该是在流放的末期就开始写了,在流放期间,他有意地收集材料,不断地记录很多很多东西,发表是在1861年。
在他所有作品中,《死屋手记》是受到众口一词称赞的作品。像屠格涅夫就认为,《死屋手记》中写澡堂的场景,就像但丁的地狱,赫尔岑也完全同意。托尔斯泰也推崇备至,托尔斯泰就说,它是一个有宗教崇高意义的作品,在《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把《死屋手记》和少量的几个作品列为出于对他人的爱产生的具有崇高意义的作品典范。
从社会意义层面来讲,1861年之后俄罗斯出现了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司法改革起码是要往比较好的改良这个方面去发展,比如关于审判制度等等各方面,但是对于监狱的情况,在讨论中是被忽略的,《死屋手记》的意义正在于此。这本被称之为报告文学式的小说,能够引起人们对监狱情况的一种重视,它提醒人们注意到人类文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所折射出来的制度与人性的博弈,和怎么样建构一个更良好的可能性。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书中有一篇关于一个年轻的画家雅各比的一幅画——一个驿站里的苦役犯——的评论,那幅画很有意思,书里也有这个图像,可以看得出来,画家是带有一种怜悯去描绘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画家没有把真正的本质性的东西给揭示出来,也就是对于流放中的囚犯怎么样从人性而不是仅仅表面的怜悯这么一个动作去体现,这也可能对于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纳博科夫那样去精彩生动地呈现一个场景,这个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是要呈现,而是要透视。透视就涉及到内心和灵魂的肖像,所以他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在第三卷中,弗兰克也谈到《死屋手记》是显示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质的一本书,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群魔》等都有大量的对话和独白,而《死屋手记》中更多的是描述,客观描述,这种描述是一个作家天赋的体现。
坦率来讲,写作中最困难的、最真诚的挑战和考验是如何描述。描述一个茶杯,描述一把椅子,描述一个情景,这里能够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你运用文字的能力,精确地把它记录下来的这种本事,是非常困难的。每一句描述的话都体现出写作者的观念和文字的某种奇异的婚配的话,就是大作家。而很多时候作家们是在非常吃力地,在勉为其难地给读者呈现一个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光是呈现,而且是极其具有感染力的,《死屋手记》正好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他写澡堂的情景,或者某一个普通的场景,还有那一段著名的彼得堡幻景,他可以写得就像你看完这段话,你感觉就像木刻那样,立刻就有了凸凹感。
2、《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手记》,主人公是一个文官,低级的文官在俄罗斯文学中是一个传统,不断被描述,不断被观察,不断被作为人性中的一种典型呈现出来的。
这种文官有什么特征?他们的生活比较灰暗,但他们内心往往又有某种梦想。他们很可能在学问上、文化上没有太高的造诣,但他们仍然是有思想的人。所以他们是有点类似多余人那样一种传统,但又不是真正的大学知识分子的那种多余人,又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特点,他们会在内心对于世界,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感慨,又有很多的想法,最后发展成为一种内心的独白。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也承认,他写《地下室手记》的时候是心情最糟糕的时候,这是他自己都觉得是很阴暗、很灰暗的一本作品,1864年发表在《时世》杂志上面。
1864年这一年对他来讲真是悲惨之年。先是妻子因为肺结核病逝,最后一年他陪着她,看着她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三个月之后,哥哥米哈伊尔,最亲近的人,突然病发三天后就去世了。然后债务一团糟,欠一大堆债,他的一个姨妈是嫁给一个莫斯科富豪,就向他们借了1万卢布,支撑着继续办《时世》,后来还是搞不下来,因此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到第四卷,他跟他的新婚妻子就跑到欧洲呆了几年,完全是为了逃避债主。1864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极其悲惨的,但是他给好友弗兰格尔的信中,突然冒了一句——“猫一样的生命力”,这也是他的人生的一种性格,整个苦役的流亡生涯,锻炼了他面对命运的打击的心态和承受的力量,一个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以苦难、受难为他的出发点的这样一个作家,他必须要经历过生活中的这种磨难,他才能够真正有所了解,有所理解,有所表达。
《地下室手记》依然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理性功利主义的一个回应。跟《死屋手记》从正面涉及不一样,在《地下室手记》中,他从内部反思。“地下人”已经成了一个经典文学形象,基本上跟哈姆雷特,唐璜,浮士德处于一样的地位。然后当20世纪的诸多思潮都在跟“地下人”发生关系,有的说他是属于我们的,比如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学说,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或者积极地阐释地下人和他们的关系。但是这个人,注意,这个地下人是个虚构人物,像纳博科夫就搞错了。
一开始,人们都把地下人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完全是错误的,地下人在狂热的独白中所阐述的很多观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年坚持的理念完全相左。
弗兰克一开始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地下室手记》,当时弗兰克研究存在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例,这也是引起我们重视小说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的原因。存在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潮流,更多是借助于文学来表达,我们知道萨特等等也都是以文学的方式更多地表达他们对于存在主义理念的阐释。总而言之,如果离开思想史,离开宗教史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难真正进入他的文学核心。
中华书局有一套书,世界思想家译丛,有一本薄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是一个美国学者叫苏珊·安德森。第一章就是“哲学和小说”,她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完全抛开文学风格的分析,通常的文学批评完全不管,就是讲他小说所蕴含的哲学理念,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解读方法。而一个错误的读法就是纳博科夫式的读法,他老是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具体,但通常的文学规条只能衡量一般作家,它对伟大作家失效。
3、《群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他是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1869年的时候,一个俄罗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一个非常激进的人,他逃亡国外,在国外见到了巴枯宁,后来带来一系列阴谋行动的方案回到了莫斯科。然后他在莫斯科就拼命地制造这种极端恐怖的准备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一个同党可能有点问题,所以他不惜一切手段把他杀害了。杀了之后,他还能够逃到国外去。这件血案在俄罗斯甚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激烈的反响。
人们都很关注这些激进的人,为什么能够使用那么肮脏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根据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创作了小说《群魔》。《群魔》很明确地讲,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不能够信任的,他们最终就是为了夺权,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而有意思的是,1903年的时候,高尔基在国外看到莫斯科要上演这部戏剧,他坚决反对,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结果到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暗杀,据说被暗杀的人有2000多人,在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所描述的情景,真是一个先知般的预言,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去世了有一百多年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字——“先知”——作为他最大的标签。他当时对激进派的某种警惕,后来都用血淋淋的历史予以证明了。
—end—
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
像小说一般迷人、充满意味又扣人心弦
·作者约瑟夫·弗兰克,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
·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于1976年至2002年间
·二十五年完成的恢弘壮阔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
·被公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厚重的陀氏传记
·作者站在格罗斯曼、多利宁、科马罗维齐等多位俄苏前驱学者的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文学传记书写经验,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评论他不仅是当今最优秀的作家传记家之一,也是罕见的洞幽烛隐的批评家
海外优秀传记作品引进出版
“文学纪念碑”丛书多年深耕
截至目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已经出版此书前三卷中译本,第一卷译者戴大洪回归(第二卷译者是《纳博科夫传》译者刘佳林),翻译了新出的第三卷。
这套作品共包括以下5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出版于2014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出版于2016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出版于2019年4月。
最后两卷尚处于出版计划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
据了解,负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文版出版的责任编辑,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魏东,由他主持的“文学纪念碑”丛书,多年深耕海外优秀传记作品的引进,已出版的传记作品囊括米沃什、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等。该丛书的出版计划目前包括:《纳博科夫传(精装版)》、《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简·奥斯丁传》、《贾雷尔论奥登》、《塞缪尔·约翰生传》、《海洋,飞鸟,学者:文德勒论诗和诗人》、《约翰·济慈传》、《惠特曼的美国》、《雪莱传:追求》《卡夫卡传》等。
点击阅读原文直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