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触的几年，是他的零到三岁，我当时想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育养儿女呢？| 张劼颖 一席第619位讲者
张劼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废品生活》作者。
我不是说每个人面对环保是没有责任的，或者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是环保教育先触动我们的内疚，再激发我们的责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后发现其实很难做到，最后只能摆烂：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后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跟垃圾死磕
大家好，我叫张劼颖，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做过一个研究，是跟垃圾有关的。这个研究的开始是因为我研究的拾荒者这群人。
拾荒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捡破烂的。人们会觉得这个群体很底层，很边缘，在城市中似乎随处可见，看到垃圾堆你就可以找到他们，想卖废品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可是不卖废品的时候他们到哪去了？
这个是十二年前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拾荒者住的地方。第一次去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酸臭直冲到脑门。而且味道好像是有记忆的，我就在那待了一个下午，回家后的三天都一直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他们大概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后面那一排小房子里住着五六家人。每个家庭住一个很小的屋子，外面是非常大的空地，这样他们可以把捡回来的垃圾放在这里。
这种地方在哪儿呢？实际上拾荒者聚居和活动的地方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个图来自王久良的《垃圾围城》，这些黄色的点点就是垃圾场。我认识一个大姐，她九十年代前后就来到北京捡垃圾。她当时在北京的二环三环附近活动，也就是这个图上的红五角星区域。
有一次在一个小区，突然有人从窗户里扔出一把吉他，她很高兴，把吉他捡回家了。后来她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一个明星，发现这不是扔吉他的那个人吗？这个故事其实说明拾荒者们当时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市中心的地方，现在这个大姐已经搬到了北京的五环外。
这还是十几年前的我，你们可以看到拾荒者们在我旁边的状态已经很放松了，已经可以打牌了。这个状态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群体非常封闭，非常难打交道。你想去研究他们，他们其实是拒绝的。
有一个夏天我消失了，朋友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这个夏天扎在垃圾堆里。人类学做参与观察，是一定要介入他们的生活的，跟着他们一起生活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捡垃圾。第一次分垃圾还是挺刺激的，他们捡垃圾不戴手套，因为这样比较快，而且他们要用手去感觉垃圾里面的不同材料，方便分拣。所以垃圾里面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和脏的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避开的。
手第一次伸进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哦，原来垃圾摸起来是这样的。它是一团的，粘乎乎的，是剩菜剩饭、油污、泡软的纸、塑料包装、瓶瓶罐罐全部混在一起的那种触感。
他们都很迅速地打开一个一个垃圾袋，我也跟着打开了一个。这个袋子是普通家庭卫生间里的厕纸袋，我看到了一个用过的卫生巾。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一个陌生人的卫生巾，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
我得到他们信任的过程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候我跟一些拾荒者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我看到他们有些人家里有小孩子，我就送给他们一些二手书、笔记本。
但是有一天我走进这个院子，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把所有的书本和文具推在我身上，我抱不下那些书，书就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她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我不跟你说话，你走吧。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是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他们听到一些风声说要把他们赶走，他们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们非常害怕。
其实他们之前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上。九十年代有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制度，在座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叫收容遣送制度：你如果户口不在这个地方，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你就会被遣送回老家。
拾荒者就是这样的，一次一次地被丢到火车上，发一个干裂的馒头，他们就拿着那个馒头坐火车回家。但他们通常在下了火车后，一转身又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其实捡垃圾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有门道、有学问的生意。这个群体里面至少有两种人，一种是做废品回收的，北京的废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来的。还有一种是捡垃圾的，他们不是花钱买垃圾，是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仪陇来的。
我问四川人：你们怎么不去收垃圾，你们怎么就捡呀？他们说：嗨，河南人懒呗，我们勤快。我又去问河南人，他们就说：四川人太脏了，我们不脏。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老乡帮带。一个行业是一个地方的人来做的，有时候一行就是一个村子的人做的。
捡垃圾其实也有很多门道。有一种叫包小区，他承包我们一个住宅小区的垃圾。还有一种是包楼子，他承包一个大厦、写字楼。
这个钱是怎么挣到的呢？我们扔掉垃圾是因为它是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怎么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首先是量要足够大，他们做非常密集的劳动，大量的分拣工作，才可以把垃圾中非常微小和混合的东西，变成真正有用的原材料。
所以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垃圾分类，拾荒者在替我们的城市做垃圾分类，或者说是替我们在做垃圾分类。他们分拣得到的原材料，支撑了我们国家废品回收再造这个产业。
这个小朋友叫小熊，我跟他感情非常好。我和拾荒者密集接触的几年，是他的零到三岁。我看着他长大，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当时的想法是：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育养儿女？
垃圾堆里的东西都是他的玩具。还有一只小狗叫小白，是他的好朋友，他还经常模仿小白。夏天的时候，这些垃圾会腐烂，流出来一些渗滤的液体，下过雨后地面上是泥泞的，漂着油，他就和小白在地上摸爬滚打，沾一身泥。
我问他的妈妈：孩子有打疫苗吗？没有。体检过吗？没有。她不知道怎么去医院，也不知道怎么坐公共交通，她生活的区域就是附近那一片。其实十年以后我回过头想，当时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城市，非常中产式的问题。
其实这个垃圾场里，十几二十户人家，这么大的孩子有两三个。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在垃圾场上育养儿女呢？因为他们至少可以一家人在一起，孩子不会变成留守儿童。如果是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工地工作，孩子只能被放在老家。他们有些人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
后来那个小白吃了垃圾里有毒的东西，死掉了。这个孩子的身体倒是挺好的，这三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病。不过他最后也被送回老家了，因为他妈妈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办法再照顾他。
他爸爸是很木讷的一个人，平时就低着头捡垃圾，不太说话。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送孩子回老家，要离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我的孩子坐在家里，他像个孤儿一样。
拾荒者们不仅是一家人在一起，实际上是共同聚居在一起，用他们的话说是“老乡连老乡，亲戚连亲戚”。他们组成了一个邻里社区，在大院里可以一起讲家乡话，打牌的时候甚至都不用对规则，一个地方的人共享同一套规则，而且他们还可以互相帮助。
有一次他们卖货，一个大卡车来收，给了其中一个人一百块钱。那个人不知道钱是真还是假，于是所有人都围上来帮他一起看这个钱。后来他确定那一百块钱是真的，大家也不再说什么，各自散开，那个大卡车才开走了。由于他们处在这种很脆弱的位置，大家住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帮衬。
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觉得拾荒者是底层，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算太低。大家可以认真注意下这个数字，因为问出这个实在太不容易了。你跟他们聊天，可以去问你老公的爷爷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个朋友几个女儿，他都会告诉你。但是你要是问：大哥，你赚多少钱？他们都不说。
问到这个得发挥侦探的精神，这个人说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一个数字，互相交互印证。还有他们有时在聊天中带出来的数字，那个无意中说出来的，一般是最准确的，我就大脑作飞速运算连接，最后得出了这个数字。
刚入行，或者比较不景气的时候，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一千多。好一点的时候是两三千，最高的可以达到五六千，这个数字是2008年的。
这个行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其实有技巧，需要经验，做得好的和不好的，收入差别很大。
我认识一个赚得很好的大哥，他非常聪明，每个月都赚五六千块钱，2008年的时候他就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不过他回老家的时候，别人问他在哪发财，在干什么，他就说在北京给人打工。
他绝对不会说他是做废品回收的。他说：别我不知道那些人瞧不起我，那女的缩着肩膀，捂着嘴和鼻子从我身边走过。你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这是他面对歧视的反应，干这行虽然收入不低，但是用一定程度的尊严去换取的。
还有一个大姐，刚刚去她家的时候我很震惊，她的垃圾实在是太整洁了，收纳得井井有条。她一定是处女座，我觉得她的垃圾场比我的卧室还干净。
她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老家的姐妹们一吵架就回娘家，她跟她老公吵架的时候从来不走。她说：我为什么要走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建立起来的生意，要走也是你走，你给我滚蛋。
她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也非常要强的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垃圾都收拾得非常整洁。她的生意做得很好，一开始是底层的收垃圾的人，后来开起了废品收购站，赚得也不少。她的孩子在老家上的是一年一万多块钱的学校。
有一年大姐的孩子到北京来了。那天她用塑料瓶子堆的那个山突然塌了，瓶子全都掉下来了。她老公就让儿子帮忙捡一下瓶子。
这个大姐勃然大怒，她指着她老公和孩子说：你们给我记着，孩子一下也不许碰这个瓶子，太脏了。所以实际上她非常清楚，废品回收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但她是被歧视的，她的尊严是受到了损伤的。
我问过很多拾荒者，为什么选择捡垃圾。他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很多人都说：我是为了自由。我之前提到过，有些拾荒者以前是在工厂或工地打过工的，这些人常常面临被欠薪的问题。
可能农民工讨薪，爬塔吊，跳楼，是一个已经老套到不能成为新闻的事情了，但它每天都在真实且持续地发生，这些事件背后是真实的人和家庭。
但是，他们做垃圾的生意，每天赚的钱是可以拿到自己手里的，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可以控制的感觉。我认识一个老大爷，四川人，他用非常优哉游哉的语气跟我说：我今天想不出门就不出门，想早去就早去，想晚去就晚去，这就是自由哇。
但是在我跟他们密切接触的这三年，没见过这个大爷哪天不去干的，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几度刮着大风的凌晨。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在大城市的边缘，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用尊严换取生计。
而这个生计靠的是我们扔掉的垃圾。每天在北京的二环我点外卖，扔掉一个饭盒，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个饭盒就会跑到北京的五环外，跑到另外一个叫小张的年轻的拾荒者手里。
做这个研究后有一个问题持续刺激着我：我们为什么觉得垃圾是脏污的，恶臭的？我们厌恶它，想把它踢到看不见的地方，由一些看不见的人去处理。垃圾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后来和我的合作者写了一本书，是讲拾荒者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书评，把我们的书和《北京折叠》这个科幻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北京折叠》的大意就是讲未来是阶层社会，最底层的那群人是垃圾工。其实我看到这个联系，不能说是特别愉快，心里稍微有点五味杂陈。
我不是说这个小说不好，而是它刺激了我去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想去表现一个是最卑微、低贱，最被侮辱与损害的群体时，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和垃圾打交道的？
垃圾到底是什么？人类学有一个祖师爷叫Mary Douglas，她有一个论点：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是本质上就干净或者脏的，干净和脏污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它和我们的生活、概念认知的分类系统相关。脏污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这是艺术家宋冬的作品，他展示了他妈妈这一辈子收集到的所有东西。其实他妈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有点囤积癖。她不扔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攒着，几十个、上百个地攒，他妈妈是比较极端的案例。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中并不陌生。至少在我家，我和我妈就经常有这样的冲突。老人们就是不喜欢扔东西，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垃圾，什么都要留下来，可我觉得放在那好脏啊。
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社会文化一个悄悄的转变。上一代人还在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而我们也不是不讲，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相信的是另外一套东西。
垃圾其实是和历史、生活变迁有关的。在人类历史上，垃圾有两次大爆炸，第一次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我们从循环的生产变成了单向度的生产，有大量的无机物被制造出来，比如塑料，同时还伴随着城市化。
第二次垃圾大爆炸就是消费社会。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一种买买买的文化，我们习惯喜新厌旧，习惯一次性，习惯丢弃。很多时候丢弃是为了购买新东西，不是因为它坏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垃圾桶之后，垃圾去哪儿了？其实我跟拾荒者打交道之前，我是没想过的。我后来用了好多年来追溯这个问题。
我发现，有一部分垃圾进入市政垃圾处理系统，到了垃圾填埋厂。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区一天的一部分垃圾，照片可能还不够震撼。实际站在那，你感觉垃圾就像海洋一样。这些铲车小得像玩具，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
还有大量的垃圾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的处理系统，它们就是被随意地扔掉了，尤其是在农村。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农村的消费和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他们也会吃塑料包装的零食，用牙膏，然后扔掉牙膏皮。但是农村在过去的很多年，都没有正式的垃圾处理系统。垃圾就被扔在河流、山川、路上、空地，或者露天焚烧。近几年我们国家才开始给农村建立一套垃圾处理系统。
这个事情其实跟城市，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做了一个决定：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采取焚烧发电的方式来处理垃圾。
这是一个环保组织做的图，这些都是在建的，或者即将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它看起来很快捷，很有效，把我们最讨厌的垃圾一把火烧掉，瞬间消失。
我很好奇，就决定去看看跟我息息相关的，处理我垃圾的设施到底长什么样。它们的颜值都特别高，看起来非常高科技，非常洁净，完全不像是跟垃圾有关的设施，更像一个研究所。
这个是台湾木栅的垃圾焚烧厂，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它的烟囱，被刷上了长颈鹿，非常可爱。前段时间这个长颈鹿没有了，市民还去呼吁：还我长颈鹿。
这个是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很可爱，被称为北京的小蛮腰，那个烟囱像蘑菇一样。但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家周围，所以它被建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事实上当时是专门炸开了一座山，把它修在那里的。
垃圾焚烧厂为什么要这么亲民，设计得这么可爱呢？我觉得可能其中有诈，我就走进去看一下。
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口齿伶俐的戴着扬声器的导游说：大家往这边走，大家往这边看。她带着你参观焚烧厂，里边有沙盘，有模型，给你演示焚烧厂是怎么运作的，还有真人互动区，你甚至可以直接和那些正在操作仪表键盘、锅炉抓手的工人互动。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这是在展示焚烧烧出来的炉渣。它被放在一个玻璃橱柜里面，上面有束光打下来，还有一个金属的名牌，旁边还有一些更详细的文字介绍。我觉得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历史博物馆吗？它好像一个文物一样。
实际上这个技术是有争议的，如果一个普通市民有天去参观垃圾焚烧厂，可能会被那个导游小姑娘说动，她会告诉大家这个技术是多么安全。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焚烧厂要建在你们家旁边，你可能就想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技术有哪些争议。你可能会知道这个垃圾焚烧其实会释放污染物，它可能会释放巨毒的二噁英。这个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风险的。
所以问题就在于没有人愿意要这个垃圾焚烧厂。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技术还不够先进，有人说可能是因为管理还不够好，可是你要怎么说服垃圾焚烧厂旁边的居民，这个垃圾焚烧厂它一定是没有风险的呢？
这个是技术升级解决不了的，也是这个垃圾焚烧厂为什么会被设计得那么亲民、可爱，为什么会致力于告诉你它是没有问题的原因。
所以这件事好像没有出口，很令人沮丧，没有一个好的技术可以处理垃圾。有人说垃圾分类可能是一个出口，不管是政府还是环保者，好像没有人认为是不好的。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们在生活中一定会不停地听到垃圾分类这样的宣传和口号，但实际上你为什么不去做？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做？
在全中国的大街小巷，遍布中国各地，一定会有两个成对出现的垃圾桶，这个垃圾桶一边是可回收垃圾，一边是其它垃圾。然而这两个垃圾桶中的垃圾一定是一样的，没有人做分类。
我前年的时候去调查一个扶贫的项目，去了基本上是中国最贫困的，在甘肃高海拔的山地里，有一个藏族的村子。那个村子刚刚通水，刚刚有硬化的路面。
作为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那个村子里也放上了垃圾桶，分类的，有两个桶的那种。为什么到处都是分类垃圾桶，但是没有人用呢？于是有一个夏天我又消失不见了。
我去在蹲垃圾桶旁边，跟一群环保组织的好朋友，来到一个写字楼里，我们来看看人们为什么不分类。不是都说人培养一个习惯需要二十八天吗？那我们就用一两个月来试试，有没有办法倡导垃圾分类。
这个项目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我站在桶旁边的时候，有一个白领走过来，他已经预言了这个项目的结局。他跟我说：你今天还在这儿啊，等你哪天不来了，我就不做了。结果我确实没有坚持下来。
我们倡导垃圾分类，为什么总是失败？你们可以看这两个图，这其实是环境教育里经常会用的图，它告诉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有很多生物在承受严重的创伤，而这个创伤是人类行为带来的。
这是一种震撼教育，我们在写字楼做项目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用的这种方法。我们告诉大家垃圾现在有多可怕，垃圾围城、垃圾污染，大家来做分类吧。它一开始确实能调动起市民的内疚和责任感。
但问题是，在这个内疚和责任感之后呢？你会发现让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去做垃圾分类真的很难，因为他被卡在两个巨大的系统里，他的行为似乎不可以完全按照他想象的样子去行动。
第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系统，包括生产和消费系统。我们被提供这样的商品，我们被供给这样的生存方式，真的很难改变，减少垃圾的行为是很难做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可爱的环保者，她有一天说：我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我以后不用卫生巾了。对，我又跟卫生巾干上了。她找到了一种非一次性的卫生巾。
你买卫生巾的同时，还会拿到一套药，每一片用完后就放到一个锅里，倒药进去洗，再煮一下。
我是一个新妈妈，我的孩子每天都要用很多尿不湿，我自己是很内疚的，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尿不湿里又有吸水材料，又有塑料材料，而且一大包一大包的扔出去，我非常愧疚。
所以如果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尿不湿也不错，可是试了两天我就放弃了，实在是太累了。我要工作还要带孩子，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精力去洗，我就想用一次性的。
我想很多像我一样没有时间的人，是没有办法每天去践行环保者所倡导的，每天洗卫生巾的行动。
我们还会被一个系统卡住。我问过很多城市的市民：你为什么不做垃圾分类？得到的答案都惊人地相似。他们说：我分完了以后，一转眼清洁工又混到一起拉走了，这骗谁呢？我干吗要做呢？
所以第二个卡住消费者的系统，是城市的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如果在后端根本没有这样的分类处理方式，让消费者这么做不是欺骗他们吗？
我不是说每个人面对环保是没有责任的，或者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是环保教育先触动我们的内疚，再激发我们的责任感，等回到日常生活之后发现其实很难做到，最后只能摆烂：算了算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以后跟地球一起爆炸吧。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信心，微小的行动是能给环境带来改变的，我们是有能动性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如果系统不跟着变，把垃圾分类的责任全部推给市民，推给消费者，注定是无效的。
最后给大家看两张图，左边是黑水虻，右边是蚯蚓，是很可爱的两种虫子。有一些科学家和民间企业家，想开发这种虫子处理厨余垃圾。虫子可以把厨余垃圾吃掉，然后它们就是蛋白质，还可以做鱼饲料，这样还不错。
自然界如此，其实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一个有机体。我们自己、垃圾、拾荒者，都是这个有机体里的一部分，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了解了拾荒者的故事，了解了垃圾的故事，我会去重新想象垃圾。再次看到垃圾的时候，我不会只觉得它是肮脏的、恶臭的，或是想很快地把它踢得越远越好。我们是不得不跟它共存的。
我跟拾荒者再次交错而过的时候，我知道在我想象的人类和垃圾共存的图景里，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贡献。
我能做的，我希望的，是他们可以享受更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可以更有尊严地劳动。
谢谢大家。
封面摄影 / 王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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