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范立欣：一种关注

范立欣，纪录片导演，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导演。2006年，范立欣创作的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中获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范立欣也凭借该片也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

2012年10月28日，范立欣来到一席，用自己的经历和作品，讲述自己为什么会选择从事拍摄纪录片。

「一种关注」

范立欣是一席第二十一位讲者

2012.10.28 北京

2002年，也就是十年前我刚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我剪辑了一部独立纪录片，叫《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讲述了河南省上蔡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个家庭里，五位成员其中四位是艾滋病感染者。

大家知道，九十年代末期，河南省掀起了一股卖血致富的高峰，很多农民因为希望摆脱贫困、盖上新房子，他们就去卖血，很多人会去乡村的流动黑血站去卖血，所以在那段时间内，艾滋病盛行。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当中的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只有三岁，他叫马占槽。家庭里唯一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是大姐，因为她出生得比较早，所以没有染上艾滋病，而她的两个小弟弟都因为母婴传染，染上了艾滋病。

这部纪录片，是我的同事，也是导演陈为军老师，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小院子里记录下这家人从生到死的经历，我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来剪辑这部片子。在这十个月里边，我要每天对着四十个小时的素材，翻来覆去地看，所以虽然我没有亲身到过这个小院子里，可是这一家人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痛楚，我历历在目。我经常会晚上做梦，梦见我和这家人里的母亲、父亲聊天，也会梦到这三个孩子。

我还记得这部影片里的几个镜头。一个是母亲雷妹，因为常年受艾滋病的折磨，苦不堪言，有一天她实在是受不了了，她拿了一炷香，然后放到他们家灶台上，点起香，在那儿求神拜佛，希望老天爷能够减少她的痛苦。而镜头摇过来，她最小的儿子马占槽就光着屁股坐在门旁边，正在从地上捡起一些从碗里掉在地上的面条，放到嘴里吃。

另外一个镜头是在雷妹弥留之际，她躺在一张农村的板车上，停在这个小院子里，那已经是她生命的最后时间了，她的嘴流着口水，整个人瘦得已经没有人形，好多苍蝇停在她的脸上，可是她浑然不觉，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然后镜头又摇到旁边，马占槽这个小宝宝，也是光着屁股坐在地上，因为他经常发烧，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在拉肚子，他坐在一滩屎里，这摊屎是他自己刚刚拉的。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雷妹去世了。

这样的镜头还有很多很多。在这部纪录片里，孩子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从此就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了。我在剪辑的时候就想，这样的故事必须要被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许我们可以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

两年以后，我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在那儿做了个摄影师。有一次我被派到河南的上蔡镇去采访，我跟我的一个记者一块儿去，他说，立欣，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哪一家比较好。我说，我曾经做过这个纪录片，我认识这个村的一家人，我想去看看他们。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可是我仿佛认识他们一样，我就带着记者一起去了这个家，一进家门我就看见马占槽，那个我非常熟悉、但又从来没见过的孩子，他已经长到五岁了。我一进门，看见他，我就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就好像那是我是自己的亲人，就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上去就把他抱起来了，在他的脸上亲了两口。

我旁边那个记者吓坏了，后来晚上回酒店以后他跟我说，你是不是发疯啦？我说，艾滋病不会这么传染的，他说我知道不会这么传染，但是我不会那么做。后来我想，是呀，为什么我会那么做呢，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在做剪辑的时候，导演陈为军跟我讲的一个故事。

陈为军第一次来到马占槽家的时候，他是和一个专门研究艾滋病的教授一块儿去的，所以其实陈为军对艾滋病的了解非常多，他也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接触传染。可是当他第一天去的时候，父亲出来招待他们，然后父亲进屋拿了一个盆子，在他的缸里舀了一盆子水，拿了一些刚从地里摘出来的黄瓜，放在盆子里，用手搓了搓黄瓜上的泥，把这个黄瓜递给陈为军，说，大哥，吃个黄瓜。

陈为军跟我说，当时他的脑袋嗡的一下就懵了，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接过他洗过的这根黄瓜，吃还是不吃？可能对于那一刻对他来说，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后来他说，我知道，如果我要讲这个故事给所有人听，我就必须去吃下这根黄瓜，所以他说，当时他的手不是听他的大脑指挥，他接过了这根黄瓜，把它吃下去了。

后来其实我遇到很多跟陈为军导演类似的窘境。我们拍摄纪录片，讲述了很多社会中可能是有些阴暗的、不那么光辉的故事，所以经常会有人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故事？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这样子的故事不被人知道的话，那么这些人的牺牲，这些生命的逝去，就变得毫无重量，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的警示。所以即使我们作为纪录片人去关注社会，即使我们会受到质疑，即使我们受到不公平的评判，我们依然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会去从事纪录片行业，可能也源于我自己个人小时候的经历。这张照片大概应该是我四岁的时候拍的，看起来我是在骑自行车，其实我没有在骑，我的脚只是假装放在这辆自行车上，我当时特别希望能骑自行车，可是我骑不了，因为我的左腿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所以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假象。

我一岁的时候离开了我爸爸妈妈的家，住到了一个小城市，我外婆生活的地方。她会让我在地上做各种各样马戏表演，会把腿这样撑开，据说我可以放平，但一年以后，我突然感觉腿疼，一直都疼，疼了三个月，老是发烧，后来不行就送回了武汉我父母的身边。

又过了六个月，我母亲就觉得，这孩子不对，一定有什么问题，就把我带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发现我的左膝盖是骨髓炎。那时医生跟我的妈妈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让这个孩子截肢，这个病就不会蔓延，第二，你可以选择一个保守的治疗，我们可以试试给他开刀，可能要挖掉他膝盖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病毒不会蔓延，所以他会有生命危险。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她为我的未来考虑，所以她说一定不能截肢，冒险也要保住这个孩子的腿，所以她做了第二个选择：手术。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我进行了六次手术，我的左膝盖被挖掉了，还有在踝关节的地方也做了很大的手术，这导致我从三岁到六岁这三年时间都一直躺在病床上。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很多故事都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讲的。我唯一记得的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大概一年以后，我终于可以被抱出病房了。有一天我妈妈把我抱到医院的草地上坐着，当时我左腿打着石膏，我记得是打到胸这个地方，所以我的整个下半肢是不能动的，每一个月换一次石膏，洗澡，然后换上新的石膏。我坐在绿色的草地上，那天的蓝天特别的美，还有一点风，我旁边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朋友，是跟我一个房间的。他们一个好像是手摔了，还有一个是脑袋上缠了一个石膏。

虽然那时我只有几岁，但是我总是在笑，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强一点，他那个脑袋太难看了。但是等到我坐在草地上那一刻的时候，我又特别难受，我想，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跑着玩，但是我只能坐在这儿。当时只有几岁，四岁的时候也不会想到生命对你是不是公平，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第二个我记得的画面是，等我拆掉石膏以后，我左腿的伤口非常的深，大概是从我的膝盖到我的踝关节有那么深，整个小腿部分有一个大伤口，一直没办法愈合，而且这个伤口的愈合必须从下长到上。所以我的医生发明了一个自己上药的东西，是把自行车的辐条前面给它磨尖了，做成一个小弯钩，这样可以把棉纱蘸上药，系在这个弯钩上，伸到我的腿里，这样子慢慢地希望它长起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了七八个月也没有长起来。

终于有一天，这个医生退休了，换了另一个主治医生继续帮我换药。换这个药特别的疼，因为要把整个钢钎穿到我的腿里，我当时只有几岁，我就每天都哭，每天都特别害怕去那个医生的办公室。这个医生有一次无意之中用这个钢丝条挑出来一根尼龙线，我的母亲刚好在旁边，这个医生自言自语了一句，为什么会有根尼龙线，我的母亲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人再说更多的话。

之后我的母亲去四处打听，找很多医生聊。最终她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的前一位医生是用尼龙线缝合的我的伤口，因为内伤的伤口应该用羊肠线缝，这样子它会和你的肌肉长在一块，自动消失了，如果你用尼龙线缝的话，你是永远都长不好。

再后来，我的母亲又去问了很多人，打听了很多地方，有人告诉她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我的前一位主治医生，她的孙女当时和我差不多大，也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和我住在一个医院里，可是不久以后，她孙女去世了。后来这个医生特别灰暗，特别难过，所以别人怀疑，她觉得生命对她很不公平，所以她需要找回某种生命的公平。

当然，其实在今天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我讲这两个故事，是想说，可能我在小的时候就感受到，当你身处一个境地，你觉得是一个弱者的时候，你是有多么的无助，你多么希望有人能来帮助你，给你一些力量。

今天我能够有机会站在一席，是因为我拍过一部关于中国的农民工的纪录片，它叫《归途列车》。这个故事是关于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每年的春节，在中国都会上演这样一场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大戏，就是有两三亿的农民工，还有在外打工漂泊的人，乘火车从他们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回到农村，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对从四川来广州打工的夫妇，他们十六年前离开老家，来到广州的一个制衣厂里，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化，他们留在背后的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老人。这对工人有一个女儿，叫张琴，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张琴已经有十六岁了。

我第一次碰到母亲的时候，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十六年前，我们离开家，我的女儿张琴只有八个月大，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抱着她，一边流眼泪，一边走，很快就要走到村口了，她说，我的孩子也哭得特别厉害，好像知道我要走了，可是那个时候她只有八个月大，我的姐妹们都来送我了，所有的人都来劝我，等孩子大一点以后再走吧，干嘛要那么着急呢？

可这个妈妈说，我当时知道，我必须离开，我必须去城里打工，否则我们上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来养活我的女儿，那她长大了以后怎么可能去上学，所以想到这里，我就狠下心，把孩子给了我的姐姐，然后跟我的丈夫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时光飞逝十六年，八个月大的女儿长到十六岁，这时她面临的同样的选择，是留在农村，还是去城市打工。在这个女孩看来，她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她爱，因为他们每年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呆在一起，她认为她的父母对她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寄一些钱回来，然后在电话的那头永远唠叨，你们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能像我们一样，又出来打工。

可是当那个女孩觉得，农村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值得依恋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辍学来到广州，找了一个制衣厂做牛仔裤的工厂，变成了第二代农民工。当父母发现女儿已经辍学来到城市的时候，妈妈跟我说，她的心都碎了，因为她十六年的所有付出仿佛一瞬间化为了灰烬，她看不到她女儿的未来了。所以在2008年春节来临之前，这对夫妇跑到女儿工作的地方，几乎是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地把她抓回来，然后一家人买了火车票准备回到农村的老家去。

大家都记得2008年，中国有一场雪灾，大半个中国的铁路线都瘫痪了，尤其我们在广州，有六十万人困在广州火车站上，长达一周的时间这一家人还有我们摄制组都在那，所以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一点点《归途列车》片段。

六十万人，七天七夜，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伤心，都有自己的痛楚。大家看到刚才有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硕大的包在背上，她从人群里出来，一边抹眼泪，一边喘着气，可是她一秒钟都没有停，她又扎回到人群里，我特别理解，因为她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她错过了这一辆列车，可能两年都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而在现场的六十万农民工，中国的2.4亿农民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子的痛楚。这样一个家庭的故事，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大的话题，也就是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个当中有很多我们说的阵痛，可是这个阵痛背后有很多具体的人，有很多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故事。

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制衣厂里，大家可以看到，白色那一堆是刚刚剪出来的布，他们有一个电锯，可以一下子切断这么厚的一层布。旁边睡的是两个小宝宝，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城里上学，或者上幼儿园，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他们，所以只好把他们带到工厂里，让他们睡在切布的台子上。

还有一些孩子，就在路边玩耍，刚刚做出来的大堆大堆的牛仔裤，年轻人依然有他们的梦想，他们不希望一辈子都在工厂里度过，所以他们想学习，很想离开这个地方。父母这一代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花掉了自己人生中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是到最后，他们像一块被用完的电池一样被扔回农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建立一个新的生活。

而年轻的一代农民，80后、90后，他们可能没有太好的受教育机会，他们拥有的选择特别少，所以他们来到城市里，就像一个无根的浮萍，漂到哪里算哪里，碰到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张照片是张琴到广州的时候，我给她照的一张照片，她的眼神好像在问，我的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的国家变化让普通人付出了特别大的代价，但是他们的这种代价是应该被我们记住，是不是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去做纪录片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关注，它会通过一个最真实的视觉和情感的经历，把你带到那些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让你了解那些你从来都不知道的人和故事。

希望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会有反思，可以能够感受到自己需要做什么。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纪录片，比如这里的《上访》、《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赵亮，他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克拉玛依》，这部纪录片是讲述曾经发生的一起火灾，因为一句「让领导先走」，而让三百多个学生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故事《1428》是关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受害者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对我们民族今天所经历的变故和社会的一种反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地震发生的地方后来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很多人会把逝去亲人的这种痛楚，变成一个DVD的光盘，然后以此来牟利。

所以纪录片有很多功能，但我觉得这种关注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以我希望大家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更多地关注纪录片，更多地关注你身边的人和故事，更多关注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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