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工作中的规训与抗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孤岛时期上海女工研究
大家对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并不陌生，似乎驯顺、忍耐是中国女工的特征。下文作者探索了上海孤岛时期父权制和资本制对女工的规训，以及女工们通过技巧性实践进行的主动抗争。
作者：经先静
来源《兰州学刊》2013年第8期
孤岛时期,在工厂的日常生活中,女工们不仅面临苛刻的规章制度,忍受着男性管理者的语言和身体上的暴力,还遭遇以性骚扰、性侵害为主的性别控制。传统的父权制与近代资本制共同建构了日常工作空间内对女工身体的规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长期共同的工作经历促使女工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她们在日常性的工作中寻求一切可能机会进行抗争,如消极怠工、放慢工作节奏、偷偷休息等等。长期大量类似行动的聚集在救亡的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抵抗的力量。
规训; 暴力; 性别控制; 日常抗争;
关于近代女工的研究相对薄弱，且以宏观概述居多。传统的研究多在工运史的研究框架内，强调女工基于工人身份而形成的阶级意识，重视女工的斗争史，相对忽视了其基于女性身份而形成的独特生活体验。近年来，有学者试图突破这一框架，尝试从女工的主体性出发还原她们的历史。学者佟新通过对近代和当代女工的研究，提出异化与抗争代表了女工工作史的两大特点。异化显示了女工被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种非自身的力量所左右的状况，抗争则表达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P2)其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美国学者艾米莉·洪尼格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性别的理论，考察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女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精彩剖析了20年代女工内部由于原籍问题而导致的严重分裂，展现了深嵌历史之中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意识之复杂性。[2]
孤岛时期，抗战全面爆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然而，沦陷区底层民众的民族意识呈现出复杂、多样甚至矛盾的形态。既有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政治意识，也有“事不关己”淡薄的国家民众观念。实际上，对于底层女工而言，她们的政治意识虽然与时代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其日常生活中更现实的生存环境有直接关系。文章并非探讨孤岛时期上海女工的政治意识，而是着眼于女工的日常工作环境研究，试图在女工们真实的生存环境中把握她们的政治意识。具体而言，从社会性别理论出发，以孤岛时期上海女工的日常工作空间为切入点，关注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父权制如何与现代性的资本制相互作用完成对女工的规训，以及女工们又是如何通过技巧性地实践进行主动性地抗争，以此试图接近底层女工真实主体性之存在。
写作本文，笔者有一点限定: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内的工厂由于英美的庇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生产、管理体制与战前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然而在日军占领区内，还存在日本人控制的工厂。鉴于两种类型的工厂在对女工的控制规训上有明显差异，文章的研究对象锁定为租界内工厂的女工，不求全贪大，只求一斑窥豹。
处于工人与女性两种身份的叠加之下，近代女工不仅被认为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更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正如潘毅对当代女工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机器的微体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才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象为更加驯服、忍耐并且更加适应工厂机器。”[3]孤岛时期，工厂内部正是通过苛刻的规章制度、语言及身体暴力和性别控制规训女工的身体，力图将其变成驯服且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
众所周知，棉纺织行业是上海女工最为集中的一个产业。孤岛时期，上海女工集中的纺织行业普遍经历了繁荣时期，尤以棉纺织业发展突出。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经历过战火破坏的棉纺织业逐渐复苏，在短时间内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1939年到1940年，女工集中的上海纺织业达到全盛时期，产销两旺。在高额利润刺激之下，租界内新增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41年底，租界内21家华商纱厂拥有的总设备指数已经比战前1936年增加了95%，纱锭增加83.6%，布机增加了213.4%。[4](P29)新老工厂都开足了运能，无论是纱锭还是布机的单位产量都超过战前水平。[5](P13)
孤岛经济“繁荣”时期，几乎所有的纺织工厂都提高了工作强度、延长了工作时间。大多数女工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左右，一些人甚至长达15个小时。[6](P333)然而仅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不一定能保证高效率的生产，工厂规训权力还需要借助于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劳动力的高效使用。由此，规训体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能够给人以惩罚和强制行为的联想和威慑，使其成为一个驯服的人;二是能够教人以某种职业技能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一个满足规训权力要求即有用的人。[7]工厂管理者经常反复强调各种规章，不断地对各种违规行为发出警告。事实上，无论女工们多么反感，这些规定日复一日终将被灌输到人的潜意识之中。
租界内的华商工厂对工人的控制管理普遍比较严格。申新纺织九厂被誉为华商工厂中的“模范厂”，其管理以严格著称，各种条例尤其多。以下是其部分内容:[8](P71-72)
对于女工而言，犯下列各条者开除:(1)具有危险思想或行动;(2)在工房内赌博;(3)工作不力，屡戒不听;(4)侮辱职员;(5)其他。
违反以下规定者，罚工钱5分至1元:(1)工作不力;(2)与他人殴打;(3)损坏公物;(4)消耗公物;(5)偷窃公物(重则开除);(6)不遵命令;(7)其他。
每个生产车间因工作内容不同，又有更详细的规定。以申九筒子间为例，打一个大结，每个罚款5分;结打好纱没拉直，每次罚5角;纱头没拉断，每根罚5分;接头时，纱绕三个手指，每次罚5分。
这些规则如此详细、苛刻，贯穿于女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具体而言，上述管理条例在实际运用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条例内容自身的不确定性，管理者(尤其是下层管理者)惩罚时拥有更大的裁量权，惩罚本身也更具有主观性、随意性。在申新九厂开除和罚款的条例中，最后一条的内容均为“其他”。这意味着即使有条例约束不到的空间，管理者也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来决定女工的行为是否需要惩罚以及需要何种惩罚。有些纱厂虽然没有“其他”性的条例，但也有类似模糊性的惩罚条例。如鸿章纱厂做错事罚3角至5角，偷懒罚2角至3角。[8](P72)条例中显然没有关于“做错事”以及“偷懒”的明确界定，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实际上，女工日常工作中接触最频繁的管理者是工头，俗称“拿摩温”。他们是规章条例的具体执行者，是严厉的监督者，也是工厂规训权力的直接化身。苛刻、严厉、可恶是女工们普遍对拿摩温的评价。申九工厂中，工头如果发现做夜工的女工“眼睛闭一闭”，就斥其“偷懒”，罚款五角。[8](P39-40)女工与邻近的工友说一句话，就会被工头斥责道:“如果你们要谈话，请回家去谈吧”。[9](P17)管理者试图通过对女工的监视，使其在长达12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每分钟都要保持高强度的劳动量，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即使工作的间隙，也不允许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工作不力”也常常是女工被罚的原因之一，而“工作不力”的解释权则由管理者控制。管理者依据条例实施惩罚时常常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与随意性。时人已注意到:在大多数的工厂中，工头“对工人的罚款比较随意。即使罚款不当时，工人很少敢于提出异议。工头对于那些不满的工人，可随时责骂、罚款甚至开除。”[8](P140)日常工作中，几乎所有的女工都有过受罚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刚进厂的新手更容易受罚，甚至一天的工资还不够罚。[8](P72-73)主观性的惩罚方式显示了工厂规训权力的强大威慑作用。管理者(尤其是底层管理者)虽然客观上不可能做到随时随地地监督，然而借助于对规章制度的主观性解释拥有了近乎绝对的惩罚权力，那些被认为对生产有害、无益、多余的行为都将接受严厉的惩罚。监督者们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女工们小心翼翼地工作，她们心存恐惧与担忧，害怕因某种无意的行为被惩处。
第二，与上述那些内容含混的条例相反，涉及工作内容的惩罚条例又极为细致、具体。不同的车间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制定了更为详细具体的条例。以申九筒子间为例，条例实际上对工作中的一系列完整动作的细节(如接头、打结、拉直纱、拉断纱头)都设定了强制性的标准，以保障出品的质量。同兴纱厂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坏布罚5分到1元;每部车每日织布不到40码罚1元;接生头、白花、油花、揩车不清，罚5角到1元;单头纱或并头纱，罚5角到1元;坏纱每只罚一分;坏筒子每只罚1角。[8](P72-73)这意味着女工不仅承受超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还必须精神高度集中以完成标准化的工作。规训权力一方面需要女工们在封闭的工作空间内对权力本身产生恐惧、顺从的心理，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其身体的每一个动作进行标准化的控制。所谓的标准化实质就是去除一切与保障、提高劳动效率无关的多余动作。在标准化面前，没有劳动者个体的差异，只有熟练与否的区别。熟练女工与新手的差异就在于她们已经将标准动作自我内化，无需动脑，手脚机械地去完成每一个标准动作。这种标准化的程序确保了对动作本身的精细规定，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规训权力不会放过工作中任何一个影响生产的细节，包括女工们的用餐时间。对日工而言，中午用餐是她们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各厂都对用餐时间有严格的控制，一般是半个小时。在申二、申九厂，女工的用餐时间被严格控制在10分钟以内，超过一分就要罚款。一些胆小的女工不得不一边看着机器，一边用餐。[8](P41)正如福柯所言，“精打细算并支付费用的时间也必须是毫无瑕疵、毫无缺损的。这段时间应是高质量的，肉体应自始至终被投入其中。”[10](P171)由此，管理者力图对女工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全面而彻底地控制，将其规训为“劳动机器”，以实现劳动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第三，条例中无处不体现着管理阶层(男性管理人员)的绝对权威，强化了工厂内部的性别分工。诸如“侮辱职员”、“不听命令”的惩罚条例都意图向女工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以工头为代表的管理阶层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必须绝对服从。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底层女工的上面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管理阶层。以申九为例，管理阶层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层级繁琐。工厂内权力最大的是总经理，之下是正副厂长各一人、工程师一人。工程师之下有主任、考工、领班、工头等。这些中层管理职员不仅有正副之分，而且数目较多。其中，负责监督工人生产的共有4级管理层，按从上到下顺序分别为考工师、领班、小领班、指导员(俗称拿摩温)。[8](P28)其他工厂的管理体系也大致如此。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工厂内的劳动分工带有明显地性别色彩，女性从事低收入的底层工作，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男性则从事高收入的中高层管理工作，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工厂内的管理职务几乎由清一色的男性担任，女工在其职业生涯中所能担任的最高的管理职务也只是管理体系中地位最低的拿摩温而已。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近代资本制与传统父权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谋合。父权制社会中强调男尊女卑、男权至上，劳动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家庭内部从事的劳动被视为无价值或低价值。男性的家长权威不容挑战，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近代的资本制显然利用了父权制话语中这一根深蒂固的规则。虽然女性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然而其地位低下、从事低价值的劳动、顺从的形象被自然顺延到公共领域。同时，男性的权威被“合理”地移植到公共领域。工厂的规训权力也因此被赋予了鲜明的性别色彩，即女性工人不仅作为工人，同时也作为女性，接受从身体到精神的规训。
孤岛时期，隐藏在这些苛刻的规章条例背后的是工厂中常见的对女工的语言及身体暴力。尤其是与性别分工话语结合起来后，这种暴力反而被合法化了。在无形的暴力基础上，以男性为主体的管理者构建了对底层女工的直接控制。抗战爆发前，上海工厂中普遍存在责骂、殴打、羞辱女工的现象。抗战爆发之后，男职员或女工头对女工的歧视、辱骂、殴打，成为女工们日常工作中的家常便饭。手持一根小手杖的工头在车间来回走动，监控着女工们的一举一动。[2](P133)女工稍有不慎，就会“吃排头”(挨骂)，“吃生活”(挨打、吃耳光、拳脚相加等)等。[11](P130)男性管理者对女工羞辱性的语言暴力更是工厂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常常张嘴就骂女工“猪猡”、“牛配”、“死人”或“浮尸”。一位女工不小心把香烟掉到地上，工头随即大声辱骂:“猪猡，这样的不当心，罚作三天。”[12](P44)这种对女工的大声斥骂几乎天天都有。除语言暴力之外，男性管理者还公开直接对女工施加身体暴力。1938年9月，统益纱厂细纱间的一个女工上夜班时，坐在地上休息，被一位职员踢打。当这位女工立刻就去工作时，她还是被打了一个耳光，女工不服，职员就威胁要开除女工。[8](P74-75)即便是怀孕的女工，也可能惨遭殴打。1940年年末，一位怀孕的女工因为上班迟到了15分钟，就遭到管理人员的群殴，头、牙、肩、肋多处受伤。[13]肆意暴力实质上反映了传统父权制与近代资本制对女工的双层压迫。男尊女卑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以男性为主体的管理员处处表现出了男权意识。金元在对70年代韩国女工的研究中，指出男性管理者“从小就开始在家庭内部习得男权意识，对异性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对将来要成为家长的自我认同的确认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构建了工厂内部的性别秩序。[14](P303)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女工。男性、女性均在其人生的日常体验中积习了各自不同性别认同的规范。女性被认为是温顺、胆小、怕事，这种家庭私领域的性别形象同样延伸到工厂的公共领域，传统性别建构中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被顺其自然且无可争辩拓展到社会的公共领域。而现代工厂中所形成的性别分工，即男性承担管理工作，女性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促使工厂中的性别秩序得以建立。工厂内以男性主体的管理者施暴于以女性为主体的底层工人，因此暴力成为实施直接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些工厂的底层管理人员“拿摩温”为女性，但已经被“男性化”。她们看起来和男工头一样严厉、苛刻，甚至对女工的打骂比男工头有过之而无不及。女工汤桂芬回忆自己刚进厂时，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在厂中陌生人受人欺侮。拿摩温凶的要命。拨不来筒管，挨骂挟打，手都碰麻了，还要学……吃饭时，红灯一亮，拿摩温就喊工人轮流为她拿饭、换鞋。对好欺侮的更是欺侮到底。”[15]
对于年青的女工而言，除了被“先生们”、工头训斥打骂之外，来自男性管理者的性骚扰乃至性侵害常常是女工们最为害怕担忧的事情。虽然这样的性别控制不合理，一些大厂也制定了禁止调戏女工的条文。[8](P71)然而作为一种潜在的规训方式，性骚扰实际上屡见不鲜。在日常的管理中，一些男领班、工头照例找女工们“揩油”，调戏几句，名曰“打浜”，脸上摸一把，名曰“吃豆腐”。[16]纱厂中，“吹着口哨，他(即男性职员)摇摇摆摆地踱开了，隐约地还听得他对那个最漂亮的女工调笑:‘明天请你吃点心去不去，肯去呢，笑一笑，喂，呵呵。’”[12](P93)对于那些不摩登的或年龄大些的女工，男性管理者们的态度迥然不同，“无错也要有错事了”，罚款的借口多的是。[12](P46)一位工作多年的女工谈及这种情形时说:“他们对于年青而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工，常存有可鄙的‘企图’:一有机会，便来兜搭。无理的戏虐，已是司空见惯，有时竟会邀你上馆子、看电影、逛公园。”[17]那些年青的单身女工更易面临这种危险。女工王罗英回忆说:“要是有男工头的话，那么如果这儿有没有配偶的年轻女孩，他就想要她们做他的性伴侣，陪他睡觉。如果女孩儿顺从了他，他会给她安排更舒适的工作。”[2](P133)对此，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女工是否可以拒绝?是否存在选择的空间?如果女工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那么他们就假职务上的便利，作无耻的报复:或是吹毛求疵地罚你的工资，或是少加你的工资;或是借题发挥，在大庭广众中斥骂你，使你置身无地;甚至会挟嫌诬害。”[17]不顺从的女工会被安排做更糟糕又辛苦的工作，而且更易被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罚钱，甚至开除。事实上，由于男性管理者在工厂中掌握着对女工近乎“生杀予夺”的大权，弱势的女工几乎很难采取有效的抵抗方式。对她们而言，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辞职，换到其他的工厂。[2](P133)
那些顺从的女孩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她们在工作中得到“照顾”，可以更容易增加工资，可以做轻松些的工作。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不为人察觉的是这种以性侵害为主的性别控制对她们造成的伤害。当时的女性关于性和性行为的知识十分缺乏和封闭，不少女工的年龄仅有14—16岁左右，尚未成年。面对这种男性管理者的强势性别控制，更多涉世未深的女孩成为“牺牲品”。即使是那些已成年的女工们，她们也耻于谈论性暴力，只有将不幸与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一位曾被工头强奸的女工，在多年以后谈及这段屈辱经历时，内心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她说:“我就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魔窟里，被这个残忍的野兽破坏了我的贞操，天哪!乌天黑日，没有阳光，我是敢怒不敢言，只得暗暗哭泣，我不敢抬头见熟人……我为了家庭的生活，无法可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又一次被奸污。”[18](P47)究其原因，性别的社会化过程迫使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女性认为谈论性问题是羞耻和不道德的。虽然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后人的回忆都证实了工厂中对女工的性骚扰、性暴力的存在，但鲜有受害女工公开站出来对这种暴行进行抗议、控诉。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厂的性骚扰、性侵害变成日常工作中常见的行为。
1940年，《申报》报道了一起针对女工的性侵害案件。袜厂女工吴瑞弟上夜班时，恰遇停工休假，正要回家之时，被40岁的该厂经理吴炳修诱骗到工房内。对于其后的暴行，报道仅用一语简单概括，“将女作种种猥亵行为”。[19]我们无法想像这位16岁的女孩遭到怎样的性暴力。该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女孩后来报了警，经理被拘捕。这起案件使得工厂中常见的性暴力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案件的结果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双方庭外和解。[20]其中具体的调解详情，报纸没有报道。人们很容易猜测到经理给女孩的父亲一笔费用，案件就此了结。即使受害女工勇敢地公开站出来控诉这种暴行，以法庭为代表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对此罪恶的暴力行为进行有力惩处。作为底层社会的女性，她们被无处不在的父权制与资本制规训成工厂的生产机器，两性关系中的被控制者。她们是受害者、牺牲品，然而确是悄无声息、得不到社会支持、甚至被人们有意“忽视”的受害者、牺牲品。作为一家具有现代意识的大报，《申报》对此事的报道也彰显了男权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如报道称受害女孩:“生得矮小非凡、姿色平庸”。[20]充满男权意识的言语凸显出对受害女孩的蔑视与不屑。事实上，受害女孩往往得不到社会应有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在一篇题为《打情骂俏的女工们》文中，作者如是说:“有几个年青好姑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贞操，拜乃莫混(即工头)做寄爸，希冀保障其饭碗。”[21]文章不仅对工厂中日常性的性侵害轻描淡写，而且将性侵害歪曲为女工的功利性行为。
社会权力话语长期以来对工厂中的性暴行处于失语状况。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旧社会工厂中的性暴行才被揭露了出来。如密丰绒线厂工头陈小毛被揭发强奸女工1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未婚小姑娘，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18](P47)以下是一位钱姓女工对陈小毛的控诉，孤岛时期她介绍邻居女孩徐某到工厂做工:
谁知陈小毛一见这个才18岁的小姑娘就动了心，起初拿各样言语来打动徐XX，人家小姑娘讲正义，不理睬陈小毛，后来，他百般威迫，终于在一个白天两点多钟，这个小姑娘就在一家小旅馆里被陈小毛奸淫了。之后，陈小毛常强奸徐XX，而且都在白天，这样XX的肚子渐渐地大了，他的母亲发觉了，就骂我，骂徐XX，但是不敢明骂陈小毛，XX气得就跑去向陈小毛交涉，那(哪)知陈小毛的老婆很凶恶的迫XX当陈小毛的小老婆，把XX和她的母亲吓得不敢作声，XX就去打了胎，从此生意也开除了。过不多日，把我的生意也开除了。[18](P48-49)
这些经历充分反映出，在工厂内部，男性管理者对女工的性别控制。他们用甜言蜜语追到女工，或强制性与女工发生性关系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反复实施性暴力。一旦受害女孩怀孕了，或有所抗拒时，就被以各种借口开除出去。[18](P47)
另外，这种性别控制还以控制女工“贞洁”的形态出现。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性的贞洁具有绝对的价值规范。“贞洁”是一个深刻影响女性的价值知识体系。[14](P303)男性管理者对某位漂亮的女工，“指手画足的说笑，眉花眼笑的胡闹，什么请你看电影啦，上跳舞场啦”。[12](P46)他们或诱骗或强制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后，更加牢牢控制住了女工的身体，甚至不仅是她们的身体。无论这一过程本身是否充满强制性的暴力，这都让受害女工们在无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恐惧:失去贞洁的恐惧。在“贞洁”被视为绝对价值观念的时代，女性一旦发生了非婚性关系，都会被视为危险的女人、有污点的女人。无论事情真相如何，人们都会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们。这充分反映了在工厂内部，男性管理者正是通过“贞洁”控制女性的身体来行使他们的统治权。这从女工的自述中可见一斑:“我们工友，因为饭碗问题，只能忍辱一切，甚至也有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引诱，上了他们的大当，以致失身，我们女工受人家的侮辱，不是一笔能写尽的，黑暗真多着呢!”[12](P46)正是这种“失身”恐惧，逼迫第一次被强暴后的女工又连续多次被强暴。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私人财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正是这种观念的通俗表述。从社会性别角度看，这种性暴力恰恰是男性权力、统治欲和操纵欲的集中表现。
事实上，如果认识到当时在公共领域内广泛存在着对女工的性骚扰，那么对于工厂内部存在的性别控制就不足为奇了。以下是一篇题为《被调笑的一群》的报道:
调笑是常会光顾在我们这一群———一群凄楚的女工头上。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这一种猥亵的把戏，无论你在那一条马路或在街边街内，是不难发现的。整日的工作，疲乏的身体，饿瘪的肚皮，已经是够苦了，还耍(要)被他们碰撞，甚至捏你的手臂面庞。在穿过马路时，是受到卡车上的煤灰痰沫，狞笑秽语。这一种侮弄，未曾见有人来干涉过，甚至当作看到一幕戏剧，在发出卑鄙的微笑。唉!难道我们女工不是一个人吗?赢弱(羸弱)的身躯，不论酷暑严寒，在工厂里捱尽整日的凄楚，‘工作时也会受到调笑，来求得餐宿，出来便被当作调笑目标’，……诚然他们多数是一部分的无知的劳动阶级，那末这些伫足而观的，也是无知吗?[22]
女工无论在工厂内部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频繁遭遇过公开的性骚扰，至于隐蔽场所内的性侵害更无法计数。这种性骚然不仅来自管理阶层，也来自普通的男性工人。上班路途中，有些胆大的男工遇到相识的女工，“轻佻地摸一摸她的面孔”，带着侮弄的口吻调笑几句。[12]公共领域内性骚扰的常态化本质上强化了工厂内部以暴力为基础的性别控制，并使其自然地合理化。
孤岛时期，工厂权力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将性别控制视作一种有效的规训方式。在日常的工作空间内，传统的父权制性别话语遭遇近代的资本制规训权力，二者的共谋力图将底层女工的身体塑造成温顺的、可控的同时具有性别意义及生产能力的身体。
人的天性向往自由，反抗压迫。虽然权力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试图将女工规训成顺从的“生产机器”，然而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完全控制女工的身体。福柯指出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23](P46)在日常的工作中，女工们对这种长时间高强度、机械化的工作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
了解女工们的日常抗争之前先要了解她们的工作感受。日常工作空间内的规训使她们倍感单调、枯燥、无聊、压抑、疲惫等。一些女工如是说:
工作时间11小时，一天连吃饭12小时，几乎一天站到晚。夜里的工作时间和日班的一样长，工人过于疲乏;在站着工作后，特别是两条腿，简直又酸又痛到抬不起来。这工作大概和牛的生活差不多;缺乏自由，工作太机械……体力不够支持，而且无论晴雨寒暑要按时上班;工厂生活太苦，不自由。受管束，而且环境脏，空气不好;对工人限制太严，不自由;精神上感到很苦闷。[6](P523,P699)
马克思在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曾提出“劳动异化”概念:“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之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24](P270)女工们在工厂的生活中充分体验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人像一个零件一样固定在生产之中，将人的灵活性和机器的高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更高的产量，但这样的工厂生活是违背人性的。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会说话的机器。女工们强烈地感受到工作的机械、单调、乏味。一旦机器开动起来，她们似乎就被机器控制了，主体性的劳动创造消失，自由的空间日益萎缩。用她们的话说就是:“工作一久，觉得很机械”，“在工厂做工，就是死板”。[6](P523)这与她们以前的农业生产生活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不少女工是迫于贫困的农村生活到工厂做工，但经历过繁重且机械的工厂生活后，有些人开始怀念起乡下的生活。有位女工充满感情地说:“以前是在老家绍兴乡下织布的。手摇机太慢，不过要是我疲倦了，把手一停，也就休息休息。总之不管它慢不慢，我高兴就做，不高兴就停。但是现在我站在机器面前，便没有这高兴不高兴的自由了。机器不停地转，要拼命地工作，不能偷一点懒，一不小心，机器就会无情地把毛线弄断，机器又不听人的指挥，加以声音又噪杂，越是烦躁心里就越厌烦。”[6](P523)与乡间生活的悠闲自在相比，工厂的工作不仅繁重辛苦，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女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某种自由，被机器捆绑、被工头监视的工厂生活也制造出了大量的厌烦、压抑和空虚。这种压抑主要来源于她们感觉到自己变成了没有血肉的机器，无止境地不停工作，没有任何成就和满足感。女工们深刻体验到的正是近代血汗工厂中的劳动异化。
哪里有权力，哪里有控制，哪里就有逃避、叛逆和反抗。女工们对工厂规训权力的抗争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罢工、游行抗议为代表的公开、直接且激烈的抗争，另一种是日常化、温和、甚至是悄无声息地不为外界所关注的抗争。以往对底层女工的抗争，都比较重视罢工等激烈抗争方式的研究。然而作为一种直接的对抗方式，它也不可避免给底层女工带来一系列的伤害:罢工未必总是成功。女工们面临被开除或很难能够再找到工作的风险，罢工期间普通女工及其家庭的生活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即使罢工成功，胜利的果实也存在因时因势被剥夺的风险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激烈抗争固然有其反抗之价值，日常抗争亦不容忽视。4作为一种温和的抗争，它成为女工们长期的工作经历中颇为重要也更为普遍的抗争方式。艾米莉·洪尼格在对30年代上海女工研究时，就指出女工们并非被动消极地接受工厂生活，她们“既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独自经历这一日常生活……也不完全是资本家剥削和工业贫困被动的受害者”。[2](P153)并且描绘了女工们在日常工作中“揩油”的场景:“当朋友或偷来学艺的人接管她的工作时，她经常借机小睡一会;她知道如何放慢机器;她假装弄丢工卡，这样当她休几天假时，邻人能够接替她的工作———同时她也仍能因较好的出勤率获得奖金。”[2](P153)可见，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女工的工厂生活中就存在着种种日常抗争。
孤岛时期上海女工的日常抗争，既有表现为个体自助性的偷懒、放慢工作节奏等日常行为，也有怠工、暗中破坏等渗透性抗争。毋庸多言，孤岛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女工们尽可能逃避、抗议这无尽的剥削与压迫。工业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女工们偷懒、假装顺从、偷窃、暗中破坏等大量的“揩油”行为。由于女工们普遍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工作时揩油休息成为常见的一种现象。这在夜工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做夜工是极为辛苦的工作，不仅仅是由于夜间连续工作长达十二三个小时，也和女工们白天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睡眠时间有关。女工们的住所普遍狭小阴暗，各种噪音不绝于耳。不是小孩哭就是大人说话、吵架或打架，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热天还有蚊虫叮咬。[25](P67)因此，做夜工时打瞌睡难以避免，吃不消的女工都尽可能的揩油休息。在怡和纱厂、永安纱厂等管理相对宽松的工厂中，女工可以请工友帮忙照看机器，自己睡上几个小时，之后与工友替换。[8](P39)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不被拿摩温发现。事实上，即使是夜间值班的工头也会找机会睡一觉，更何况是一直工作着的女工呢。[25](P67)厕所是女工们揩油休息时通常选择的场所，虽然里面的异味令人难以忍受，但显然这对于身体极度困乏的女工们而言并不是最在意的。一位16岁的女工这样描述自己揩油的经历:“十二三个小时的夜工，真吃不消，快到打盹时，就是厕所内，给我稍睡片刻，我都觉得比登天还要惬意十倍哩。”[12](P24)大部分的时候，女工，尤其是那些经验丰富的熟练女工，似乎都在和拿摩温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休息时间，女工与她的小姐妹轮流放风，互相照顾。即使在管理相对苛刻的日商工厂中，女工也可以依靠这种集体互助的方式揩油。日商工厂中领班每天上午九到十点、下午三到四点是休息的时间，她们会到“吃茶间”休息。“中国工人都趁这唯一的机会，到坑房间休息一下———揩油。”[8](P42)
我们无法详知这种日常化的“揩油”休息何时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女工们的日常工作中。这种行为显然违反工厂规章，但对于闭上眼睛就会睡着的女工们而言让身体暂时休息放松一下恐怕是任何规训权力都无法阻止的。工作一两年之后成为熟练工的女性在日常工作中接受种种规训的同时，也习得了抵抗规训权力的种种技巧实践。一位第一天上工的女工的经历也许有助于理解如何在工作经历中习得抗争的实践技巧。她回忆道:
“我的脚开始痛，我的腰也正痛。我看到……人们偷偷地坐在地板上休息，我很害怕，不得不站在我的机器前，查看断头。最终我真的再也坚持不住了，我决定休息。我向阿喜(介绍我进厂的女工)示意，让她和我一起去洗手间。我蹲在马桶上，就不想再起来。阿喜一直坐在那儿，我不想成为招呼我们起来的人，尽管我很早就小便完了。我在那坐了10分钟，最后当阿喜叫我时，我好像睡着了，然后我们返回了机器旁。”[26](P29)
作为一名新来者，她刚刚了解工厂的苛刻制度，刚刚意识到规训权力的强大，但同时，她也亲眼目睹了女工群体中业已存在的某种抗争，当监督者不在场时，其他的女工们有默契地停下工作休息。对此，她感到吃惊又害怕，吃惊的是女工们公开对工厂制度的挑衅，但对规训权力的畏惧使她不敢像别人一样偷懒。很快，身体的疼痛促使她最终决定休息，决定加入揩油的人群中，成为她们的一员。至此，她已经上完了在工厂生活中如何抵抗规训权力的第一课。“她”的经历显然具有代表性，女工们也许很快就发现，那个看似强大无比的规训权力并非无懈可击。她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如何躲避规训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虽然规训权力禁止女工们工作时聊天、偷懒、怠工等各种揩油行为，但机灵的女工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机会违反各种禁令，躲避规训权力对其身体的控制。揩油成为女工们日常工作中普遍性的行为。当某女工工作时向小姐妹抱怨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小姐妹立刻提醒她放慢工作节奏，“若回头病倒了，可犯不着”。该女工心领神会。[12](P89)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工厂中上演。当然，这种规避权力的技巧实践多数离不开女工们彼此之间的帮助。
孤岛时期，女工们的种种日常抗争更具有防御性。为了躲避规训权力的压迫，她们学会了在日常的工作中如何自我保护，如何尽可能地降低工作带来的伤痛。对于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揩油，不少女工都洞察透彻。一位女工说道:“像领班先生说，所以要罚工钱都是女工自己不好，我在晚上回家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到底是谁不好呢，像‘揩油’这名称是怪难听的，其实揩过谁的油，不过是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中松一口气罢了。”[25](P67)正是工厂规训权力的过度压迫导致了这种现象。这也是作为弱者的女工抗争的一种武器。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在女工中颇为活跃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充分利用女工们的日常抗争形式。磨洋工、怠工、旷工、制造废品等“隐蔽的斗争方式”被采用。磨洋工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当日籍领班离开车间后，女工们会不约而同地放慢工作节奏，甚至把机器关掉，停下工作。在棉纺工厂中，她们还会偷偷将肥皂头、山芋皮等丢在传动皮带上，使其打滑，降低速度，降低产量。[12]1942年，颐中三厂的一名男工被日本宪兵打死。该厂女工进行怠工，以示抗议。她们看到领班进车间就做一会工作，等领班一走就停下。经过交涉，工厂资方答应发给死难的男工家属1年零20天工资的抚恤费，全厂工人的米贴一半发米一半发钱。[27](P220)这种日常抗争不仅有效缓解了女工们紧张的工作压力与强度，更重要的是还被视作破坏日本人工厂生产、支援抗战的爱国举动。在这里，女工们长期工作中业已形成的日常抗争在抗战救亡的政治背景中寻求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即这种以怠工为主的日常抗争方式能够从经济角度一定程度上打击侵略者。女工们原本自发形成的日常抗争被赋予了更加积极的意义。无论出于怎样的理由，这种日常抗争在抗战后期更加频繁。这也表明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日常抗争，其破坏性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福柯把“规训与惩罚”视作是人对人的驯顺、塑造和统治形式。在考察近代资本制形成的历史中，他指出权力在工厂、军队、学校等封闭空间内形成一套规训的程序和系统功能，它可以“被用来对个体进行分配、分类，在空间上固定他们;提取他们最大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他们等级注册，在他们之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28](P70)简而言之，权力试图通过“温柔的暴力”规训身体、并达到个体自我规训的目的。
在中国近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福柯所言的“规训”始终伴随着资本制权力的进入出现在每一个工厂之中。工具性的规训权力不仅通过严格的工作时间表、苛刻的管理制度来规训女工的身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传统父权制中特定的性别话语建构起对女工们更深层意义上的规训。在日常工作中，上海女工不仅面临苛刻的规章制度，忍受着男性管理者的语言和身体上的暴力，还遭遇以性骚扰、性侵害为主的性别控制。深嵌历史之中的“规训”凸显的是传统的父权制与近代资本制共同建构的日常工作空间内对女工身体的规训。在工厂的封闭空间内，权力既利用福柯所言的分配艺术、对活动的控制、层级监视等温和的方式将女工的身体规训为温顺且具有高效生产力的肉体，又利用父权制中种种对女性的性别规范建构出工厂内部的“性别规训”，它是建立在对女工语言暴力、身体暴力以及性暴力基础之上的。这一历史时期权力对工厂女工的规训与福柯强调的近代西方历史中的规训权力的运作不同，它既有非暴力温和的一面，也有肆意诉诸暴力的一面。5工厂内的性暴力鲜明地体现了规训权力的暴力性特点。
孤岛时期，尽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然而对于租界内工厂中的女工而言，她们日常工作生活中体会最深的也许并不是国恨家仇，而是来自工厂权力的规训，来自男性管理者的性别压迫，一如抗战爆发前她们的处境一样。在此背景下，多数女工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淡薄，她们不像男工那样积极投身于各种具有带有政治意味的活动。沦陷时期在女工中开展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指出女工的觉悟水平较低，思想上存在自卑、狭隘、胆小的一面。[15]实际上，从女工的日常生存环境框架出发，可以发现性别意识对于底层女工的重要性，至少其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弱于她们应有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而这一点恰是以往的女工研究中相对忽视的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孤岛时期民族战争的背景下，工厂内的规训权力也并未因此减缓对底层女工的规训与控制。性别的问题只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暂时被遮掩了，并未消解。对于女工们而言，这仍然是她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另外，关于父权制与资本制的关系，有不少学者指出资本制利用中国特有的父权制文化对女工形成了双重压迫，[29]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对于女工而言，二者的并存并不一定构成叠加的多重压迫，也可能由于它们互相牵制或相互弱化带来改善的机会。[30]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虽然孤岛时期，资本制与父权制的结合形成了在性暴力基础上对女工的性别控制，然而资本制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从长期看，女工们由于性侵害而逃离工厂必然对资本制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资本制与父权制的互相牵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又减少乃至避免了工厂中对女工的性侵害。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利用叠加，而是相互作用，既有谋和的一面，也有牵制的一面。
长期共同的工作经历促使女工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她们寻求一切可能机会进行日常抗争。虽然这种包括消极怠工、放慢工作节奏、偷偷休息等揩油行为在内的日常抗争更多具有自我保护的防御性色彩，而非对权力的地直接进攻，但这种长期存在的日常抗争给女工个体带来直接可见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们生存的恶劣环境，使其免于更深的压榨，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另外，这种日常抗争也依赖于集体性的互助，共同的抗争经历显然有助于历史特定情境之下的阶级意识、性别意识的形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在抗战救亡的历史背景下，工厂内部的日常抗争成为更普遍而且有效的一种抵抗力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