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
作者：田海龙 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
批评话语分析一般被认为属于质的研究，但是，当考察了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轨迹并归纳出质的研究的一些特征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知网(CNKI)上一些冠以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论文并非完全与这些特征吻合。这促使我们思考批评话语分析如何突出其质的研究特征问题。首先，我们讨论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并总结质的研究的一些特征。之后，在认为质的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有一些共同主张的基础上，讨论批评话语分析质的研究潜势，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在突出其质的研究特征上需要加强的两个方面。最后，本文提出一种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以期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问题的分析以及其本身的社会实践性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批评话语分析质的研究特性。
“质的研究”一般指与“量的研究”相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而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个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况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在理论上，质的研究建立在后实证主义、特别是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与量的研究所依据的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不同，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
从历史渊源来看，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民族志研究。我们所熟悉的马林诺夫斯基20世纪初在特罗比恩岛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实地工作便是人类学家从事质的研究的一个典范。除了人类学以外，质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进行社会改革时期社会学工作者对城市劳动者进行的细致的实地研究。这些早期质的研究主要受后实证主义的影响，采取的是自然主义的做法，强调在实际生活情景中收集“真实”的资料。
如果将这一时期(1900－1950)质的研究划归为传统期，那么接下来的20年质的研究便经历了它的现代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是质的研究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受到了现象学、阐释学、“扎根理论”、象征互动主义、以及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形成了许多特征。例如:受现象学的影响，质的研究注重整体性、情景性和关联性，要对现象进行具体的、原汁原味的描述;受阐释学的影响，质的研究将理解视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它认可研究者的“偏见(bias)”，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受批判理论的影响，质的研究不求证实，也不求证伪，而是把消除参与者无知和误解的能力视为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
根据陈向明(2000)的研究，质的研究在1970－1990年间经历了“领域模糊期”和“表述危机期”。所谓“领域模糊期”(1970－1986)指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从人文学科借用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使得各种文体相互之间交叉使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时期，建构主义的范式在质的研究中开始占据影响地位，社会科学内部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含混的、解释的、多元的新时代。由于受建构主义“事实是多元的，因历史、地域、情景、个人经验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影响，质的研究进一步认可研究者的“偏见”，认为研究结果是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平等互动和辩证对话达成的共识。在研究的过程中，本体和认识、主观与客观、知者与被知者、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研究者要做的是通过反思，“客观地”审视和领会互为主体的“主观”。在“表述危机期”(1986－1990)质的研究者认识到语言表述中存在的危机，开始对语言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进一步扩展了质的研究者的视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认识到，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反应。
在接下来的“后现代时期”(1990－)，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物化、非真实化、商品化，这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范畴被“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的观念所取代。这个时期的质的研究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实际作用更加敏感，因而，质的研究者更加注重以行动为取向的研究。他们将研究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将研究的过程视为一种社会批判，强调研究本身对社会事实的改变。
从质的研究主要依据的理论范式和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质的研究特征。
(1)以研究者为工具，注重自然、情景的研究。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即是研究的工具，而不是像量的研究那样以统计软件为研究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同时，质的研究对研究者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与此相联系，质的研究注重在自然环境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进行研究，如通过访谈和观察收集资料时要特别注意情景的自然性、整体性、相关性和具体性。
(2)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质的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像量的研究那样证实普遍情况，而是寻求生成性理解，即“领会”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研究者也不像量的研究那样与研究对象分离，而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反复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密切接触，相互影响，彼此信任。在质的研究中，研究不再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的过程。
(3)承认研究者的倾见或偏见。许多质的研究者都意识到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不可能保持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中立。研究者个人的思维方式、使用的语言和解释的原则必然符合他们生活中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范，否则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任何意义的阐释，更不可能与他人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者的“偏见”是质的研究达到理解目的前提。
(4)重视研究者对研究的反思。质的研究不排除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但是要对自己的倾见或偏见进行反思，这是达到“解释性理解”的关键所在。除了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关系进行反思之外，质的研究还注重对语言、政治、历史以及研究者作为一种职业的反思，这直接导致了质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5)采用归纳的分析方法。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采用演绎的分析方法不同，它是采用归纳的方法，在实地研究收集语料的基础上，对语料进行分类、归纳，寻找概念和主题。这种归纳贯穿研究的全过程。
(6)建构小理论。质的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注重微观的、具体的研究，成文方式以描述为主。但这并不表明质的研究不注重理论建构。然而，质的研究不以建构宏观的、具有普遍性规范的大理论为目的，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对资料的归纳分析建构解释性理论，提出具体的、独特的和具有地域性的观点和看法。
(7)注重研究的实践性。受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潮影响，质的研究者认为研究不仅仅是再现世界，而且是创造世界，研究者在构建研究结果的过程中正在起着重新“构筑”现实的政治作用。研究与实践之间不可能绝对分开，在后现代时期，质的研究与社会变革和社会行动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8)建立在多种不同但又倾向一致的理论基础之上。质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阐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这使得质的研究加速了它从后实证主义开始与量的研究分道扬镳的步伐，也越来越突出了它的解释性、互动性、反思性、以及社会实践性的特征。
批评话语分析从对话语的分析入手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揭示语言运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西方的批判理论，这与质的研究如出一辙;在发展脉络上批评话语分析也与质的研究一样，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完善和壮大。基于二者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壮大的社会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与质的研究具有许多共同主张。可以说，以上归纳的质的研究特征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中比比皆是。例如，批评话语分析不以理论建构为终极目标，特别是不以建立宏观理论为目标;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带着“态度”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以及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本身对社会现实的改变等等。
然而，批评话语分析虽然在理论上属于质的研究，但是在实践上还没有完全与质的研究特征相吻合。如果用质的研究特征来考察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一些批评话语分析方面的硕士论文，可以发现这些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进空间:(1)突出研究者即是研究工具这一质的研究特征，在研究课题的选取方面强调研究者与社会的契合度，摈弃为了研究而研究的选题方式;(2)突出对问题的解释性理解，避免追求绝对真理的倾向。下面我们讨论这两个批评话语分析质的研究潜势，以期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和发展有所启发。
就第一个研究潜势而言，我们发现在所观察的硕士论文中有些往往会选择一个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个文本具有某些意识形态意义。在论文选题方面，就笔者指导研究生的经历，这些分析语料往往不是研究生切身感受的语料，或者说不是他/她们生活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他/她们从理论出发寻找验证这些理论的依据。尽管通过导师的指导她们对选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这些研究也取得了预期的研究目的，但是这种为了研究而选课题、为了分析才找素材的硕士论文与质的研究相差甚远。
回顾笔者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实践，如对非典病历报告参与抗击非典社会实践的研究、对我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报告产生过程的批评话语分析，其选题都是笔者在亲身经历这些社会事件过程中不断思考确定的。从质的研究来看，笔者本身就是这些研究的工具，在经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注重收集素材的整体性、自然性、相关性和具体性。批评话语分析“领军人物”ＲuthWodak、Norman Fairclough和TeunA．van Dijk也是在她/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现那些和她/他们戚戚相关的课题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例如，van Dijk在其学术自传(冯·戴伊克，2004)中曾经谈到，他从“语篇语法”发展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因之一就是致力于改变种族歧视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在研究中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传统的理论或学术出发寻找研究课题。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不可能由任何外部的工具“测量”，只能靠研究者自己通过观察去感知和揭露。如此看来，为了写论文才找来一个文本进行所谓的批评话语分析，尽管涉及“权力”和“意识形态”这样一些批评话语分析的关键术语，但是至少在“研究者即是研究工具”这一点上与质的研究还相差甚远。
就第二个研究潜势而言，我们同样发现有些以批评话语分析为题的硕士论文与质的研究相差甚远。例如，有的研究在分析出文本的一些语言学特征之后明确标榜证明了所分析的语料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意义，或者证明了存在某种权力关系，似乎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早已独立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的客观事实。其实，质的研究不求证实，也不求证伪，而是强调其研究的反思性，只求对问题的解释性理解。对质的研究来说，研究不再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的过程。因此，如果过多地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和唯一性，认为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理”，在研究目的上不是寻求对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而是寻找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这样的批评话语分析就不是基于现象学、阐释学以及批判理论的“质的研究”，而是坚守实证主义立场、基于形而上和思辨传统的“定性研究”
观察批评话语分析家的研究，无不重视对问题的解释。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借助语料库语言学或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找出所分析文本的一些语言学特征，也可以遵循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过滤出话语的隐含意义，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语言学特征和话语意义进行反思性解释，并力图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对所研究的问题形成建构性认识，如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它发生的机制是什么、促使其发生的语境因素是什么、这些语境因素在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等等。质的研究要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做出解释，这些社会人本身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并非透明。因此，研究者要对这些“多义”的研究对象的解释和理解也不是唯一的。所以，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自己是质的研究，就不可以强调自己对问题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自己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在语料收集、研究课题的选取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反思方面还存在需要深入的地方。这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
目前，在研究方法方面，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有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方法、Wodak的“话语－历史”方法和Van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分析:一个是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如对社会问题中涉及的文本、话语或语体等语言运用的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找出其文本特征;另一个是运用语言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这些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揭示这些语言特征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选择这些语言特征进行交流的目的和动机(KhosraviNik，2010)。就第一个分析层面而言，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主体，如可以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就第二个分析层面而言，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主体(如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这两个分析层面可以说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般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突出批评话语分析跨学科特征的同时弱化了批评话语分析质的研究特征。
我们认为，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应该始于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行于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问题的分析、洎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
4．1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应该促使研究者在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中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需要研究的课题，要在思考中收集语料素材，要在一个个的个案研究中积累，要在不同的语料分析中归纳，逐步形成对问题的理解，并在对问题的解释中形成小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要在社会阅历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要对发生在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具有学术职业的敏感以及社会责任感。
在这方面，质的研究所倡导的“扎根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所谓扎根理论，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研究方法。Tian和Williamson(2012)运用这个研究方法，以英中两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公司经理为研究对象，调查他们对“问责(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的理解。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是因为文章的第二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英中两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公司经理对“问责”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工作上的障碍，如英国经理试图将其对“问责”的理解运用于公司的管理之中，而中国经理则阻碍他们推广以问责为基础的管理控制系统。为了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作者才进行了“扎根理论”研究，展开了“田野调查”式的访谈，并对发现的问题(如英国经理认为这个概念对管理非常重要，是责任、作用和信息的综合体现;而中国经理对问责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甚至认为对人进行问责与中国文化相驳)进行解释，通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讨论问责这个概念的再情景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力、殖民和擅用等问题，得出初步结论，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司经理在将与“问责”相关的一些概念(如责任、依靠、透明)运用于自身文化之外的场景时，只有与那个场景的文化背景相融合，才会对公司的管理有所促进。
4．2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问题的分析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对存在于社会问题中的话语的关注。话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借助于现代化传媒技术并在各种权力的作用下，或是建构社会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或是再现社会活动。由于话语建构的身份或再现的事实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别，于是批评话语分析便应运而生，成为解释和理解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是仅仅对语言运用的一种描述，它更多的是对语言运用所体现的社会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所再现的社会活动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的解释和说明，并在这种解释和说明的过程中丰富人类的知识体系。
就语言运用的描述而言，批评话语分析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力求发现语言运用中的一些语言特征。例如，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发现2002－2012十年间政府工作报告中词频的某些特征，田海龙(2004)发现非典病例报告中动词及物性的某些特征。但是，批评话语分析更注重对这些语言学发现进行解释。如何进行解释，从什么角度进行解释，解释的可信度如何，这些对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来都是挑战，非一蹴而就之事。要在解释层面有所深入，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以罗斯福新政为例研究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问题(谢立中，2012)，就要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就无法完整完成批评话语分析的任务。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其跨学科特征的原因。
然而，正是由于通过话语这扇窗户认识和解释社会并非易事，批评话语分析者往往容易过分强调自己的分析和解释。就像朝圣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圣地就认为取到了“真经”一样，批评话语分析者往往认为在经过艰辛的研究之后收获的就一定是“坚果”，甚至把“自己”的分析和解释赋予“一般”、“总体”、乃至“唯一”的特征。殊不知，社会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对这种“多义”现象的解释无论如何全面也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话语分析必须强调它与质的研究在后现代思想方面的共识，即任何意义都处于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构建之中。谢立中基于他对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的理解，提出“多元话语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认为话语分析不能像某些现代主义话语分析学者们所做的那样，去寻求某种唯一的、最终可以得到公认的结果，而是要寻求对同一文本资料的多种不同理解(以丰富和扩展我们的认识)，以及帮助不同的分析者、诠释者去实现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批评话语分析承认其研究持有“偏见”，同样也需要承认这种带有“偏见”和“态度”的研究所达及的结论和发现也具有“片面”和“不全面“的特点，而不能回归现代主义的传统，去宣称自己的批评话语分析发现了唯一正确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或这些社会现实之间的本质联系。
4．3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某一种理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语言学的理论，甚至不是对现存的某种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相反，它至善至美的境地是力求通过解释话语运作的机制来唤起民众对所述问题的认识，促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质的研究看来，这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实践性;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这是“批评”的核心所在(赵芃田海龙，2008)。达到这个目的，批评话语分析者不仅仅要写论文，也不仅仅致力于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以提高在学界的影响力，而且还要撰写话语知识的普及读物，要撰写分析报告，在受众广的媒体发表分析文章。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Fairclough就曾大声疾呼，号召批评话语分析家走出学术圈，走出象牙塔，和社会活动家一起设计和实施研究，把政治家晦涩的话语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暴露给更多的公众。
实际上，批评话语分析家在对各种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如政治话语、媒体话语)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他们所生产的话语/语篇被称作“再创语篇”，与其他社会实践者(如政治家、媒体机构)的“原产语篇”一样，都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的作用。因此，强调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就要研究再创语篇/话语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以及再创语篇/话语如何实现这些作用。就前者而言，批评话语分析家不仅要研究原产语篇/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再现事实、构建身份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功能，而且要注重自身的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要认识到自身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是一个对某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话语建构”的“话语建构”，因此，正像Fairclough和Wodak十几年前警示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家既要在社会运动中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又要警惕不成为国家、资本和权力的御用工具。就后者而言，话语策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引起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关注。例如，批评话语分析家在分析某级政府在征求意见稿这样的原产语篇/话语中的话语策略的同时，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自身的学术表达，否则不但不会增强其社会实践的效果，还会在某个方面受到批评话语分析反对者的诟病，如Billig(2008)对批评话语分析论文中“名词化”使用问题的批评。
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性随着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入显得越发重要。网络、微博等新媒体更快更多地催生出新的话语(包括新的行为方式)，而这些新话语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又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使用，将元话语由一个语境移入另一个语境，引发社会行为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将进一步得到体现，批评话语分析家也会在助推社会变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对文本/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也是对社会问题的话语分析，这奠定了批评话语分析具有质的研究特征的基础。本文讨论批评话语分析与质的研究的一些共同主张，认识批评话语分析在加强质的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两个方面，并提出一个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强调批评话语分析是一个问题驱动的研究，承认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结论的不全面性，强调其社会实践的特性，这样一个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完成从“文本”到“语境”这一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重心的改变，而且可以使批评话语分析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得以加强。田海龙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进行了论证，这里的讨论也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延续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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