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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繁花》

2014-06-26 金宇澄 一席 一席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得很表面,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


金宇澄,《上海文学》副主编,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的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反响强烈,获得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以及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价道:

“《繁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




演讲全文(演讲视频附后)


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


大家好。刚才是梁文道介绍这本书的片子,实际上我在写,或者说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有一天想到我在一九九零年看的台湾的《光华画报》。


因为在一九九零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门窗,旧家具,古代的篮子,都不是很值钱,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光华画报》记录了第一个大陆的旧东西的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照片的报道。


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台湾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带着白手套。而这些物件在大陆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告诉我,海关会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检查,生怕你里边有什么东西。里边都摆得很好,一检查要全部搬出来。等到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


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这等于说是这些传统的元素,在某一个时代,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看到)它的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一种现代白话,和翻译文本的教育,这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的这种熏染,到最后,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要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无力:我究竟怎么来做?


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甚至里边的人物只要提到一本旧书,在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一本旧书里边,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一个旧诗歌,他的诗句都是繁体字。


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什么原因呢?纪念繁体字。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繁体字了。


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和上海话,大家写作都用普通话,作家和作家之间,不是很在乎的话,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相对来说,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什么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古代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是闲谈,我们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他最喜欢的小说,文本,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给读者以消遣和感动,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那实际上我知道,文学也有一种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讲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有一个大的目标的东西,它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另外呢,刚才片子里也讲了,这个是一个用上海话书写的小说,其实这是一个用上海话思维的,改良上海话的小说,这是因为,上海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和过去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开埠之后到一九三零年,它的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在这个之后,到了一九九零年,大概已经有两千多万,所以说,大量的外地来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一九九零年之后,这个局面是什么样?是大量的富豪进入上海,大量的局一级的干部进入上海,还有大量的大学生,大学文化以上的优秀的人进入上海,他们都是受普通话的教育,在一个我们几代人都接受普通话教育的背景下边,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所以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上海小说,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譬如说“伊”,这个字也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是“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


而且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来做。我在写的过程中,因为用上海话思维,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说我去找我领导,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尤其是王导,他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故事。


“不响”这两个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个,那么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也是我们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繁花》的后半部分,小毛他晚上打牌回家,半夜的时候,遇到一个和他差不多阶层的一个女人,他们俩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也打不起出租车,在马路边,就他们两个人在等通宵车的时候,小毛就去搭讪这个女的,因为这个女的拎着两包衣服,小毛再三地跟她说话,这个女的就是不响,低着头不响,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去洗衣服。小毛就跟她讲说,那你到我家去洗好了。因为他是单身汉,我家有洗衣机啊,我家什么都有啊。说了之后,这个女的还是不响,所以这一段里面,大量地用了这个女人的不说话。


等到他俩先后坐上同一个通宵车的时候,坐了几站路,当小毛要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的就拎着两袋子衣服一直跟着他走,到了小毛家里之后,因为小毛一个人住,他把门打开以后,小毛就突然发现这个女的完全不像一个陌生人,就觉得像一个就是生活在这种石库门房子里边的家庭主妇,给他拉出洗澡盆啊,烧水啊,洗澡啊,伺候小毛,因为小毛他老婆死了,他就会想起他过世的他的太太。回到房间里面,这个女的就变成一个熟人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但是也不说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洗了澡,做了事情。之后小毛就睡着了,等他醒过来,他就听见,厨房里边,这个女人在洗衣服,而且她没有用洗衣机,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洗完衣服进来,跟小毛说,我洗好了,我走了。小毛就躺在床上听她拎着两袋子东西,门声一响就走掉了。



这个故事当时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就是一声不响。


我当时我问我的朋友,你既然碰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是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一系列的东西。他说,我是从来不问的。当然之后,我也自己在分析,譬如说像工薪阶层,可能会非常警惕一个陌生的女的,即使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如果心里不喜欢她,他也不想近距离跟她接触,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家,或者说,他自己的钱有限。我朋友说,就是你们这种人会打听,我们是从来不打听的。


尤其是王导,他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故事。


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心里会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我后来跟王导说,我另外有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最最残酷的阶段,有大户人家,知道明天要来抄家了,把家里的金条都放在一个饼干桶里边,要转移财产,把这个饼干桶就交给自己的女儿说,你自己赶紧把它藏到你女同学家里去。这个女孩子就当天夜里抱着这个饼干桶,走了很多路,走过苏州河,到了一个棚户区里面交给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她同班女同学是工人阶级出身,没有问题。


十年之后她家里的人说,文革也结束了,你去问你的女同学把这个要回来吧。这个女同学找到那户人家,问了她以后,她的同学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一定是记错了,你可能是送给别人了吧,她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家就这么小一个房子,你可以到我家来找。


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发现电影导演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王家卫导演说,后面部分没什么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小姑娘抱着饼干桶,那天晚上肯定下大雨,她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是他的画面感,非常好。


当然最后王导也提醒了我,他当然没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这户人家和其他的倒霉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重要的财产,在这个十年里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心里会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视频播放-





《繁花》就是这样,它会有这种,包括像不响,这种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很多饭局,这个饭局实际上是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吃过的饭里,实际你过了十几年,可能完全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你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


所以我是觉得,上海话,把它做成一个没有上海字的文本的话,它会使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上海有一个了解。


包括春晚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也好,把上海人做成一个非常小气,或者斤斤计较,或者怎么样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在外地,东北呆了八年,我知道实际上有很多是出于误解,误解在哪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方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到秋天的时候,大白菜买两吨,两吨煤,家里藏起来,因为外地头要结冰嘛。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温暖,到处都是小菜场,马路边上就是小菜场。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来玩,跑到人家家里一看,厨房里面有两根小葱,他想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小葱偷偷吃掉了。吃掉了他还说,上海人太小气了,我家买葱一买就是三百斤。后来没想到,刚说完这个话他家里一个做饭的老太太急死了,因为这个葱她是做鱼用的,没有葱了,那这个鱼怎么做呢,这个老太太急得团团转。这位朋友才刚刚发现,原来上海人是不吃葱的,这个葱就是要做鱼才去买两根,那这里实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半两粮票。当时的文革时代是全国都发行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外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经常提这个问题,哎呀,上海人真小气啊,全国只有上海是半两的粮票。但是他不知道,上海滩有很多东西是论个买的。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早晨朋友带我吃早饭,说,来两斤油条,早饭么,两斤油条,到馆子里边吃饺子也是论斤,论半斤或是怎么样,但是上海有几种食品,它是半两的,比如说油条,它一根是半两,那么有时候上海人他吃那个泡饭要用油条蘸酱油,这是一种。


还有比如说小馄饨,当时也是半两,那么北方人不知道,跑到上海的馄饨店里说,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像现在我们知道西方是一个苹果都是论个卖的,辣椒也是一个,什么东西也是一个。这是一种误解。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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