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天:周令钊,设计共和国形象的最美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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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Planner / 本刊编辑部
文 Article / 钱竹
图 Pictures / 来自于网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194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征求团旗、团徽、团歌启事》。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共收到100多种团旗图案,但这些图案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恰巧,之前在布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会场时,他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娄霜找到周令钊,希望他也为团旗的全国征稿投上一稿。娄霜说,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围绕在共产党周围的先进青年。周令钊于是有了灵感: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画一个圈吧。“五角星”代表党,“一个圈”是指共青团员们。从平面构成这一设计基础分析,这个“圈”是一条圆形线,这条线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象征着党的周围团结着无数优秀青年。周令钊迅速起稿,大红色为底,长宽三比二,左上方一个金黄色的圆圈内,环绕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一面旗帜图案跃然纸上。周令钊设计的团旗图案参与了严格评选,获得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的同意批示。于1950年5月3日,团中央委员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颁布团旗的决定,并登出了团旗图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由此确定。1950年5月4日,这幅设计作品作为中国共青团标志的团旗,出现在“五四运动”31周年纪念活动的青年队伍之中。
今年8月30日,《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以4大板块,共300多件作品和大量文献资料,力求全面呈现周令钊先生一心为祖国、为人民进行艺术创作、从事艺术教育的成就。其中政协会徽的设计稿、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的设计方案及人民币的草稿等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和手稿,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对于周令钊先生为国家形象设计做的贡献来说,千言万语也描述不完他的成就。
周先生说:“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设计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欣赏。身处盛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优秀青年辈出,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也到了期颐之年。我绘制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主创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等国家重大设计,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出生于湖南平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美的地方。娃娃时期家乡就给了我美的感受。我的母亲是一名美术教师,受她影响,我从小便背着画夹子在长沙到处写生,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小学毕业后,我跳三级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教会我用不同材料作画。
抗战期间,我以笔为刃,画了很多抗日漫画、宣传画、壁画等,还随抗敌演剧第五队经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到达缅甸,一路宣传抗日。路上的山川河流、村寨农田、淳朴民风,看不尽,画不完。这段经历对我此后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学校可以启发你认识美,但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验美、创造美。”
“这年9月,我接到新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天左右,时间紧迫。于是,我和爱人每天起早贪黑,带着干粮、拎着暖水瓶登楼作画,一画就是一整天。巨幅创作与一般绘画创作不同,最难的是控制比例。所以我们俩做了一个粉线袋,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把十多厘米大小的照片等比例放大后,才完成后续创作。1949年10月1日,一幅高约六米、宽约四点六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如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天下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就站在我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亲眼见证毛主席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激动,那一刻令我终生难忘。
谈到人民币的设计,周令钊说:“1950年开始,我陆续参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并承担人民币票面总图设计工作。自第二套人民币起,设计思路就强调要具有中国特色。为搜集更多图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传统的图案,我带着速写本去了故宫、颐和园、云冈石窟等地,从那里的石雕、栏杆、器物上寻找图案。画了大量速写之后,才从中挑选出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一直到第四套人民币,我们设计组五人行程万里,体味我国各地的自然与民风。五人一心的无间合作,使这三套人民币随时代而变化,都焕发着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亲和的气息。”
最近,记者采访了周令钊,周令钊说:“很多人说我是快手、多面手,其实我的画功也是不断磨练出来的。以前,有不少人要我给他们画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画得“有点像”,一定要画得“很像”,要“神似”,这样人家高兴,我也练了基本功。平时无论出门走到哪儿,我都会带上写生的行头,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憋”不出好作品的。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多看、多想、多动手是我的习惯。有人问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画吗?原来作画于我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过百岁,大脑变小了,做不了“快手”了,但看到美好的自然、美好的艺术,仍然会冲动、仍然想动笔……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周令钊等8位老教授亲切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希望。收到回信,周令钊说:“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材。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能和我的祖国一起过大生日,感到十分幸运。”周令钊表示,“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身处盛世,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我还要继续工作。”回首70年,回首100年,周先生用他的的一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人民的艺术和人民的设计,也只有在人民的艺术和人民的设计的基础上,才能让祖国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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