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性别比失衡的元凶？
每当舆论热火朝天地讨论中国有多少多少万男性无妻可娶的时候，微博上的女权小伙伴们总是冷嘲热讽地说，“你家媳妇土里埋已经三十载”，这不是对娶不上老婆的男人缺乏同情，而是对农村溺杀女婴与堕掉女胎的严重抗议。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其中提出，对于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将严厉打击，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中国新闻网昨日发布了相关新闻，标题用的是《中国将严打选择性别人流》。
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新闻。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严打“两非”（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胎儿性别终止妊娠）最早可以追溯至何时，但我知道，至少在十五年前的2002年，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就曾联合发文，明令禁止这两种行为。
国务院的级别当然要比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高，是不是严打级别升格了呢？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第35条就有类似的规定。再往前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母婴保健法》也规定：严禁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但医学上确有需要的除外。
为什么要严打“两非”呢？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话不能不信，但又不能全信。即使已经得到了基本遏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实际上还是偏高，去年（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年度每出生一百个女婴，相对应地就要出生113.51个男婴。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出现异常，1994年以来，一直在115左右徘徊，但到了2004年，这一数据攀升到了121.2的最高峰。在一些地方，出生性别比居然超过了150。就是说，每出生两个女婴，相应地就有三个男婴出生。
全球目前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但中国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注意，是最严重，而不是之一。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余万。
简单地说，严打“两非”的目的就是让母亲不把肚子里的女胎堕掉，保障每一个女孩拥有出生的权利。出生权当然是人权之一，但在中国，让准备堕掉的女胎出生可不是保障什么女胎的出生权，不过是为了保证每一个男性都有婚配的对象罢了。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鉴定胎儿性别的成本越来越低，在某些地方的农村，村里就有B超仪器，全村所有的怀孕妇女都可以去做鉴定。而浙江永嘉破获的滴血验子大案，全国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五万余名孕妇做了胎儿性别鉴定。而这只是我随手举的两个例子。事实上，只要你百度一下，相关的新闻就会铺天盖地地弹跳出来。
早在两千多年前，大思想家韩非子就在他的《六反》一书中记载：“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一直到离我们不太远的大清王朝，溺杀女婴的现象不但没有绝迹，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很多人把选择性堕胎的账算到了中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一胎制上，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每当舆论热火朝天地讨论中国有多少多少万男性无妻可娶的时候，微博上的女权小伙伴们总是冷嘲热讽地说，“你家媳妇土里埋已经三十载”，这不是对娶不上老婆的男人缺乏同情，而是对农村溺杀女婴与堕掉女胎的严重抗议。
但是，溺杀女婴也好，堕掉女胎也罢，一味地谴责农民愚昧无知与重男轻女有失偏颇。重男轻女的背后，是根植于农村社会的对男女两性的区别对待。而这种区别对待，作为原生家庭的个体，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改变的。
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除了独女户，鲜有农村给本村的女儿分配宅基地。按照农村社会的假设，女儿最终要脱离原生家庭。由此衍生的，本村的女儿没有承包地，没有分配房屋的资格，没有其他福利待遇。
这种区别对待，让农民不得不选择生育男孩。我要表达的是，中国在纠正男孩偏好方面，政府其实是一直缺位的，或者说，根本不愿意触碰实质性的问题。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曾说，“两非”是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直接原因。我要给李主任纠正一下，在我看来，“两非”只是一个表象，对女人的“区别对待”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元凶。
如果政府确实可怜那些没呼吸一口空气就丧命的女胎，不妨从给每个农村女儿一块宅基地开始，一点一点真心实意地做起。虽然我不敢说这个方法能立竿见影，但至少要比抓那些偷偷摸摸鉴定胎儿性别的妇女有效果得多。
（作者系女权时评圈评论员，著有《另一种美》，新浪微博@高富强 ）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作者信息与出处
打开阅读原文可微店购买小编的新书
来稿请至：nvbao110@qq.com
本微信公号：nvbao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