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布鲁金斯学会David Wessel:我们对央行要求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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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vid Wessel(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货币政策中心主任)
对于央行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有四点至关重要：一，要重视公众和政治家的想法；二，政治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意见可能会对央行有很大帮助；三，央行不一定要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公众也不应该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四，货币政策不应该被赋予非常多的目标。
如果把经济的平稳运行比作人的健康，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场突发的心脏病，而现在的美国正在医院里度过漫长的恢复期。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刺激经济，终于把失业率压到了5.3%这样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数字。然而，除了这场急性发作的心脏病，美国经济还罹患多种慢性病。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受到掣肘，薪酬增长陷入停滞，经济质量令人堪忧，因此也对政治造成了影响。虽然短期内，美国的情况好于欧洲、中国和日本。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慢性病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难对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的走向进行解读。例如，之前我们认为美联储在9月加息的可能性在60%左右，但考虑到下滑的中国经济和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个数字应该小于60%。随着美联储9月会议会期越来越近，我们得到更多的数据，却更难以准确做出判断，加息的可能性也越加模糊。
接下来我会更多地与大家探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央行是否做的太多，以及它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积极地说，我们发现，很多货币政策，例如美国的QE，并没有偏离自身所设定的目标。因此它们是非常成功的，正如我们在教科书里学过的那样。
欧洲目前也是通过量化宽松来提高金融效率。欧洲为我们提供了三点经验：首先，零利率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欧洲央行也证明了负利率——以前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能够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次，不能仅依靠传统的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央行作为最后救助人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最后，不管政府是不是民选政府，央行都应该更快速地做出响应。正如马骏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央行制定的政策是具有溢出效应的，因此它们之间应该更多地合作，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例如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
消极来说，我认为在信贷方面，量化宽松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并不是非常大。此外，民众对于政府也有影响，如果央行救市，其独立性就会受到质疑。对于监管的成本和效率，在美国有很多讨论，但不管怎样讨论，避免危机发生而得到的好处是很难定量的。监管的成本很明显，但除非发生金融危机，它的效益和好处很难看到。监管和监督有时候能够解决问题，但目前一些新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测试。在英国、以色列、香港等地区有很多使用宏观审慎工具的经验。但是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仅仅使用这些宏观审慎的工具，而不通过货币政策，就能有效控制资产泡沫或者保障金融的稳定性。
在上世纪70年代，大家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央行可以创造通胀，却难以停止通胀。但现在我们却能看到，尽管很多主要央行顶着“以邻为壑”的批评声音，进行QE和货币贬值，却依然难以达到2%的通胀目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骏博士指出的那样，在金融一体化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能够带来全球性影响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系统重要央行之间如何协作货币政策——例如很难想象中国央行如何能影响美联储在9月是否加息，但溢出效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过去的监管模式已经被破坏，不仅央行协调困难，银监会、证监会之间的互相协调也很困难。在美国和欧洲，国会之间也要进行沟通。当全球金融市场变得瞬息万变时，监管部门之间的分权、分离可能会降低监管效率。例如阿里巴巴在美国成立了货币市场基金，挑战银行才能提供的短期存款产品，在监管上就会带来部门归属权的问题。所以尽管中国和美国在制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在监管方面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如当初英格兰银行遇到的关于监管银行创新的问题。
最后，我们学习到在货币政策当中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联储工作，当时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曾任美联储主席)主政的时期，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任美联储主席）开玩笑，如果市场以为正确理解了保罗的话，那一定是错的。当时进行利率调整都不举行发布会，但今天沟通被作为央行指导工作的工具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发布会上不只沟通要做什么，也应该沟通为什么这么做。30年从事记者的经验，让我认为新闻发布会非常重要，美联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的很多问题都有其理念和目的，如果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话，我建议要注意事先和记者进行沟通，而不是被记者报道之后，再进行补救。
央行扮演的角色
对于央行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我有四点建议。
第一，要重视公众和政治家的看法。他们对央行的预期比想象的更大，期望从央行获得的也更多，如帮助市场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在欧美也是如此。目前财政政策失灵，导致货币政策承担了更多角色。因此央行与公众及政治家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央行的反应流程，市场就能更好地运行，传导机制也会更有效。但不能认为央行的话语是经济政策的唯一工具，这会对人们带来极大的误导。我们可以从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那里学到很多，他的发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表态。然而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来自上层的观点就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也是错误的。政治家总让央行表态经济没问题，而认为人们总会相信央行，这是错误的。
第二，政治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意见可能会对央行有很大帮助。例如我们对如何实行财政政策存在分歧。但Mario Draghi提出让欧元疲软，以此补充财政政策失灵。我认为疲软的货币是经济调整过程中必要的部分。“零合操纵政策”和以货币政策来稳定外汇市场这两者不容易被区分。美国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分清中国到底是要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影响汇率，还只是因为政治命令要求获取廉价货币。中国央行会解释，但美国的公司和民众却经常认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利于美国。
第三，央行不一定要强调自身独立性，而公众对短期货币政策过度依赖，会损害金融稳定，并带来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我并不认为QE就一定能够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做得更好。财政政策的定向性相比货币政策更好，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第四，货币政策不应该被赋予太多目标。20年前我在日内瓦参加过一个会议，主题是中央银行应该更多地考虑资产价格。这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要想通过使用货币工具达到的目标太多了，包括稳定经济、最大化就业、降低通胀，以及处理金融不稳定性的问题，央行被赋予太多的角色了。我认为央行的作用应仅限于压低通胀和戳破资产泡沫，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压低资产价格。但是央行不能做的事情也有很多，如不能为日本提供更多人口，不能再增加生产力，或在增加经济质量方面做更多。欧洲央行不能帮助政治家减轻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也不能帮助国企改革。
如果太过于依赖央行，可能会导致结构性改革缺少动力。但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央行是不是应该借用自己的力量跟其他部门进行谈判。例如，美联储的观点是如果财政政策不好，央行就应该做更多。欧洲央行则相反，如果财政政策不好，它会对货币政策的使用进行限制，由此来强迫财政部门进行更多的改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央行在过去五年已经为财政部门的改革赢得了时间。但欧洲、美国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这五年时间被很好利用了，还是浪费了？
（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8月29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布鲁金斯学会、欧洲50人论坛共同举办的2015中美欧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中国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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