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没法对这个坚硬的世界背过脸去
张赞波潜伏故乡工地记录了一条高速公路的诞生，《大路朝天》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大路》获台北书展非虚构写作大奖。
“只要当我一看到火箭上天，就会想起那些生活在光辉的阴影里的人们。只要当我一经过那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会想起那些被迫迁移、住在窝棚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将血汗洒在这条道路上的民工们。只要我忘不了像贵爹、欧婆婆这样的人眼睛里的无力和失望，我就没法放下我这台摄像机，我想它应该也跟我一样，没法对这个纷繁而坚硬的世界背过脸去。”
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文章下评论中提问，我们会邀请张赞波回答。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l0184d3tqzu&width=500&height=375&auto=0
张赞波
大家好，我叫张赞波，我是个拍记录片的，但是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它叫《大路》，这本书出来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反响，我因此又获得了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作者。
我一直没有拿自己当一个导演或一个作家。这么多年来，我游离在体制之外，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喜欢的就是在社会底层四处游荡，像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一样。但是跟其他流浪汉不太一样的是，我的手里头基本上会有这么一台摄像机。
懂摄像机的人肯定能看出来，这是个老古董了，现在已经是一个高清的时代，一个 4K 和 3D 的时代，像这种用磁带的老款的HDV 已经停产了，已经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但是你别看它这么土里土气的样子，它还见过不少世面，它去过火箭残骸落区，进过 KTV 、洗脚城，它去过建筑工地和售楼大厅，它也去过煤矿和灾区，它还去过传销的窝点，拆迁的现场，驻京办、信访局，还有派出所。
什么叫火箭残骸落区，可能在座的各位不一定清楚，我给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在中国有三大的卫星发射中心——西昌、酒泉、太原，当火箭在这些卫星发射中心将卫星送上天之后，星箭会分离，而火箭的各个部位也会脱落成各种各样的残骸：助推器、发动机、整流罩、连接杆等等，都会掉落下来，掉到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区域，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是可以测算和设定的。
湖南省的绥宁县就有这样一个区域，它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落区之一，是一个长四十公里、宽二十公里的长方形区域，面积大概是七百平方公里，这个区域里面有十一个乡镇、一百六十个村、八个民族、十六万多的人口。从九十年代初至今，残骸就持续地降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这个地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害。而这篇报道，它报道的是 2008 年 6 月刚刚发射的一个广播电视卫星“中星 9 号”，它的火箭残骸掉落在此地的故事，而“中星 9 号”是为当时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的直播服务的。
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吃惊，因为它颠覆了我之前的认识，我一直以为火箭残骸会降落在一个无人区，沙漠或者大海，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掉落在一片正常的有人区，而且这个区域是在我的家乡——绥宁，这个地方跟我的老家邵阳市属于同样的一个行政市。我在我的老家生活了将近有二十多年，对发生在身边的这件事情完全一无所知，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颠覆了我对真相的固有的看法。在吃惊之余，我的心底又涌出了非常强烈的好奇，我很想知道那样一个地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人们怎样在那样的状况下生存。
没有踏上那片土地之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魔幻——有一块地方它常年有这些危险的天外来客光顾，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每一株植物、每一片田野和每一条河流，都有可能被这个天外来客所砸中，实际上也确实有生命因此而毙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它完全类似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卡尔维诺笔下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就很想去实地看一看，顺便把我的所见所闻拍下来。
这样我就去买回了这台摄像机，当时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教书，闲暇之余写写剧本，写写影评和诗歌，谈谈恋爱，日子过得非常安稳。但是这样的一个突然到来的具有偶然性的决定，它就非常宿命性地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在买回这台摄像机的一周之后，2008 年 7 月 16 号，我就带着它去了绥宁。
绥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然而现实远比想象的更加荒诞，也更加震撼。我看到被残骸砸坏的屋顶和田野，留下一个个巨大的破洞或者深坑，仿佛在诉说着那惊魂一刻。
有一个山上的村庄，它几乎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木板房，很多人的家里也一贫如洗，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火箭残骸，因为一到卫星上天，火箭降落，他们就会到山上去搜寻这种从天而降的残骸，把它去卖废品，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等我去到那个山村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捡到的残骸纷纷地搬出来，在我的摄像机前展示那种残骸，能看到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和大小。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也很魔幻，它就像某部抗日神剧里面，老百姓打完鬼子之后来展示他们缴获的战利品。
就这样我带着我的这台摄像机在绥宁前前后后待了有七个多月，游荡了好几个乡镇，拍摄了七十多个小时的素材，访谈了和残骸有关联的七八十个人，从小孩，几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从官方到民间，我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田野调查。在当年的十月底，我又去实地地记录了一颗叫“委内瑞拉”的卫星，它的火箭残骸降落到此地的一个全过程，包括民众的反应、官方的后续的处理等等，后来我经过几个月的剪辑，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作品《天降》。
当时湖南省的高速公路建设正如火如荼，我拍摄的这条道路叫溆怀高速，它是当年湖南省开工建设的十四条高速公路之一，也是湖南省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络中间的一段，它的全长有 91.78 公里，它的预算造价有 89.7 亿元。
我获得许可进入到了其中的一个项目部，它承包的是整个二十个标段中的一段，它的全长有 4.56 公里，它穿过了一个叫中伙铺的小村庄，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村庄里面跟这些外来的修路者同时安顿下来，同吃同住，待了前前后后有三年多。
为了避免我去拍摄的时候，这些拍摄对象对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甚至改了我的名字，省略了我的名字中间的“波”字，叫张赞。这样我就像一个潜伏者一样，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张赞，一个是张赞波。张赞这个家伙跟大家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他跟项目部里的其他职工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在大家的眼里，这个人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他是来体验生活的，时不时流露出少见多怪的毛病，喜欢探根究底，喜欢看热闹，而每当这个时刻，身体里的另一个角色，那个叫张赞波的家伙，他又顽固地存在着，他故意和张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每当张赞在积极生活的时候，他刻意地退却几步，用自己冷静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白天张赞去工地上拍摄，到了晚上一回来，他就变成张赞波，然后他将他的观察和感想写进那本叫“大路”的书里。
我在这种去工地上游荡的过程中间，近距离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路桥公司的职工、修路的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业主方、当地的村民和基层的官员，他们一一生动地浮现在我的摄像机里面。
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拍摄也不那么习惯，甚至有一点抵触跟警惕，当然还有些人对我这个人觉得很新鲜和好奇，然而慢慢，时间解决了一切，随着我在工地上待的时间越来越久，所有的情绪——新鲜、好奇、抵触、警惕，全都没有了，他们对我和我的摄像机已经见怪不怪，我的这台老式破摄像机在他们的眼里，就和民工手里头的一把铁锹或铁镐一样的寻常。
张赞波《大路》预告片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c0184es6t8i&width=500&height=375&auto=0
从 2008 年至今，我的拍摄一直没有间断，我始终坚持一个人的创作的方式，除了在《天降》的时候我带过去两个学生，还有当地的朋友给我临时帮点忙，开个车，扛个脚架，拍个照片什么的，除此之外，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剧组，从导演到摄像到录音到场记到剪辑，包括上字幕，几乎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个人独自去完成，只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行事。
一方面，这样的独立创作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缺乏身份的独立创作也会给我带来阻力和麻烦。
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前几年的拍摄几乎没有收入，我对生活也越来越变得很简朴，我对物质的欲望降低到低，我感觉我赚钱的能力也像我身体的阑尾一样已经被摘除了，我没有干过一个商业性的活，完全是靠以前工作时候的积蓄支撑到现在，尽管也已经捉襟见肘，从物质上来讲，我是一个十足的loser，我来北京十多年了，至今无房无车，最大的宝贝就是这台破摄像机，当然还有一台同样老旧而破烂的用来剪辑的 iMac，它的速度也慢得像蜗牛，刻一张盘往往都要花上一个下午。
当然大的麻烦还不是物质上的窘迫，在我的拍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遭到我的拍摄对象的怀疑、指责、谩骂，甚至围攻。有一次，我跟项目部的人去拍摄一次强拆，当地的村民将我当成了施工方的人，过来打我，一拳就打在我的摄像机上，把我的话筒底座打松了。当时我非常心疼，我宁可那一拳是打在我身上，也不要打在我朝夕相处的宝贝身上，并且它已经很破了，就在前些天，我在拍摄的时候，还一不小心连人带机地摔到一个水渠里，当然幸好当时没有水，本来就不太灵光了，没想到旧伤未愈，新伤又添。让我心痛的是，尽管从情感和立场上，我其实是跟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站在一起的。但这些底层的人很容易将摄像机当成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从而对我发起攻击。
另外的一些时刻，我也会被公权力刁难，他们粗暴地克留我的摄像机，强行检查我的拍摄内容，甚至调查我的拍摄背景，他们把我的这台破摄像机当作了一个能揭示危险的工具。我跟我的摄像机就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还有一些时刻，我跟我的摄像机又觉得格外的悲伤和无力。有一次我的拍摄对象贵爹，他指着自己的腰跟我说，他觉得他的腰很疼，怀疑是不是得了肾结石。贵爹是一个住在废弃的学校里面的孤寡老人，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应该去医院看一看，照一个片，他就指着我的摄像机跟我说，你能给我照一个吗？我没太听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指着我的摄像机说，你能用它给我照个片吗？我摇了摇头，心酸地关了机。我看到贵爹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无助和失望。
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我这台破摄像机能够识别病痛，甚至治病疗人，而强过用它去拍这些没有用的纪录片，它非但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改善，也不能帮助镜头后面的那些人，更别说去改变这个结石般坚硬的世界。
在好多个清晨，我会被项目部院外的起床铃声所惊醒，然后从宿舍里的单人卧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悬着两腿坐在床沿上，用我迷蒙的双眼打量那间逼仄的小屋，以及窗外的那个陌生的村庄和工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一阵自我怀疑之中：我是谁？我怎么来这里了？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这样做意义何在？他们所修的那条道路跟我有关系吗？这样的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但是每当我自我犹豫和怀疑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海明威所说的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他人的不幸即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