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马宏杰「草根」

马宏杰，摄影师，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摄影家之一，他拍摄和记录的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比如风餐露宿行走江湖的耍猴人，不得不通过交易来谋求婚姻的农村残疾人，近乎赤贫的家庭和他们寥寥可数的全部家当…每组照片马宏杰都跟拍超过六年，有的甚至超过二十年。

「草根」

马宏杰是一席第二百六十二位讲者

2015.03.2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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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街头看到过这样的耍猴人？我估计可能不会很多，如果谁看到过可以举一下手——哇。

我们可能在街头看到的只是耍猴人和猴子之间的打斗，形象邋遢，就是在江湖上走动，和猴子之间的关系很莫名其妙，甚至他可能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不安全，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没见过这样的镜头。

像这些照片，我想，城市里的人一定不会知道。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种生活，城市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所以今天我就想讲一下这些草根人的生活方式。

我在1994年的时候就做记者，在河南做经济报的记者，后来又做法制报的记者，后来做人口报的记者，我拍这么多这样草根的照片，其实有一部分和我做记者有关系的，尤其是我在做法制报，1997年到2000年之间的时候。

法制报，大家都知道，和公安、公检法打交道，和老百姓打交道，我当时也是和老百姓打交道多，和公检法打交道，看到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民生问题。

我曾经去调查过我们县里1.2亿扶贫款消失的调查，写了一篇报道。结果后来被我们总编给pass了，就是这个不能发。调查过一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事实都是真相，但是不立案，让我不去追究，我把它写出来以后，也是「你给我闭嘴」。

我当时我就想，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把一种社会责任加在摄影上面，我觉得我太承担不起了，我自己都无法承担内心的压力。我看到一对夫妇，他们儿子死了，跪在我的面前，他说，求您来给我伸张正义，我真的是内心无法承受。

后来我就说，算了，我就不做记者了，我做自由撰稿人，我去看一看这些人背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把我的镜头转向了民本的一种生活场景，民本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就做了两年自由摄影师，然后我去拍大量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我发现媒体特别愿意用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本质生活展现出来。

在2001年的时候，我在街头拍照，我就发现有几个人身上背着猴子，但因为天很热，六月份的时候，背着猴子在赶路，我骑着摩托一闪而过，我就马上想，这个人为什么背着猴子呢，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一种职业的敏感，然后我就调转摩托车去追他们，追上他们我就问，我说你们是哪里的？他说我们是河南新野县的，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要扒火车，我说扒火车干嘛，扒火车去耍猴啊。

然后我说为什么要扒火车呢，他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到东北去，因为东北凉爽，猴子会干活，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扒火车到广东去，因为那地方暖和，猴子会表演，他们就像候鸟一样，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耍猴人戈洪兴。

当时我就给他讲说，这样吧，我跟你们一块扒火车，行吗？他说，不行，你看你穿得衣冠楚楚的，不可能跟我们去扒火车，去受这个罪。我说这样吧，我一定跟你去，你别不相信我。他说我还真不相信你。

我说这样吧，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我们秋天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说秋天的时候，我到你们家找你去，然后咱们聊一聊，看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我说我就想看看你们的生活，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到哪儿去找我。

然后我们秋天的时候去了，结果路上发生了车祸，车也受伤，人也受伤，就没去成，就改到02年的时候我们去了。然后到了村里头就发现，我找他的时候，村里人基本上都不告诉我，说他家在东边，在西边，在南边，我就找，始终找不到。

后来我就发现，跟我说话的有很多这个外地的妇女，有四川口音，还有安徽口音，我就发现不对，像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牌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打击拐卖的一个项目。

后来我发现这些妇女都是80年代的时候，被拐卖到这个新野县的，给当地人做了媳妇，加上耍猴人他们天生的一种敏感，特别对外边人产生一种警觉，这种警觉是他们流浪于江湖的时候养成的特有的一种习惯，比较怕事，比较逃事，比较不招惹事。

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找支书吧，支部书记肯定有文化。然后我就说，你们支书在哪儿，我找你们支书去聊聊去，因为我想进入这个群体，村里人都说，支书有个养猪场，你在地里头闻着臭味就找他家去了。

后来我就找他家去，然后支书就把一个养猴厂的老板给我找来，我和猴厂那位老板，在他们村里谈话谈了7天，7天之中就是为了和他们沟通，为什么，消除他们对我的不信任，后来他就把这个耍猴人杨林贵给我找过来了，这就是那一年的杨林贵，12年前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杨林贵，我跟你一块去扒火车去，你愿意吗？杨林贵说不是我愿意不愿意，而是你愿意不愿意，你能想到扒火车是什么样吗？我说我想象不到，但是我说你敢去，我就敢去。

后来我和杨林贵达成了协议，他说他在十一月底出发的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一块扒火车到成都去耍猴，我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杨林贵后来就给我打电话 23号，在2002年的10月23号给我打的电话，我当时非常犹豫，你们想得到扒火车会是什么样吗？你们看一下扒火车是什么样。猴子上火车比人爬得快，大家看到没有，上面是三万七千伏的高压线，那个要碰着的话，瞬间可以把人烧为灰烬。

这个也是我跟他们睡在车上的一个镜头，这是带着猴子，因为要选一个好的镜头很不容易，这也是很冒险的一个行为，像这样的场景，说实在的大家可能根本感受不到，因为要扒这个火车的时候，他没有钱，他们只能坐这种火车。

过去叫扒荒车，扒荒车，然后没有吃的，拿一个塑料桶，灌10公斤的水，蒸一些馒头。当时喝凉水，吃馒头，在火车上，就这样。要过三天三夜，我们要扒到成都去，如果要扒到新疆去，可能要七天七夜。

所以说我当时跟他们一块上了火车以后，我就在想，生活实在是不容易，我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的人格高尚不到哪儿去，他其实牵了一只猴子在赚钱，我拿着一只相机在生活，我想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

可能在座的各位没有感受，我们其实是活在城市里头，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就是为了一口吃饭，只有活着我们才能讲究今后的生活质量，中国有两亿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像他们一样，那么他们生活是什么样呢，我想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路就像这样扒火车，扒这种车也好，扒这种车也好，然后一路扒到成都去。中间在安康被警察给抓住了，警察一抓住的时候然后我就下来，我说我跟警察说。耍猴人看见我跟警察说，赶紧跑，他们把我扔那儿就跑了，他们知道警察不会把我怎么着。

我就给警察讲，我说这些人是我跟踪的一个对象，我要看看他的生活。他说，你是不是也有病啊，这种人的生活就是下九流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就无法给他解释，我说你就宽容点吧，他说我就不明白了，四川的猴子为什么让河南人给耍了。我当时我就说，是吧，河南人老实，河南人不会耍人，只会耍猴，您就给宽容点吧。

我觉得这个警察还是很宽容的，就放了他们走。我们就在那儿下来去吃点饭，冻得要命，再坐地方还得扒火车，因为这个货车是一站一站的停，它不是说一下就到成都了，到了安康停下来换车，我们就换一趟车，到广元又要换一趟车，到了广元被警察抓住以后，我们还得扒。

怎么办呢？警察就在外面看着，不让他们扒，我说那是这样，我得去找警察协调一下，要不然不让扒怎么办呢，要等到夜里头。我说，警察，你挺宽容的哈，他说我是啊，我得应该守住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啊。我说是这样，车头得守，车后面也得守，我说车后面不是也得出事，你得看看去。

然后这个警察一听我这话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有节车厢过来以后，他就给挂上去以后，这警察就跑后面去了，我们就赶紧扒上去了。扒上去车一开，我就一露头给警察摆了摆手，我内心其实非常感谢他。

然后在成都就耍猴，他们挣来的钱放在哪儿，放在馒头里头，谁都不会想到，他们背一口袋脏馒头里面是有钱，这也是他们藏钱的一个办法。当然这是12年前了，再往前，过去在旧社会的时候，或者民国耍猴的时候，他们把钱藏在这个箱子的暗匣里边，这是藏钱的地方。

他们这种生活，只有我进入他们的生活，才能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看，在外边就是煮点挂面，和猴子一样吃饭，猴子和人是一样的，他们有个规矩，就是猴子要吃第一碗饭，在成都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个桥下面。

我觉得这辈江湖人有一句话说「盗也有道」，他们把我放在中间，说你是比较，在他们看来我是贵人，你睡在我们中间，就睡在桥下，他们护着我，防止我相机什么的晚上被人偷走。

然后这是被警察抓的时候，我就给他去协调这个事。他们其实挺不服气，他们认为我生活在最底层，杨林贵的那个格言就说，第一、我不跪在那儿，第二、我不偷人家，不抢人家，不干杀人越货，我就是凭我的手艺来挣钱的。

这张照片我不知道各位都看过没有，就前一段，这几个新野县的耍猴人，被黑龙江牡丹江市林业公安局给拘留了，以他们贩卖野生动物为由把他们给刑事拘留。

这个事情当时我在休假，他们县里头的一个猴协会给我打电话，然后就告诉我这个事情，因为我跟踪了12年，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法律上对这些最基层，乃至于就像讨饭吃的人，去施予法律的严惩，这在过去都没有，在民国都没有。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回来以后就给他们林业公安局的一个陶警官打电话，我告诉他，我说，耍猴的人我已经跟踪了12年，这个猴子在他们家里已经是数代繁衍。因为新野县是吴承恩曾经做过县令的地方，新野县的汉墓出土的汉砖上面都有耍猴人和猴子嬉戏的场景，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

我们历史上讲过「百戏兴于汉」，那么这个猴子在他们这儿，也是世代繁衍，他们爷爷的爷爷都在这里头，就在以耍猴为生，我说你不能用完全的法律条文去制止去制裁他们，因为法律上面是收购、贩卖、运输，他们只把耍猴人定为运输，非法运输，这个自己家的猴子带出去耍猴挣碗饭吃，本身就不容易，你为什么非要把他这样。

我说你看看我的博客，这样的话就有助于这个事情人性化的解决。我说法律是什么，不就是捍卫良知，弘扬良知吗，我希望法律对他们的处理，体现出更多的良知出来。然后这个警官告诉我说，「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的」。

但是后来事与愿违，还给他们刑事拘留了35天。35天之后，就要他们出来，出来以后他们就去要猴子，这个里头有一个原因，警察去抓的时候，旁观者观众就不干了，100多人上去从警察手里把他们4个人抢走，救他们走。

因为群众看着说他们讨饭的人，你干嘛要抓他呢，就和警察发生了一种冲突，然后猴子也就扑上去，要抓警察，猴子护主人，然后当时的一个警官告诉我说，你信不信我把你猴子打死。

后来这只猴子就死了。这些耍猴人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这个猴子就死了。他们出来以后就去要猴子，因为猴子在他们眼里头，一只会表演的猴子是一万多块钱，在家里头，可能就是他们家最主要的成员，就像牛一样，或者一个劳力，一个财富的来源，他必须要回来。

因为有六只猴子被扣，他们就要，要了当时就不给他们，不给他们就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要研究，就反复推脱。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这只死猴子，造成了这个事情的无法解决，因为你公安是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名，把这个猴子扣留，结果这个猴子死了，怎么给你交代呢？

那么就得把你判为有期徒刑，然后第二次就把他们再次关进监狱，判他们贩卖，运输野生动物，但是免于刑事处分，这样就给他定罪了，定罪同时就给公安部门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没收猴子，这个猴子死都是正常的了。

但是这帮人被免于刑事处分以后，又去要猴子，这是鲍风山看到这只猴子的时候痛哭的一个场面，因为这只猴子给他们家养活了两个大学生，两个大学生的学费都是这只猴子给挣来的。

当时，这个事情受到了中国很多媒体的关注，媒体关注以后，在今年的1月份，黑龙江法院森林公安和森林中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四个人改判了，改判他们无罪，但是这只死去的猴子至今还没有赔偿。

我们对待这些未知人的生活，未知人的行为，就不能以这个，我们现有的生存的地理环境，我们现有的文化程度，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片面地要求他，你为什么不去打工，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还有所谓的文化，我们可以说活字印刷是文化，我们的年画是文化，我们的京剧是文化，我们古老的作坊和手工制作是文化，那么耍猴呢，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谓的文化最基本是什么？最基本是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方式，生活的一种技巧，我们把它上升了就是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一旦被更便捷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消失。之所以这些人还在延续耍猴的方式，是因为这个地方本身贫穷，这个耍猴的技艺或者说手艺，还能为他们赚一些钱来，让他们贴补家用。

他们对待猴子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告诉我，不光是杨林贵，还有党有娇，那个女耍猴人。然后她就告诉我说，猴子对我们家是有恩的，我们不能不知道感恩。猴子死的时候，我们要给它穿上我们自己的衣服，埋在我们自己家的地里面，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选题其实是我自己拍摄的大概十几个人，就是关注人类选题的其中之一。我再讲一个，大家可能也会看到《西部买妻》一本书上，我跟踪了20年，从这个孩子18岁的时候开始。

他有小儿麻痹，因为在当地找不到老婆，家里人就忙着张罗着给他找媳妇，但是就不好找，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就是小时候得过大脑炎的。就这个，然后结了婚了，但是不跟他上床睡觉。

那怎么办呢？这是安定，放十几片安定让她喝，就希望能把这个房给圆了，圆房。我昨天晚上吃了两片安定就把我放倒了，十片安定居然放不倒这个女孩，她可能脑袋有问题，这个婚姻就持续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俩人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就到宁夏去，宁夏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大家知道西海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那个地方的姑娘愿意嫁到像内蒙、内地去，生活条件比较好，有水，能吃饱，能吃到肉。

然后怎么办呢，我们介绍了一个以后，我们在那儿，我跟他在宁夏待了两年，反复见了有一个排的姑娘，一个排的女孩，最后终于成了。花多少钱呢，一万一千块钱，这是给她们家的一万一千块钱。

但是，这个女孩来了以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当中的，很多小偷小摸的行为出来了，很多没有礼仪的行为出来了，后来就被赶走了，赶走了又去找，因为家里的钱都归这个老三，有两个哥哥。

后来还被骗了一次，当时是2004年被骗的，我在云南的时候，家里人告诉我说，又找了一个，结婚了，你回来吧，我就往回赶结果到家呢，就发现什么，这个女孩跟他举行婚礼的当天，就说，哎呀，咱们结完婚了，送我哥哥和嫂子回家去。

结果到火车站以后就，失踪了，骗了几万块钱。我当时通过铁路公安在整个这条列车上去抓，都没有抓到，他们肯定不是坐那个车走的。为那个事情，老父亲直接给气死了，就他的婚事。

这个是后来，在06年07年的时候，就重新又找了一个，这是最后一个，终于为他家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生活讲究什么，讲究的是情，缘，生活的质量，但他们看来不是那样，我只要能圆满地让我结婚，圆满地有了后代。

这是我昨天刚刚审过的一本书。这也是一个家，「中国人的家当」，就是我在中国拍了11年，在中国各个省拍了46家，每个省至少有一家的，我就想把中国老百姓，最基层的百姓，家里有什么，把它给搬出来，晒一晒让大家看一看。

你说我去找一个贪官的人家，我说你把东西搬出来，他搬吗？他肯定不搬，找一个煤老板，他搬吗？他肯定不搬。但是这些百姓们，我只要拿着照片一去，我告诉他，我说我要拍什么样一张照片，他们一看，哎呀这么好啊。

然后，你拍这张照片什么目的呢，我说就想看看你们家有什么东西，用照片让大家都看一看。基本上我遇到的百分之百，他们都愿意说，搬。你像这户人家是我10年前拍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10年后去的时候这个家庭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家因为在凤凰的黄石桥古城里头住，家里头就种了几亩山地，当地没有乡镇企业，什么都没有。我这本书出之前，我又拍了一张10年后的照片，跟这个照片完全一样，家里就多了一部电视机。然后我就想，这些人的生活，说实在的，代表着中国现阶段至少一个基层百姓的家庭状况什么样的形势，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家庭，一个是11年前我拍的，是北京顺义的人家，他们家有两个大学生，他们家的后代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这两张照片是10年和10年后的原位对比，家里头你可以看见房子已经雕梁画栋了，不用考虑他们家里头内容是什么。

所以说我就，我记得老杨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些耍猴人，我们这些下层阶级的人，能出去耍个猴，能挣个钱，能不给政府添麻烦，我就很知足了。然后我就想呢，人生活在世俗当中，不可避免的有阶层，有贫贱，有富贵，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对未知人生活的一种判断和指责。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是理解、包容、帮扶，我关注这么多家庭，乃至关注这些耍猴的人，其实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告诉大家：中国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GDP是全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下，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宽容的姿态，理解的方式，帮助的方式，去让他们改变呢？

这就是我这次的演讲的目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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