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之于中国、白金汉宫之于英国、凡尔赛宫之于法国，那些宏伟的建筑，不仅是自己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他们的底线：只允许其他各国之人高山仰止，一定不能有任何染指之意。让人想不到的是，鼎鼎大名的卢浮宫重建计划，竟是由一个来自美国的中国人完成的。这个叫贝聿铭的建筑师，给出的改造方案，仅仅是在古朴典雅的卢浮宫旁，放置一个金字塔样式的，特大号的玻璃罩子。于是，抨击贝聿铭，演变成一项轰轰烈烈的法国全民运动。从小锦衣玉食的贝聿铭，习惯了一意孤行，想怎样便怎样。谈笑之间，赢下一个满堂喝彩。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此话显然不适用于贝家。他们的家族有超过六百年的历史，第一代祖先靠摆摊卖草药起家，一步步地，后世子孙成为江南大部分药店的供应商。到贝聿铭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然富裕了十五六代。贝聿铭的爷爷曾在朝为官，后来协助创立中国最早的银行，并且担任总经理之职位；贝聿铭的父亲选择子承父业，留学欧美归来，即投身于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贝聿铭出生在广州，生长于香港，10岁那年又来到上海——他的童年随着父亲职业的变迁而往往来来。祖父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贝聿铭面对其时，总有几丝畏惧的感觉。然而，他毕竟还是开心的。每年夏天暑假，贝聿铭都可以在狮子林里肆意玩耍。这座最著名的苏州园林之一，曾几何时，就是他们贝家的私产。狮子林以怪石著称，收藏石头以及“养石头”，是苏州本地文人雅士的一大乐趣。具体操作方式是，前人将某块石头放置在水中，或是溪畔，或是湖心，经过时间的沉淀，再由下一代捞出。这种延续与传承，亦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写照：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玩耍的间隙，祖父总是会传授给贝聿铭许多类似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使他受益终身，另一方面，潜移默化之间，也培养了他对于建筑的热爱。在上海生活时，他则受到另一种文化的冲击。和现在情况类似，彼时的上海，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亚洲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用贝聿铭先生的话，那是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同其他的富家少爷一样，少年的贝聿铭，也沉迷于上海的繁华。每个周末，他最爱的娱乐方式，就是外出打弹子（打台球），“弹子房”的对面是大光明戏场，那里总是能放映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戏院和“弹子房”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在建中的另一个高楼，则直接影响到贝聿铭未来的职业规划。一九三零年前后，上海着手建设国际饭店，那座高楼据说要建成二十多层。如此高度，在当时的亚洲，算得上首屈一指。贝聿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每个周六，他亲眼看着高楼不断地往上冒。渐渐地，贝聿铭对建筑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那时的中国，虽然有梁思成等著名的学者，但总体而言，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且都是“下等人”。贝聿铭十八岁时，父亲要求其去外国留学，凭着与英格兰银行家的生意往来关系，父亲为他选择了一所英国学校，专业则是金融或者医学。他并没有听取父亲的建议。因为从电影中对青春的美国产生好感，叛逆的贝聿铭选择去美国读书，并且，以工程建筑为方向。离谱的是，在当时最知名的设计院校之一宾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尚不满两周，他又后悔了。贝聿铭退学的原因，说来相当任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程，沿用的还是十九世纪巴黎艺术学院的教材，和电影中朝气蓬勃的美国形象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建筑学院还纵容白种学生歧视有色人种。他的一生，朝向总是高雅与尊贵，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教育？开学两周后，贝聿铭即转学到麻省理工。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因为父亲的关系，早在贝聿铭会说英语之前，他就已然融入进波士顿的富人圈子。所以，贝聿铭后来回忆说：“我在这个国家，的确有非常舒适的留学感觉。”舒适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纨绔子弟。实际上，贝聿铭异常勤奋。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对优秀学生向来用心，而贝聿铭常常是其在家中唯一谈及的学生。贝聿铭的人生仿佛开了挂。和上流社会打成一片，邂逅到美丽的爱情，后来，又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更牛的是，紧接着还被哈佛留校聘任。然而，任性的贝聿铭，再次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打算离开舒适的象牙塔，到房地产公司当一名“上班族”。贝聿铭的老板叫齐肯多夫，大块头，双下巴，高嗓门，两根肥硕的手指间，总是夹着呛鼻的雪茄。他头脑聪明，极端自负，性情贪婪，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资本家。齐肯多夫之所以选择贝聿铭，更多的是其贵族出身和华裔设计师的双重身份，对老板来说，那实则是一种“门面”。同事们因此开玩笑说：“贝聿铭是从巅峰开始向上爬的。”巅峰的代价是，在学术界，贝聿铭的声誉可谓急转直下。学界批判他与资本家同流合污，偏离了“真理之道”，不再是“正统的建筑师”。即便是“屈尊”去当打工人，熟悉贝聿铭的人，也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履历很漂亮，但到目前为止，贝聿铭压根就没盖过任何东西。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自信满满开始新的工作。而贝聿铭的第一个作品，就是老板的办公室。一般来说，进入某个大型公司，总是先穿过黑压压的职员的座位，像走迷宫似的，百转千回才能到达老板的办公室。齐肯多夫却说：“我讨厌这样，我不希望被埋没在无法接近的角落里。”从装甲舰炮塔里找到灵感，贝聿铭将老板供奉在一个圆形小屋里——圆形小屋则“致敬”了齐肯多夫肥硕的身材。办公室并没有窗户，十一片半圆天窗以及环状投影灯的控制权，都集中在老板手中，这也就意味着，凡是进入办公室之人，心理上总是不由自主陷于不利的地位。这无疑大大满足了齐肯多夫的控制欲。毕竟，他恰好就是个控制欲熏天的人，坊间传闻，某一次，齐肯多夫甚至让埃森豪威尔总统等在线上，他转身去接另外一通电话。贝聿铭住在老板家楼顶的一家公寓里，他自然也就成了被控制之人。几乎在任何时间——譬如早上七点来钟，贝聿铭还在沐浴的时候，齐肯多夫常常连招呼也不打，径直就去拜访这位贵族出身的员工。从这位苛刻的老板身上，贝聿铭学会了沟通技巧、策略与控制。一九五五年，贝聿铭开始公开“接私活”。四年之后，靠着母校的一个项目，贝聿铭赚了2800万美元，他终于有了自立门户的底气。此时，贝聿铭四十一岁，在魔鬼老板手下，他勤勤恳恳工作了十二年。一九六三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乘坐敞篷轿车驶过得克萨斯州时，遭到枪击身亡，史称“肯尼迪遇刺案”。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在悲伤气氛当中，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被总统家族视作头等大事的，就是着手建造肯尼迪图书馆。彼时的贝聿铭名气并不大，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作为备选的建筑师之一，他也被邀请到了总统府。如何从知名设计师中脱颖而出，是摆在他面前最棘手的难题。大部分的建筑师其实并不擅长人际交往，贝聿铭抓住这一点。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他通过尽情展现自己的“社交牛X症”，最终拿下了订单。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夫人前往拜访他的工作室之前，贝聿铭提早让职员将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为了得体，还特意将男士洗手间遮挡起来。除此之外，为了取悦总统夫人，贝聿铭还专门设置了一块欢迎区，在那里放置下一大盆鲜花。两人交谈时，贝聿铭坦诚地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模样。贝聿铭和肯尼迪同岁，两人均是从哈佛毕业，之后又都快速地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他巧妙了利用了这一个个巧合，让杰奎琳与自己产生共情。总统的家人折服于贝聿铭的人格魅力，肯尼迪的妹妹说过：“我们相信，贝聿铭的工作会像他本人一样，带着诗意。”作为全美最著名的公众形象，以总统之名取名的图书馆，同时也要让美国大众感到满意。换言之，贝聿铭除了取悦肯尼迪家族，还要取悦全美人民。每年有至少三百万人，前往国家公墓祭拜肯尼迪墓地，可以想象，又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行将动土的图书馆。他的提案总是充满争议。往往的，贝聿铭前脚提出设计方案，后脚即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肯尼迪五十六岁诞辰那天，他公布了一个“平顶金字塔”的方案。结果，公众将其解读为“权利的金字塔”、“被命运拦腰截断”。无奈，此方案只能作罢。贝聿铭最终在这个项目上，耗费了十二年光景，期间他做了十五到三十个不同的方案，堪称“史上最憋屈的乙方”。肯尼迪被暗杀之后的十三年零六个月——恰好也是他从政生涯的总时长，图书馆终于破土动工，而当它最后落成启用时，贝聿铭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下。“静谧”是他在此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题。贝聿铭特意解释说：“空旷就是纪念馆的精髓，刚看过展览的人们已经不需要再看再听，他们想要的，只是寂静。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激荡，成就了整个纪念堂。”“肯尼迪图书馆”的项目，使贝聿铭变得人尽皆知，他也被媒体调侃为：“自埃及的法老以来，最能与顾客维持如此源远流长关系的建筑师。”毕竟，为了这个案子，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时间，另一方面，对于埃及法老的金字塔，贝聿铭似乎的确存在着执念。终于，在“卢浮宫扩建项目”中，他的这个执念变成了现实。让六十四岁的贝聿铭主导这个项目，是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暗箱操作”，按照规定，法国凡是重大的公共工程，一律要进行竞标。坦率地说，纵然已经有相当大的知名度，真要走民主化的竞标之路，贝聿铭未必能够成功。他再次使用了一些“阴谋诡计”。密特朗费劲心思，通过著名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的引荐，终于见到贝聿铭。总统与之见面后，他先是委婉地拒绝，其后一再重申自己不会参加竞标的立场。最后的结果是，法国总统绕过了竞标，直接将这份差事交给了贝聿铭——这也是法国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公开竞标的重大公共工程。而他的金字塔的方案一经发布，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同仇敌忾。法国文化部部长公开表态：金字塔就像是一颗寒碜的宝石。本地媒体则说：如此不伦不类的改造，好比是一块伤疤，最终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巴黎当地的居民，则更加不友善。某日，贝聿铭走在大街上，一个优雅的法国女人，恶狠狠地朝他脚上，吐了一口痰。甚至，因为贝聿铭的缘故，连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贝聿铭用他表面最无所谓的态度，承受着建筑生涯中最严重的考验。他采取双向突击的方式，巧妙化解了一场场危机。一方面，贝聿铭积极走上公共舞台，频繁参加各种节目，他和每一个诋毁者深入交流，采用高超的公关手腕，逐一击退对方。另一方面，从一九八五年冬季开始，他命令工人紧锣密鼓地工作，并且，先从金字塔塔顶开始，目的就是造成木已成舟的既定事实。“大卢浮宫项目”包括金字塔、周边广场，以及地下空间，贝聿铭先盖金字塔的举动，的确有“先盖屋顶，后盖房屋”的嫌疑。彼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民意支持率，降至可怜的百分之三十几，如果他没能继任总统，反对派极有可能大幅修改贝聿铭的方案。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事实证明，法国人民是最善变的。建造埃菲尔铁塔时如此，卢浮宫改造项目时亦如此，当那个会发光的金字塔最终建成时，连最激进的反对者也沉默下来，他们转身齐声喝彩贝聿铭的天才创举。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在新建成的金字塔前，密特朗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彼时，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密特朗本人的支持率突然飙升，他不但实现了绝地反击，更是缔造了法国政坛上，最壮观的一次卷土重来。“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卢浮宫将排在首位。”事后，贝聿铭如此云淡风轻地总结。从他的脸上，你永远看不到任何的惊慌，他总是保持着独有的迷人的微笑。但这句话的背后，是多么惊心动魄。一路风风雨雨走来，他受到过太多诋毁与非议，贝聿铭用他最擅长的艺术、社交、手腕、谋略，化腐朽为神奇，终于成就了“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光荣称号。家世、资质、学历、品性、社交，贝聿铭几乎将每一个技能树都点满，美式文化的奔放，东方文化的内敛，在他身上融会贯通，化作一种抽象的表达，成就了如今的贝聿铭。看罢其辉煌的一生，不得不悲哀地得出结论：这样的贝聿铭，我们可能永远也学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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