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导师”为何不容易——一项基于个案教师访谈的批判话语分析
作者：曾妮
来源：《教育学报》2017年第6期
摘 要：“换导师”并非中国大学特有之事务, 但其在中国的遭遇却具有本土特征。小小事件所反映出的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 直指制度与人心, 不得不令人深思。以个案教师对“换导师为何不容易”的访谈文本作为原始材料, 展开批判话语分析, 力图揭示整个文本的解释性主体,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语词意义分析, 最后呈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权力结构。
经分析发现, 受访者之所以认为换导师在中国是一个“事件”, 乃是因为其认为, 是否有学生关乎着“身份”, 而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受访者在访谈中使用的“身份”概念具有三种意涵, 而其中大多数情况皆指社会声望之意。这种身份情结和关系思维所属的传统文化话语占据了这一访谈文本之话语秩序的顶端,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它也助力了现行的大学管理话语, 二者一同挤压着人才培养话语的空间, 使教师空留一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念想。
关键词：批判话语分析; 身份; 人才培养; “换导师”; 传统文化;
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访学期间, 曾参加一次中国访问学者的聚会, 席间大家三三两两地聊起在美留学的见闻。笔者身旁的一位女教师与我们谈到她所亲历的一件“奇事”:她的美方导师的一名博士三年级的学生, 由于研究兴趣的变化, 换到另外一位导师名下, 但这名学生继续参加原导师的小型研讨课, 并在课堂上与教师积极互动, 一如往常。
女教师在叙述时说:“这事儿在国内, 就是个‘事件’, 但我看他俩好像跟没事人似的。”在场的几名教师也都随之感叹, 似乎“换导师”在中国真的是个“事件”。
“事件”一词, 在《当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不平常的大事情”。而在女教师的叙事语境中, 似乎还有许多言外之意———且此意也为在场几名大学教师所领会和认同。作为一名博士生, 笔者当时并不能体会“事件”二字背后的深意, 于是在聚会结束后, 对这名来自国内某研究型大学的青年女教师进行了访谈。
访谈以“您所谓的‘事件’究竟取何意?为何认为换导师在中国是个‘事件’?”为线索而展开, 女教师的解释内容丰富、层层递进, 用她自己在访谈结束时的话总结, 即“这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导师、学生能不能够自由选择的问题, 但实际上牵扯出了一系列问题”。
本文尝试采用Fariclough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来对这一访谈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之所以采用这一理论, 乃是因为它将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观与以社会为方向的话语观综合起来[1]5, 既能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分析女教师独特的语言表达和话语建构, 又能够从宏观的社会实践层面挖掘其话语实践的脉络和缘由。
Fariclough将前者 (涉及文本分析的那部分程序) 称为“描述” (description) , 将后者 (涉及话语实践的分析、涉及社会实践———话语为其一部分———的分析) 称为“解释” (interpretation) 。[1]67
但正如Fariclough所言,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 其实并不存在纯粹描述的分析阶段, 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做解释, 某人对文本的分析是由他对文本与话语过程、与更广阔的社会过程的解释所构成的。[1]185
因此, 本文不是简单地按照“描述”“解释”的先后顺序展开讨论, 也并非以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社会实践分析这一Fairclough最广为人知的分析框架作为工具———事实上这种三分法乃是描述与解释的另一种表达, 而是根据访谈文本的特征, 择取最为适于本研究的三种分析技术———意图从实质上去把握描述与解释的内涵, 更为深入地探讨本文的论题。
从顺序来看, 连贯性分析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访谈文本的意义结构, 而语词意义分析则是聚焦于关键性语词, 从文本层面对访谈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 互文性分析在某种意义上, 是一种基于全面理解和意义聚焦基础上的进一步反思, 通过对话语实践的分析真正建立文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
所谓“连贯性” (coherence) , 即由于它的存在, 文本的构成部分 (情节、句子) 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 这个文本作为整体“具有了意义”[1]77。
不同于其他话语分析者, Fairclough认为连贯性不应被视为文本的一个属性, 而应该被当作解释的一个属性。前者意味着文本生产神秘地存在于社会的和话语的实践之前, 因而忽略了这些实践对于主体建构的贡献。[1]123后者则意味着文本生产者实际上是假定了一个有能力看清这种连贯性的解释者, 只要解释者被成功地置于这个位置, 它就被文本设定为主体。
文本为解释性主体假定并其内在地设立了解释的立场, 这些主体能够使用来自他们先前经验的假设, 以便在一个文本的、具有互文性 (1) 意义的各种要素之间建立联系, 并产生连贯的解释。[1]124
因此, 连贯性分析, 其实就是要确定这一解释性主体 (2) , 只有通过它, 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意义, 并在接下来的语词分析中, 获得一种一致性的理解———连贯性实际上构成了某种“意识形态”, 而它会运行于整个文本。[1]164
由于解释性主体存在于文本的整体结构中, 研究者唯有通过抽取、凝练文本的基本大意, 并在此基础上反复推敲, 才能够真正确立其所在。为实现此目的, 笔者首先将受访者的回答整理为如下的因果脉络图。
图1 受访者回答的因果脉络图
从图1可以发现, 受访者在面对“为何称‘换导师’为事件”这一问题的伊始, 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有没有学生, 在中国, 是一个关乎身份、面子、荣誉的问题”。
接着, 在谈到“指导学生等级化”时, 她又表示:“教授、副教授, 在中国, 既是学术等级的划分, 但更多是身份的划分。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职称为什么会对应, 教授相当于什么, 主任医师相当于什么, 它是一个级别, 是一个身份, 更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还不仅是一个学术区分的标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指导学生还是隶属于你这个身份, 这种情况很难改。要动这个东西 (注:指‘换导师’) , 不像这边 (注:指美国) 这么简单。”在论及学生名额浪费的问题时, 笔者和受访者还将谈话延伸至招生制度的改革, 但受访者再次强调:“有些东西是不容易被打破的。博导是荣誉, 博士生是这种身份的一种福利。在中国, 你有什么身份, 就有什么待遇。这就是一种待遇。”
从这些文本中, 我们可以推断, 之所以受访者认为“换导师”在中国是一个事件, 乃是因为在她看来, 失去学生就意味着失去身份, 而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而“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假定也贯穿了受访者对于随后一系列问题的解释。在说到“学而优则仕”时, 她说, “你要知道, 同行对你的评价跟你的官品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我们校长走到哪儿, 甭管有多少水平, 每个人都会说他很厉害, 他的学术共同体也会认可他。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的很多东西太复杂, 有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谓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的环境里衡量, 不取决于你个人是谁, 而取决于你代表的那个身份和地位, 你是院士, 你是长江学者, 就意味着你有分量了嘛。”
在后期谈到“生活不能自high”时, 她也提到了“身份”:“美国这边是有兜底的东西的, 你在这边生病, 即使没钱, 送去医院, 一样把你救活。在美国, 我去看病, 不问身份, 先看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对身份重要性的认可, 正是这一访谈文本的解释性主体———受访者在自觉或不自觉间, 由这一判断所影响, 构建出她的话语因果链条。
经由连贯性分析, 我们更好地领会了受访者对于访谈问题的基本立场, 以及其对于自身解释系统的基本假设。为了进一步理解其话语内涵, 我们将对访谈文本中的关键语词展开分析。语词意义分析是文本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个词语, 往往具有多重意义, 即Fariclough所言的“意义可能性” (meaning potential) 。一般而言, 这种“意义可能性”是稳定的, 在共同体之中的意义是普遍的, 各项不同意义是明确区分且相互排斥的。但是, Fariclough发现, 在一些创造性文本中, 意义可能性被视为一种资源, 话语主体会对其进行解构和重构 (包括意义之间的界限和关系的转换) 。
这就意味着意义可能性不再稳定, 其意义组合具有话语主体的个人特色, 各项意义之间界限模糊且时时流转。在一些特定的话语文本中, 意义可能性的创造性使用, 不仅是在多个意义间游走, 而且建立了意义的特定结构[1]172-176———某些意义取得了“霸权” (1) 。
通过连贯性分析可以发现, “身份”是本次访谈中的高频词。那么, “身份”一词, 对于受访者而言, 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其每一次出现所传递的意义皆是一样的吗?是否有某种意义占据主导地位?
“身份”一词既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常见概念, 亦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2]。“身份”在中国语境中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 (1) 身份本身的意义, 指是谁, 是什么样的人; (2) 与他人的关系定位, 一旦确定了身份, 就相应地了解了与对方处于什么关系; (3) 所确定的身份关系中相应的行为准则; (4) 阶序意识, 指资历、资格、等级[3]。
社会学家韦伯对“身份” (status (2) ) 的界定主要侧重于社会声望 (或前文所言的“阶序意识”) , 他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 它建立在如下所列出的一个或更多的因素的基础之上:a.生活方式;b.正式的教育过程 (包括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 , 和相应生活方式的获得;c.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4]。
通过文献梳理, 我们可以将“身份”的常用意义简要归为为四项:个体差异意义上的“身份”、关系定位中的“身份”、行为准则中的“身份”、社会声望意义上的“身份”。
此次访谈中, 女教师共在7处使用了“身份”概念, 根据每处的具体语境, 笔者选择了相应的词汇释义,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意义的分布情况, 本文将这些释义以圆圈的方式绘制于图2中, 并按照意义归类, 将意义相近的词语汇聚集在一起。
图2“身份”一词在访谈文本中的意义可能性分布图
从图2可以清楚得看见, 四种常用的身份释义, 受访者只使用了两项, 其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就是社会声望意义上的“身份”。除了在连贯性分析中提到的“指导学生隶属于身份级别”“博士生是博导的身份待遇”“学术价值取决于你代表的身份和地位”之外, 访谈文本还有两处表达了身份的阶序意义。
一处是谈到借鉴美国大学利用导师课题经费自行招生的做法时, 受访者表示“这恐怕也不行, 有些学科经费很少, 就招不到学生了。那你的整个地位都在下降, 你的社会身份也在下降, 一介绍你, 你又不是博导”。
另一处则是说到博导资格时, 受访者提及“博导每年都会审核, 你要是不达指标, 就没有这个身份了”。需要说明的是, 一般情境中, “资格”可取个体差异意义上的“身份”涵义, 但是在此访谈文本中, 博导资格显然已经被受访者视为一种地位象征 (从“你的社会身份也在下降, 一介绍你, 你又不是博导”这一句中, 便可体味得出) , 因此笔者在分析时, 将其归入社会声望意义上的“身份”涵义。
而真正体现了个体差异意义上的“身份”意涵的文本是:“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 以学术为跳板当官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整个重心都在变, 但是他对外还是以学者这个东西来示人, 说, 我还是搞研究的。但他没有搞明白的一个地方是, 他学者的这个身份实际上是被他另一个身份托着的。”
此处所谈到的官员身份和学者身份, 并非要强调社会声望, 而是在表达角色区别———受访者认为, “学而优则仕”的人将重心不同的两种身份混淆起来了。
“系统成员意义上的‘身份’”这一语词意义并非“身份”的常用意义, 而是受访者在话语情境中的一个创造性运用。在谈到社会保障时, 受访者做出判断:你不能没有身份———“在中国, 哪怕我很穷, 我是一个农民, 一个五保户, 我什么钱都不挣, 但只要我有五保户或者农民这个身份, 我就进入了这个system, 我就可以……我不能够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比如在家开淘宝店, 如果自己不买保险, 没钱的时候就没法去看病。”此处的农民身份或五保户身份, 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身份标志, 而是特指系统成员身份。因为受访者用自由职业者与之对应, 并在表述时点明了“system” (系统)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身份”一词在此次访谈中建立的意义特定结构———社会声望意义上的“身份”发挥着主要的释义功能。对于个体而言, “身份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 从追求而言, 个体要努力争取身份所代表的荣誉和地位, 从底线来看, 个体至少应守住自己的系统成员身份, 以获得生活的保障。
Fairclough将互文性分析视为其话语研究的最重要关注点,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正是互文性分析将其所划分的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勾连起来。因为文本中的语词其实只是言语传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就是说, 每个人的话语中实际上都包含着来自他人话语的片段。
我们的每一次表达, 只不过是对之同化和加工。[1]93-94Fairclough将这种话语资源称为“成员资源” (member resource) , 离开成员资源, 文本既不能被生产, 也不能得到解释。[1]67而互文性分析, 正是致力于揭示:一项话语实践中, 成员资源的哪些方面被利用, 以及如何被利用。[1]74
换句话说, 互文性分析, 就是看话语主体将哪些成员资源杂糅在一起。这种重构有时候是有意识的, 研究者便是要尽可能完整地展现这种意图。而重构有时候也可能是不自觉的, 研究者则需要深入地挖掘话语文本, 方能够准确地进行推断。无论话语主体是否有意为之, 这种意图本身都是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的线性作用, 而是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因此, 互文性分析十分看重文本的异质性, 强调各种各样的、往往是矛盾的要素和线索———它们将构成一个文本———的分析模式。[1]96
在本研究中, 我们虽然已经得知“身份是很重要的”乃是理解“换导师”事件的关键, 虽然已然了解社会声望意义上的“身份”才是受访者关注的意义重心, 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连贯性分析和语词意义分析的结果 (即回答“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析结果”的问题) , 则需要互文性分析的加入———探讨访谈文本中重组了哪些成员资源, 并从这些重组行为中, 尝试勾勒出受访者构建的话语秩序 (1) 。
而成员资源既可以是具体的某一个文本, 也可以是一些抽象的要素 (如文类、行为类型、风格、话语) (2) 。话语是构成一个题材的特殊途径, 其特殊性既指向知识的相关领域, 又指向知识的相关领域被建构的方式, [1]118
通过互文性分析来审视访谈文本中的话语, 就能够看到一个以特定方式建构的内容是如何与另一个以特定方式建构的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指出相互交融的两种甚至多种话语“是什么”, 而且要进一步思考它们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 追问它们“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
(一) 管理话语的介入
受访者在谈到学生招收和博导资格时都用到了“指标”一词。从具体语境来看, 二者的表意略有差别。学生招收中所谓的“指标”, 即“名额”, 受访者说:“中国是把指标分配好了, 你一个我一个。你 (注:指研究生导师) 再有钱, 再有项目, 再有需要, 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教师会为了指标而打架。”其实是在表达招生名额有限的现实。
而博导资格评选方面所涉及的“指标”, 即“标准”, 受访者所言的“不达指标, 就没有这个身份”, 实际上是指不达要求就取消资格。虽然二者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 但“指标”一词所表达的管理理念却如出一辙, 即“预期中打算达到的指数、标准”———这是一种计划性的管理。
在中国, 招生人数并非培养单位自行决定, 而是由“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订年度招生计划, 招生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 确定各学科 (类别) 、各专业 (领域) 的招生人数”[5]。博士生导师资格, 虽然是通过审核即可, 但参加审核的前提是教师的职称, 而职称的评定也是根据计划进行管理的———“高等学校的教师编制应依据国家规定的师生比例确定”[6]。
教师的职称按国家按计划授予, 只是管理权力介入的一个方面, 受访者还谈到了其作用于教师职称的另一个方面, 即职称与行政级别的对应。正是在此基础之上, 受访者认为, 原本的学术等级, 泛化为学生培养资格的等级, 延伸为身份地位的等级。通过访谈文本可以发现, 管理者不仅将常规的学术等级行政化, 还设立了另外一套带有高度国家认可性质的学术头衔系统。
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了“长江学者” (注:某专项高层次人才计划) 地位很高, 并表示, “即使做不了长江学者, 我跟政府有了绑定之后, 我还是可以获得相关的资源或者title (注:头衔) , 它是有level (注:层级) 的, 比如教育部国培专家, 这在地方上也是一个title, 或者我做一个教育部委托的部级课题, 它同样也是宣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受访者在谈到这一套title时, 不假思索地表示其相当重要, 她似乎对自己所被灌输的这种头衔文化并无不满, 甚至有些肯定。或许正如一些学者所言, 这种常规学术头衔之外的锦标赛式的新型高校教师学术头衔系统, 其所带来的地位、声誉和影响远远盖过了既有的常规性头衔体系[7]。
受访者在谈到培养学生的真正动机时, 除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则是“客观上也需要人办事、跑腿啊, 每天各种乱七八糟的杂事”。将“办杂事”的本土概念归为管理话语的介入, 并非像“指标”源自“指标管理” (或“长江学者”代表头衔系统) , 而是因为教师口中的“办杂事”这种“次级工作”多是由行政管理衍生出来。[8]
也就是说, “办杂事”本身虽非管理话语, 但它是管理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这是管理话语的间接介入。已有研究表明, 行政事务的形式化、重复性、繁琐以及和行政权力对大学教师时间优先的任意干扰使得许多人陷入焦虑[9], 无怪乎受访者会将“办杂事”这一用语融入到原本属于教学话语的学生培养动机的谈话之中。
(二) 传统文化话语的介入
受访者在访谈中, 有三次直接提到了传统师生文化。第一次为“导师交钱给学生去培养他, 这在中国传统师生逻辑上一点都说不通”。第二次则是笔者针对培养学生的动力机制提问, 而受访者回答“动力很简单, 第一就是传统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情怀, 第二就是客观上也需要人办事”。第三次则是谈到现代大学中的师生关系已经变味, “传统的师生关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 这个师傅得有一家之言。
但现在我们, 能称上有一家之言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人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以传承的, 如何去传给学生”。传统师生文化的话语在受访者言谈中的介入, 实际上表明了她内心的一种矛盾状态———在某种意义上, 她认为传统的师生逻辑更合理, 但如今的现实却不尽人意:
(1) 传统社会尊师重道, 师者传道即可, 无需提供物质支持。但是在中国现行的培养体制中, 教师招收一名博士, 还需支付培养经费;
(2) 孟子所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即对内而言可以使自己的学问传之于后, 对外而言可以使圣学发扬光大。[10]但如今的教师, 从主观而言仍有此愿望, 但客观来说, 一方面, 许多人已无一家之言, 另一方面, 行政琐事缠身, 教师需要学生来分担。
传统文化话语的介入不仅体现在师生关系的叙述中, 还弥漫于整个访谈文本———“身份是很重要的”这一基本立场, 正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受访者在提到title所建立的学术头衔等级体系时, 还说道:“有了这些title, 你就可以动员更多资源, 当然即使挣不了钱, 你看他们也很享受的, 走到哪儿都有人说, 这是大教授, 这是教育部来的专家, 他要是享受惯了, 有段时间没人在身边说两句, 他就得到下面去走一走。没办法, 中国人有这种面子文化, 有那种强烈的被人认可的需要”。
这就是说, 身份之所以重要, 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动员社会资源, 还因为它能够赢得他人认可。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关系处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设计中的“人”, 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是包含着与己身相关联的他人[11]。而身份界定了自己与他人互动的规范, 从某种意义而言, 也就是定义了自己。从访谈文本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关系性思维成为了受访者的一种不自觉的习惯。
她在谈到她所目睹的一场国内的换导师风波时说:“她的学生被换走后, 她就跟我们说, 没办法, 他看不起我。所以啊, 这就影响同事关系了。你不知道当事人怎么解读这件事。就算她不说看不起这种话, 你想想, 如果别人问她, 你今年怎么没学生啊, 她回答:哦, 原来有的, 现在转去XX老师那儿了。你说别人听到这话会怎么想, 这是很微妙的”。
将关系作为思维方式, 就是始终将他人的社会存在纳入自己的考虑。[12]这也是为何受访者认为学术和生活皆不能“自high”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学术方面, 受访者认为, “你是博导和你不是博导, 别人看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生活方面, 受访者叹道:“是啊, 每天粗茶淡饭能不能活, 能活, 但你不甘心啊, 在中国, 大家都有比较心理。你是一个社会中的人, 你不可能不在乎。”
(三) 访谈文本所呈现的话语秩序
在此个案的访谈文本中, 除了“换导师”这一人才培养话语之外, 还存在着管理话语和传统文化话语, 然而, 管理话语和传统文化话语在文本中是现身的话语, 是否还有隐身的话语呢?这些不同的话语究竟共同构成了怎样的意义结构?通过进一步分析, 笔者绘制了如下的话语结构图。 (见图3)
图3 访谈文本所呈现的话语秩序图
首先可以看到, 人才培养话语位于话语秩序的最底端。“换导师”这一原本属于人才培养话语的论题, 在管理话语和传统文化话语的挤压下, 所剩空间几近于无:从形式上来看, 在整篇访谈文本中, 受访者几乎很少脱离管理话语和传统文化话语来谈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才培养话语没有独立的话语权。从内容来看, 管理话语和传统文化话语其实是与当下的人才培养话语有所冲突的。
诚如前文所言, 受访者有心以传统师道来“正名”, 但最终其自己也得出有名无实的结论———为师者难有一家之言, 何以教天下英才。而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情结, 更是让教师为声名地位所牵引———教师更在乎的是学生所代表的身份、面子和荣誉, 而非师生之情与育人之乐。管理话语则更甚之, 无论是招生受限、学术行政化还是琐事缠身, 都无法使教师在教言教。
其次, 在此话语秩序图中, 之所以国家话语和学术话语以虚线标出, 乃是因为二者并非以直接的方式呈现于访谈文本。国家话语 (1) 方面, 可以说, 此文本中的管理话语并非现代企业模式意义上的管理, 而是隐藏在其身后的国家管理。在现代大学治理中, 学校并非权力主体, 学校分配给教师的学生名额, 乃是根据国家招生计划拟定, 学校进行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核, 也是为了达到国家对于学校的学术要求。
就本次访谈所涉及的话题而言, 国家乃是以两种不同形式的管理在发生影响。
一种是计划性管理。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起源于苏联模式———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模式, [13]虽然近年来通过高校自主招考等方式, 给予了培养单位一定的权力, 但在制度惯性的驱动下, 政府在研究生招生中的绝对地位仍不可撼动———其牢牢掌控着招生人数的大权。
另一种则是项目制管理, 这种管理虽然有助于突破原有科层制的桎梏, 有利于政府管理从总体支配转向技术治理, 但这种尝试并没有使行政的“压力型体制”发生根本变化。[14]看似国家将职称评聘权下放给学校, 但由各种国家主导的人才项目所建构起来的新的头衔系统, 实际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政府和行政权力对学术的介入。[7]
学术话语 (1) 方面, 并非受访者不愿使用学术话语, 而是访谈中凡有涉及学术话题, 都无法独立于管理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国家正是通过将学术与管理的绑定, 来实现对大学及教师的监督。
最后可以发现, 在此个案教师的访谈文本中, 传统文化话语位于话语秩序的最顶端。传统文化话语在此话语实践中的优先地位, 一方面体现在:不同于受访者对于“指导学生等级化”等管理束缚的不满, 对身份的向往和珍视是受访者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唯有传统文化话语方是一种主动的话语建构, 而管理话语仅是一种不得已的话语重复。
另一方面, 管理话语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效用, 实际上也是因为其暗含了传统文化之逻辑, 符合大学教师身上仍然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甚至可以说, 学术等级行政化和学术头衔等级化的管理手段, 正是传统的身份文化的现代表征。究其原因, 管理话语的背后乃是国家话语的主导, 而在传统社会中, 国家话语、管理话语和学术话语本就是紧密相连。受访者提到的“学而优则仕”便是一例明证。师儒们不以占有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而是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影响政治。[15]
他们进则入庙堂之上, 成为治国者的助手, 退则返百姓之间, 将这套符合政统之利益的道统传之于民。换言之, 传统文化话语的内容体系中, 不仅包含受访者所言的身份和面子, 还包括国家、政治与学术的有机链条。可以说, 这些内容进入现代社会后, 在新的国家话语、管理话语和学术话语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地, 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2)
本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所呈现出的受访教师对“换导师在中国就是一个事件”的解读,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过往研究指出的行政管理对于大学教师发展的束缚[9], 而且揭示了某些传统文化因子对大学教师教育教学的持续影响。
事实上, 这些文化因子自古以来便与国家管理话语相互建构, 直至今日, 也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当然, 这并不是说此一具体语境中所呈现的话语秩序 (即传统文化位于最上方) , 就具有某种推广性, 但至少能够在一定意义上证明, “换导师”在中国, 并非一个简单的教育教学话题, 其所关联的制度与人心映射出许多中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命题, 还可以展开进一步探讨。
就方法而言, 本文乃是一项个案研究, 所谓个案, 其实质并非指作为受访者的教师, 而是指回应“换导师为何不容易”这一问题的话语实践。既为个案, 则不必顾虑“代表性”的问题[16]———以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 “代表性”本就不是个案研究的话语。
因此, 本文并非要对国内现存的研究生导师制度做一种普遍性的分析, 而是借此访谈文本一窥作为导师的被访教师在合理化其答案时融入了哪些话语。话语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个体可以选择话语, 甚至重构话语, 但是这种选择和重构本身就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体性的。
因此, 本文在此论题上所做出的推进, 不仅在于这名教师对“换导师为何不容易”进行了何种主观建构, 更在于这种建构背后呈现出怎样的话语秩序———这种话语秩序的讨论比个案提供的初始解释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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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J].社会学研究, 2012 (5) :161-183.
注释
1 “互文性”的意义见下文的互文性分析。
2 Fariclough同时也指出, 连贯性不应在某种绝对的、逻辑的意义上得到理解, 在解释者关注的范围内, 一个连贯的文本非常合乎当下的意义, 但这不排斥不明确的地方和矛盾之处 (费尔克拉夫著, 殷晓蓉, 译:《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4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研究者是在寻找那个相对合适的, 而非绝对准确的解释性主体。
3 Fariclough在阐述其理论时, 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他认为, 文本的话语实践以及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是霸权斗争的一个方面, 它不仅致力于现存的话语秩序的再造或改变, 而且也通过现存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达到这种再造和改变 (费尔克拉夫著, 殷晓蓉, 译:《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第86页) 。
4 Status一词, 现有诸多翻译, 除了“身份”之外, 学术著作中常翻译成地位 (社会地位、分层地位等) 。
5 Fariclough认为话语秩序是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 (Fari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M].Longman, 1989:55) 。“在一个语体链条中, 有的语体处于主导地位, 这使其与其它语体形成一种结构差异, 构成话语秩序” (Fariclough 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apers in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gman, 1995:12) 。
6 前者被Fariclough命名为“明确的互文性”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 后者被命名为“互为话语性” (interdiscursivity) 。
7 整个访谈过程中, 受访者只有一次提到“国家”, 即论及许多学者没有一家之言时, 受访者说:“当然, 也不是大家没认真搞学术, 而是今天一个委托课题, 明天一个委托项目, 你要响应国家需要啊, 所以时间都不是自己的了。”
8 本文所定义的学术话语, 乃是以学者身份使用的话语, 话语内容围绕着知识生产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不同于人才培养话语的。在本研究的访谈文本中, 由于学术话语与管理话语的杂糅, 其间接地与人才培养话语形成某种冲突。
9 Loseke在讨论文化符码 (symbolic code) 进入制度制定过程时提到, 政策会依据其目标人群 (target population) 选择文化话语资源。这些被选中的文化符码, 经由制度化, 成为一种更为稳定的社会结构 (Loseke, Donileen R.“The study of identity as cultural,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narrativ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8.4 (2007) :661-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