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之后，逆全球化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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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不可阻挡或关闭的。全球化之于经济，如同风或水等力量之于自然界。” 这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00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资金、人员和思想流动的稳步增长，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如今，俄乌战争之后，人们又开始讨论逆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议题。简言之，世界可能会重现一个多世纪前的局面，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刺激各国向内转。
这种前景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特别是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伴随着前苏联解体、中国转型成为经济强国、以及互联网问世的超全球化时期。贸易的增加使各国能够专注于生产它们最擅长的商品和服务，并为跨国公司拓展新的客户群和新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冷战时期可能被政府和军方雪藏的变革性技术进入市场。很多利好因素都提振了公司利润。例如，在美国，企业税后利润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990年的5%上升到去年的10.5%。
俄罗斯陷入孤立本身对全球化的冲击，与一战中的德国对全球化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9年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学后果》(The Economics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称：“在疯狂的妄念和不顾一切的自负驱使下，德国人推翻了我们赖以生存和建设的基础。”他在这本书中对欧洲一体化的崩溃可能预示着什么发出了警告。
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计，经过对各国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差异调整后，1913年德国经济占全球GDP的8.7%。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估计，俄罗斯去年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仅为3.1%，以美元计则更低，仅为1.7%。更重要的是，一战前的德国是欧洲贸易的枢纽。凯恩斯曾写道：“欧洲的经济系统是以德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欧洲）大陆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德国的繁荣和企业发展。”相比之下，俄罗斯在欧洲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方，在全球供应链中则占比较小。
当然，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远高于俄罗斯。根据IMF的估计，以美元计，中国去年占全球GDP的六分之一以上，而且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当中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体现的过程是痛苦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高度依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假如未来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与全球体系脱钩的话，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俄乌战争对全球化的威胁，以及我们从中得到的更重要的教训，或许是全球化发展到最近的阶段，已经将太多人抛在了后面。许多俄罗斯人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拥抱自由市场，到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时感觉被自由市场抛弃，这种心态的变化为普京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样，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公司及其投资者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利良多，但大部分普通民众并未充分享受到其中的许多利好，使得不平等加剧，民众不满情绪滋生。眼下工资增长正在推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并开始给利润率造成压力，这可能让投资者难以消化，但却有望让全球化的利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全球化可能迎来其他一些动态变化。例如，疫情引发的物资短缺和俄乌战争引发的经济制裁，都让人们认识到，全球化还很脆弱。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也许人们会认识到，全球化既不是一个既成事实，也不是能自动生成一个更繁荣未来的魔法棒。
By Justin Lahart / Edited by Johns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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