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责骂受害者的人，只是天性凉薄、缺乏同情心吗？

阴谋论、受害者有罪论为何产生？

节选自一席·万象课「我们与恶的距离」第1讲第2节“阴谋论、受害者有罪论为何产生”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在心理上，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解和解释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理论，我们把这样的理论叫做意义。

请注意这里的“意义”不仅指我们经常讲的人生意义那种高大上的意义，还可以是一些非常底层的、基本的、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的生存和价值认知层面上的意义。

在这些意义当中，有一个意义最底层、最基本，可以概括成这样的一句话：“我是有序世界当中有价值的一份子。”

“有价值”特别好理解，就是我是积极的、有能力的、正确的、道德的。

那什么叫做“有序”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可解释的、可预测的、安全的、确定的、可控的。一旦这些意义遭到违反、冲击、威胁，人们就会受不了、不舒服、焦虑，甚至是厌恶。于是急需通过某些方式去恢复原有的平衡。这里说的“某些方式”，就表现为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社会心理现象。

第一个就是阴谋论。它就和我们对于秩序的心理需求有关。

有序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需要。人类是很脆弱的。如果周围环境存在很多未知、没法掌握周遭的情况，我们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充满不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急切地寻找一个答案，来重获我们的秩序感和控制感。

然而，你想要答案，却未必马上就能找到答案；当我们急需了解某个事物，但是事物真相的可得性和复杂性又超越了一定范围的时候，阴谋论就产生了。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阴谋论就极有市场。什么5G传播病毒啊，比尔·盖茨正在用病毒植入大脑芯片啊，还有美国制造的生化武器、实验室病毒泄露等等。

从认知上来说，人类是天生的阴谋论者。我们天生就具备炮制阴谋论、相信阴谋论、传播阴谋论的认知基础。比如我们的大脑可以辨识并建构出一系列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把并不相关的现象编织成一个复杂的故事。

早在1944年的一个经典研究（Heider, Fritz and Simmel, Marianne, 1944）里，研究者制作了一部不到两分钟的影片：有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一个圆形，它们做出了一些随机的无意义的运动。让被试看这段影片，之后让他们描述影片内容。

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被试都基于各自对影片的理解，讲出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比如那个大三角形是个大坏蛋，它老是欺负那个小三角形，吓得旁边的圆形瑟瑟发抖。最后那个圆形就跟小三角形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了大三角形的霸权。这是典型的一类故事。

另外一类典型故事是狗血的三角恋故事，大家可以自行脑补。总之就是，恨不得给你几个黑点你就能分分钟创作出一出宫斗大戏。

这充分说明，人类不能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便是一些几何图形无意义的运动，我们的大脑也急切想要辨别出其中并不存在的意图和情感，以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是合乎情理的、明确的。它背后还是我们想要获得秩序感、控制感和安全感的需要。

还有不少人把阴谋论当做是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比如一旦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就会搬出一些说法，好比说“水很深”，或者“事情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又或者“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之类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心理上的宽慰作用。

以前研究者觉得，是不是只有那些知识不够或者脑子不够用的人，才会相信阴谋论？现在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些炮制的人、传播的人、相信的人，不乏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判断能力的人。那就说明，阴谋论背后还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

现在心理学家们把一类符合所在群体利益的阴谋论叫做“蓝色的谎言”。它们没有科学依据、经不起推敲，但却有别的功能。比如可以增强群体身份认同、促进群体凝聚；可以团结内群体去对抗外群体或竞争对手；或者可以让炮制阴谋论的人在其所在的群体当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是假的，但是因为它能够达成某些目标，所以我就不妨这样。这就会让传播阴谋论的行为正当化和合理化。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这个科技理性异常发达的年代，如反智主义这样的非理性思维反而大行其道。

除此之外，阴谋论也确实给了不想思考的人以答案。

假新闻之所以跑得飞快的原因也是如此。真相研究出来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假新闻不需要，它可以很快地满足嗷嗷待哺的围观群众“赶紧让我搞明白”这种恢复秩序感的心理需要。

于是从这个角度讲，要想让一个社会不那么相信阴谋论，不仅需要信息更透明、科学更普及，还要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安全感和掌控感。

除了阴谋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和我们对有序的需要有关，叫做公正世界信念。

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可控感，人们有序需要就可以被满足，从而就会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我们喜欢说，好人有好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等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信念不一定总是得到证实，相反，它还会受到一些不公正事件的威胁。我们会看到无辜者蒙难，好人遭厄运，这个时候就会陷入矛盾和不安当中。为了维持原有的公正信念，我们就会采取各种应对方式，想办法重建公正。

比如如果是我们自己遭遇了不公正，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现在虽然不幸，但是长远来说世界还是公正的。或者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某个社会事件发生后，我们会在网络上看到“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都是公正世界信念的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公正世界信念可以作为一种缓冲资源，帮助我们应对不公正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但是，如果不是自己，而是他人遭遇不公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采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应对公正世界信念受到的威胁，比如责备受害者。  

我们去看诸多伤害事件发生之后的网络评论，除了谴责施害者之外，对于受害者的指摘也非常常见。比如有人夜跑遇害，就被指责说不该晚上一个人出门；被同事灌醉、遭遇性侵，就被指责说如果不想，就有一千种不让自己喝醉的方法，等等等等。

那些发表诸如此类受害者有罪论的人，他们默认所有人一步都不会走错，要是走错了，那你死也活该。因此无论当事人多么地无辜，他们总能找到某些角度来证明他们是咎由自取。那这些人只是天性凉薄或者缺乏同情心吗？我想有一部分是的，而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

人们常常说有因才有果，反过来就是有果就必然有因。那我们回到公正世界信念，如果真的是善恶有报，那么反过来是不是就意味着，春风得意的就是好人，而受苦受难的则必有恶因？

我们民间流传着一句蕴含着老百姓朴素智慧的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不禁要问，可怜之人为什么不能是纯粹可怜和无辜呢？为什么一定要有可恨之处呢？

因为我们太期待罪有应得，于是愿意相信如果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生活充满苦难，那他们一定是做了应该有如此遭遇的事情。

在一个经典研究中，研究者对被试描述了一名女性对一名男性的友好行为，然后让他们评价：你觉得这些行为是适宜的吗？是恰当的吗？结果这些人都认为，这些行为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是适宜的。

而另一些被试听到了一样的描述，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个女孩的行为不检点。原因就在于：虽然他们听到的前面那部分是完全一样的，但结局不同，他们听到的结果是，女孩最后被男人强暴了。

于是这组人就认为，她受到强暴是咎由自取，因为她之前的行为并不恰当。

很显然，后一组被试通过责备受害者的方式，解释了这件让他意外的事情，从而维护了认知上的平衡——你看，世界还是公平的，如果你不做出那些行为，你就不会遭此厄运。不然你看，他为什么不强奸别人，要强奸你呢？同理，他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他为什么不偷别人只偷你？他为什么不骗别人，只骗你？……

这是一个万能句式。这个问题一出，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了，不但合理，还暗含了一个潜台词，就是下次如果你遭遇了什么坏事，一定也是你不够好，总之一个巴掌拍不响。同时也暗含着，只要我足够好，那些被打、被偷、被骗、被强奸的事情就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会希望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我们很脆弱。但我们不想被提醒这一点。我们愿意相信可怕的事情不是随机出现的，假如我们遵守规则，别人就不会伤害我们。如果我们足够警觉，这些灾难都可以避免。

我们从情感上排斥一个事实，就是有些可怕的事情它真的完全是意外，有很多受害者他们遭受的是无妄之灾。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地恐怖、可怕和不安。于是我们要把发生这类事情的人跟我自己区隔开，把这些事情当成是一个个独立的坏事，就没可能牵连到自己头上了。

就这样，本来意在维护公正的公正世界信念，成为了很多受害者被谴责和歧视的根源。人们期待公平，却学会了合理化不公平，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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