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的中国女人如何缓解“产后抑郁”？
或许你已经了解到互联网遍布“大街小巷”，但是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你是否探寻过？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5.7％~17.9％，这在放开二胎之后，应该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有学者采用质性研究，发现新媒体的有效使用可以缓解“产后抑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进行探讨。
“80后城市女性产后抑郁、社会支持与互联网使用的质化研究”
朱瑞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中国健康教育》,2016年第4期
目的: 通过访谈，了解互联网在80后城市青年女性产后获取社会支持中的作用，为产后抑郁的防治开展探讨行之有效的健康教育形式。方法: 采用深入访谈法，对全国范围内31位80后城市女性进行深度访谈。结果：互联网已经成为城市青年女性产后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83.9％的受访者将互联网视为孕产期获取信息支持的首要途径，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年女性产后获取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网络健康信息的良莠不齐使得受访者，特别是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人群，在使用互联网获取社会支持时，无法鉴别健康信息的真伪，无法获取充分的社会支持会进一步影响女性产后的情绪状态。结论：在开展产后抑郁预防和治疗的健康教育时，应充分重视新媒体的作用，通过互联网开展有效的健康教育。同时，由于数字不平等的存在，个体之间使用互联网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了女性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在进行健康教育时也应重视多渠道并行。
关键词
产后抑郁；社会支持；社会网络；
互联网使用产后抑郁被定义为“女性在产后3个月~1年问出现的一种跨文化的抑郁症”[1]。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5.7~17.9％[2]。产后抑郁与产妇的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等相关[3]。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与抑郁情绪的预防、发生、发展和控制有密切的关系。有效的社会支持是促进产妇身心健康的重要资源，缺乏社会支持则会导致产后抑郁的出现[4]。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网络已经不再仅仅是人们获得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是获取归属感、友情等情感支持的场所，通过人际互动，网络成为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5]。与此同时，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又会对个人健康以及对健康信息的理解等产生巨大差异，收入、教育水平和种族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6]。本研究于2015年11-12月进行调查，试图在80后成为目前生育潮主体的背景下，探讨这一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对她们产后初期获取社会支持的可能影响，以及因此对她们产后精神健康的影响。
一、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31位在城市居住的80后母亲。研究对象的招募通过研究者私人关系和滚雪球的方式进行。
1.2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深度访谈法。研究利用一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半开放式访谈，主要关注研究对象向母亲身份转变的经历，她们通过媒介使用对产后抑郁所做的了解，对社会支持的期待，以及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取社会支持对其产后情绪状态的影响等。访谈主要通过即时通讯工具QQ和微信进行，所有的访谈均有录音或记录，访谈时间从40min到120min不等。所有的访谈记录均被转录为文字记录，最终有179页单面中文记录。本研究并非从医学角度对产后抑郁进行研究，因此文中所指的产后抑郁是广义上的产后抑郁，由于研究方法采用的是访谈法，在谈及产后抑郁的定义以及访谈对象自身产后抑郁的经历时，采用的是自我判断法，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诊断。
二、结果
2.1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分别居住在中国7个省13个城市(其中2个直辖市)。研究对象的年龄从24-34岁不等(M=30.7)，婚龄从1-9年不等(M=4.8)；其中19位(61.3％)拥有本科学历，6位(19.4％)拥有研究生学历(5位硕士，1位博士)，5位(16.1％)为中专学历，1位(3.2％)为大专学历。研究对象中，20位(64.5％)为职业女性，7位(22.6％)为全职妈妈，4位(12.9％)曾做过全职妈妈。所有研究对象目前的婚姻状态均为已婚，其中29位(93.5％)有1个孩子，2位(6.5％)有2个孩子。研究对象孩子的年龄从6个月~7岁不等。
2.2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支持类型
根据社会支持所提供资源的不同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4类：一是情感支持，指的是个体被他人尊重或接纳，或者说个体处在困境时得到的情感上的安慰和帮助；二是信息支持，指的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指导；三是工具性支持，即财力帮助、物资资源或服务等；四是陪伴支持，指可以与他人共度时光，提供给个体以放松或娱乐时间来帮助减轻压力[7]。数据分析显示，访谈对象对于产后社会支持类型和来源有明确的期待(表1)，比如希望获得工具性支持支持(长辈，主要是婆婆或自己的母亲，可以帮助照顾孩子)、情感支持(主要是丈夫的关爱)、信息支持(主要来源于互联网)。其中其中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最为主要。
2.2.1信息支持
自孕期开始，互联网被大部分访谈对象(约83.9％)视作为其提供有关育儿信息支持的首要来源：从逛各类母婴网站／论坛到通过社交网络组建／参与网络社群获取或分享信息。一位来自北京的访谈对象说：“孩子出生后，育儿方面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养育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主要是自己上网搜寻相关信息”。青年女性使用互联网寻求信息支持的方式多样，有通过搜索引擎、论坛来获取现有的信息，也有通过社交网络来获取信息支持的。
社交网络在女性生产之后的信息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位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妈妈介绍了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支持的具体来源：“生孩子前我主要是从论坛、母婴网站，还有QQ群里有的妈妈亲身经验(获取信息)，生完孩子后主要就是通过群来获得信息了”，理由是“群里面(信息获得)最快也是比较准确的”。她介绍了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信息支持的体验：“生完孩子后主要是小区妈妈们群里交流。在群里主要就是分享一些经历，比如给宝宝吃了哪些辅食，看到哪些育儿的帖子比较好，孩子发热怎么处理。还有就是求助，很多妈妈第一次遇到什么情况，就在群里求助，其他妈妈会给及时的建议回复”，这类信息支持有时候甚至会变成实质上的物质支持，“有时候有的妈妈需要一些药物，但是家里没有又太晚了不好出去买，群里其他妈妈会主动提供药物”。
不过，网络上健康信息的良莠不齐困扰着使用者，同时由于研究对象自身使用互联网的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对互联网上健康信息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示“会综合各方信息来源”获取信息支持。相较而言，低学历女性会更依赖于长辈的经验，而高学历女性则更倾向于自主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一位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访谈对象说：“作为新手妈妈，遇到了各方面的问题，会向家里的长辈求教，因为她们一般会比较有经验，但是不能全听，毕竟是陈旧的，所以肯定要自己上网去搜寻些信息”，但她也表示，“网上的很多信息真假难辨，最后还是要综合参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另一位访谈对象则说：“我觉得基本每个网站上提供的信息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用到的不多，就是说很多网站上给你提供的都是方案，给你这个方案那个方案解决孩子什么症状，养成什么习惯，但是这些方案可能对孩子也没什么太大用，比如一些小偏方什么的，但你家孩子可能根本用不上或不管用。”
而访谈中5位中专学历的访谈对象则将婆婆／妈妈的经验视作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对于互联网使用类型较为单一，一位来自江苏省宿迁市的访谈对象说：“(我)什么都不懂!都是婆婆告诉我的”，至于对互联网上的信息鉴别，她表示：“我会去百度搜，其他什么群之类的我不去，因为我也不懂，很多论坛群里什么的信息我也不敢听，我想去百度搜搜看，看看大众都是怎么说的，大家都说的我就会相信”。
2.2.2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
丈夫被大部分访谈对象视作实际生活中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的首要来源，女性希望她们的丈夫在产后能够站在她们的立场多认可自己在育儿方面的努力。然而，中国的家庭多以父权结构存在[8]，“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婚姻家庭中，特别是在养育孩子方面，仍被认为母亲应承担主要责任，女性“生儿育女”被视作理所应当。因此，很多女性想要从丈夫那里获得情感支持的经历可能并不顺利。
一位安徽省合肥市的访谈对象说：“孩子在那里哭，但是我老公还在那玩手机，后来他说他是在看时问，但我知道其实他是在玩游戏⋯.我和他谈过很多次，他却认为生孩子养孩子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是我要求太多了，这点让我很抓狂”。
另一位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访谈对象说：“好多次我只能偷偷抹眼泪，因为我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在家庭中，女性很难向婆婆表达自己的感情，也很难向婆婆寻求情感支持，在产后初期无法和外界接触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来维护和扩大社会网络，并从中寻求支持。
一位29岁的年轻母亲称“生完孩子后社交生活很少了，和朋友主要就是用手机打电话或网上的互动”。朋友在产后情绪低落时可以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一位30岁的访谈对象通过社交网络和朋友联系来化解心中的烦闷：“有的时候同学在你不期待的时候给你发个微信，有时视频聊天，随便聊聊，家里的事情，关心关心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很温暖，心情很好。”
另一位来自江苏省无锡市的妈妈利用网络社群来纾解心中的不快：“我和我同学几个女人建立一个群，在网上交流，有时候和婆婆闹别扭，会一起倾诉，然后觉得原来婆婆都这样啊，心里会舒服一点。”
正如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网络社群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位江苏省苏州市的访谈对象说：“之前我通过网络认识的加了一个妈妈群⋯.当时那个群里有几个人很活跃，天天曝光家里的事情，老公有小三啊，要离婚什么的⋯.除了看热闹我觉得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后来我就退出了，现在我的妈妈群是我的大学同学，比较坦诚，这个群可能正能量也更多一些”。
2.3产后抑郁与网络社会支持
从互联网获取的社会支持让女性对作为母亲的能力获得了自信，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有所增强。一位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妈妈在喂养方式(母乳喂养)遭到质疑时，认为自己能够坚持下来都是因为自己从互联网上获得了充分的信息：“我觉得我奶水肯定是可以够他吃的，但是当时月嫂坚持说我奶水不够⋯.但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知道母乳喂养是好的⋯⋯我获得这些知识的渠道主要是宝宝树，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姐妹群，都是妈妈”。
对自身照顾孩子能力的认可可以增强女性产后的身份认同，一位北京的妈妈说：“在角色转变上，我主要看育儿的效果找到自己作为妈妈的身份认同，孩子是不是在我的照顾下变得更好⋯.目前为止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等指标我觉得自己是称职的⋯.而我育儿遇到困惑时，自己解决不了时，我都会上网去查查，试着自己去分析去解决”。
另一位江苏省苏州市的妈妈则直言从互联网获得的信息支持让她找到了做妈妈的自信：“我这方面觉得自己挺自信的。我现在还很愿意到处给人家传授经验⋯.我记得一件事，当时我婆婆的姐妹问她我带孩子怎么样的问题，我婆婆说过一句话，别看我儿媳妇岁数不大，比我懂得还多呢，照顾孩子没问题什么都懂⋯.我的自信来自于一个是我从书上获得的照顾孩子的心得，还有就是在网络上获得的一些东西。遇到什么不明白的东西，我就会上网去查，看看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遇到事情一般我都是不求人的。”
互联网使用还使得女性对产后情绪波动本身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同时由于使用者本身教育程度等存在差异，对互联网使用获得的社会支持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与此前有关数字鸿沟研究结果一样，本研究也显示教育程度会对女性互联网使用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存在相关关系。上述一位访谈对象从互联网上对产后抑郁知识的获取多来自于论坛上的“网友经历”或负面新闻，并将其视为“极端可怕”的污名形象而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互联网上有关产后抑郁的丰富的信息量使一位并非医学出身的妈妈根据互联网上信息得来的对产后情绪波动的较为专业的理解：“很多不都是说激素变化比较大嘛，人还是虽然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但是生物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身体比较弱的时候，情绪承受能力比较差，激素变化大”。这样的理解让她觉得“产后的抑郁情绪很快会过去，这么想就会获得平静和解脱，没那么不开心”。
三、讨论
女性在对于产后社会支持有明确的期待，但是在现实中所获得社会支持效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女性转向互联网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互联网使用则为青年女性的社会支持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来源，尽管无法完全替代现实社会支持，但却可以成为现实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信息支持是80后女性通过互联网获得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类型之一。在提供信息支持方面，网络社会支持被认为由于虚拟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差异大，因而可以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和多样化，这也是研究对象使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支持工具的重要原因。相较于传统的代际间的信息支持，80后妈妈更倾向于通过网络交往获得同辈之间的信息，或是通过搜索引擎获得专业信息，这使得在家庭中代际关系呈现出与传统的长辈为中心不一样的面貌，是新媒体背景下“文化反哺”[9]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育儿信息的掌握对青年女性自我效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强了女性对自身母亲身份的认同。
互联网还是女性产后获取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互联网的跨时空属性，对于因社会流动而无法与原生家庭一起居住生活或与朋友分居两地的女性来说，互联网成为其与这类人群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工具。另外，在网络空间与同辈的交流可以让女性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的“新手妈妈”，她们不是唯一面临问题的人，这对女性而言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来源。
数字不平等影响了女性获得社会支持的内容和效果。由于涉及到隐私问题，本研究问题设计并未设计到研究对象的收入问题，而且访谈对象年龄差别不大，因此本研究中教育程度成为本研究中影响个体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因素。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访谈对象互联网使用水平较之低学历人群相对较高，在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时渠道更为丰富，会综合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平台等来综合搜索信息，对互联网的信息支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对于互联网健康信息也会有更为理智和全面的判断。
然而，本研究并非定量研究且样本有限，这一数字不平等影响因素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除了上述局限外，由于研究采用的是便利样本，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都市女性，并皆为已婚状态，因此研究结论可能会存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限制，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更为广泛的样本采集，比如包括农村女性在内的研究等。另外，本研究中的大部分访谈对象在接受访谈时并非处于产褥期，因此在回忆当时的经历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最后，本研究采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进行访谈，在研究信度方面和面对面访谈相比稍显逊色。不过，本研究通过对年轻城市女性的研究检验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并验证了网络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对现有研究有力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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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云航，旅途中的逆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