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五卷本评传 第四卷上市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相遇
对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所写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几乎无人不知。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苏珊•桑塔格都曾对陀氏表达感激和敬佩。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的高度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而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的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是声称自己“总是把人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和与之精神相异的人”。
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中文版已出的四卷书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知名图书品牌“文学纪念碑”丛书于2014年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序列号013），此前已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所写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一八六七年日记》《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为读者提供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遇的绝佳机会。此后，“文学纪念碑”陆续推出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序列号018）、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序列号028）。同时，还特别推出《<罪与罚>》的学术评论版。这些图书构成了“文学纪念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版块，受到了读者的高度评价，很多读者表达了热切的阅读期待。可以说，正是在热心读者的催促声中，丛书在这个六月推出了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
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五卷本评传，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书影
艰难的流亡生活和不离不弃的妻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结束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历经十年艰辛，重返圣彼得堡，以报人、编辑的身份重返文坛，并立即卷入俄国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年。第四卷即从1865年开始，写到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从国外返回为止。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六年的生活其实颇为不易。在此之前，他接连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妻子玛丽娅和哥哥米哈伊尔。哥哥的遗孀和孩子们，还有他那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继子都需靠他供养。他弟弟一家也依靠他生活。为了供养亲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四处借债，又无力偿还，以至于被债主告上了法庭。艰难的经济状况使他陷入了困境，时常癫痫发作。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速记员安娜。他和这位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美丽姑娘之间很快产生了火花，两人决定结婚。为了躲避债主和贪得无厌的亲戚，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决定离开俄国，前往欧洲。
如果结合安娜所写的《一八六七年日记》，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年轻的妻子这种少女式的不成熟感到厌烦，安娜也对他的疾病和经济状况感到不知所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亲戚对安娜“持家不力”的无端指责更是让安娜有苦难言、心力交瘁。换句话说，他俩并不算互相了解，他们的婚姻一开始也并不美好。到达欧洲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轮盘赌，不断地向安娜要钱去赌博，两人一度矛盾激烈，甚至险些分手。安娜生下一个女儿，却不幸夭折，这件事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困窘的经济状况，夫妇俩过着极度贫穷且悲惨的生活，即使向屠格涅夫等人求助也是杯水车薪。但是，安娜始终没有放弃，她在内心深处一直爱着丈夫，正是这样隐忍、坚定的爱最终打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依然能够坚持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妻子怀有深深的愧疚、感激和敬爱，他把自己最后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献给了安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安娜又活了三十七年，她致力于整理、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将与丈夫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了下来，写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可以说，没有安娜，也就没有享誉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那些经典的不朽之作。
广西师大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中的陀氏相关传记类作品合辑
困境中写就的非凡作品
从1865年到1871年，短短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创作了《罪与罚》《赌徒》《白痴》《永远的丈夫》《群魔》等不朽的作品，本卷对于这五部作品都作了专章论述，因而本卷的篇幅也大有扩展，远超此前三卷。其中最有名的《罪与罚》一书的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向来颇有争议。弗兰克认为，《罪与罚》的由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经历请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在西伯利亚期间，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不幸、痛苦和绝望，目睹了被贫穷和病痛折磨的犯人是怎样艰难地求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有些犯人在杀人之后会忏悔、赎罪，而另一些犯人却始终认为自己做得对，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于是“一个受过教育、具有敏感的良心却杀了人的年轻人”的形象由此萌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罪与罚》和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艰难岁月的延伸，用作者弗兰克的话来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地疯狂赶稿时，想必像将要在他笔下诞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对于一个贫穷只能带来无尽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样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弗兰克六十年代开始就对《罪与罚》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解读，参看《罪与罚》（学术评论版）收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世界》《<罪与罚>的背景》。在本卷中，弗兰克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从思想根源、体裁演变、文本解读三个方面作出了深度解读，光文本解读一章即达五万余字，重视程度以及精彩程度可见一斑。
而本书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欧洲流亡归来，当时他正在进行《群魔》的创作。这部小说一开始是被当作“小册子小说”来写的，但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斯塔夫罗金这个角色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悲剧网。斯塔夫罗金伤风败俗、自甘堕落的行为使人惊诧，他对社会习俗的蔑视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并拒绝接受任何对其绝对我行我素的意志自由的限制，甚至想尽办法让自己犯下罪孽、蒙受耻辱、声名扫地。从这一点来说，斯塔夫罗金被认为是“俄国文化最新的化身”，同时，他前所未有地受到内心空虚和感情冷漠的折磨，难以挣脱。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癫狂（比如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却也真实地刻画了人性的矛盾与多面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他的活动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的作品也常常引起与他同时代人的剧烈冲突和互相抵触的评价。在“文学纪念碑”系列丛书的另一作品《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回忆者们所阐述的“事实”，有时候竟互相矛盾。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回忆者们所提供的，其实是他们所看到、所认为的“事实”，却不一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事实”，则需要通过大量的材料、档案以及传记作品去发掘。
一部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
1976年，约瑟夫•弗兰克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这是其系列传记的第一卷，而最后一卷，也就是第五卷直到2002年才完成。论篇幅，这大概是体量最庞大、最恢宏的陀氏传记；论分量，也许是最深刻、最厚重的陀氏传记。这五卷传记获得了多种荣誉，包括美国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传记类）、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克里斯蒂安·高斯奖”、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等各类奖项。弗兰克站在格罗斯曼、多利宁、科马罗维齐等多位前辈学者的肩上，运用英语世界丰厚的文学史及文学传记书写经验，完成了这部篇幅浩大的作品。《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评论弗兰克不仅是当今最优秀的作家传记家之一，也是罕见的洞幽烛隐的批评家。《费城问询报》则称，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小说一般迷人、充满意味又扣人心弦的传记。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约瑟夫•弗兰克是个传奇，他曾经是“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的提出者，转向陀氏研究领域后，一直扎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俄罗斯文学，并贡献出了最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2013年3月，弗兰克病逝于家中，享年九十五岁。他所著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多个语种，如今汉译本也已经出到了第四卷，而最后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预计将于20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之前推出。
一位坚持不懈的资深译者
第四卷的译者依然是资深译者戴大洪先生，此前他已译出了第一卷和第三卷（第二卷为了满足读者期待与出版进度而邀请了翻译了两卷本《纳博科夫传》的刘佳林老师），第五卷依然由他翻译。戴老师的坚持为保证了这套书风格的统一，以及一以贯之的高品质。
在翻译界，戴老师不惧并坚持翻译“大部头”，接连奉献出专业严谨的译本，譬如《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西班牙内战》，已然成为传奇。2013年戴老师被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译者”。因为翻译，加上之前足球行业的的传奇经历，戴老师还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其间也谈到了自己的“翻译观”。
可以说，作者、作品、译者，这三重契合造就了这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卓越品质。
扫码加入“文学纪念碑”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