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科技和体制创新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本质
◎文丨陈锡文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顾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在第四届中国农村金融论坛年会暨第13期闭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标题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思路与实施路径》，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和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立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在农业方面，我们需要回答三个具体问题。
第二， 为什么要推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 如何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想就这三个问题简单谈谈看法。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这就点明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区别。从内在联系看，两者都涉及农作物的区域布局、各类农产品播种面积以及产量变化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也包括这一内容——对一部分供过于求的产品适当调减面积，减少产量；而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则要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力度——这是两者都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着力于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当前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围绕效益和竞争力的目标，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涉及数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体制创新，即科技和体制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如果忽视了这两点，仅仅注重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调整，我们还是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和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从国内来看，过去12年粮食连续增产，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亿斤，也就是说年度产量在12年中提高了3815亿斤。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粮食的产量、进口量和库存近几年都在持续增长，也表明我们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新形势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回顾近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这是多方面作用的成果，特别是政策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民的共同努力。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过去的增长方式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农业效益不高，二是农业竞争力不强。这两个致命伤对下一步农业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总书记今年4月25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讲话中提到，今后谁来种地，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段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农业效益不高。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422元，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大体来看，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0%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40%来自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17%左右来自转移性收入，剩下2%左右来自财产性收入。只占总收入40%的家庭经营性收入（4000多元），还需要扣除林业、牧业、渔业、家庭手工业、家庭服务业等收入，如此计算后，农民真正从土地上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为3000多元。从去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072元，而一个家庭耕种5-6亩地，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为3000多元，平均每亩地收入为600-700元，辛苦耕作一年的收益只相当于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将来谁来种地？如果农业效益不高，将没有人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改革获得了成效，比如上海市松江区的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城镇市民（上海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万左右）。如果能让农民收入不低于城镇市民，那么就能吸引到愿意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科技和制度创新。
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表现在很多重要的农产品上，比如粮、棉、油、糖、肉、奶，甚至包括牧草、羊毛、天然橡胶、木材等等，无一不进口。这其中不全是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而是我们生产的同类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谷物和大豆的平均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50%，如果没有关税配额制度保护，我们早就竞争不过进口谷物。因此，当前中国农产品面临的严峻现实是，我们种植的粮食由于价格过高而无人购买，甚至出现了“国产粮食进仓库，进口粮食上市场”的局面。
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中央认为，当前农业的发展要从增强农业的内生动力着手，从科技进步、体制创新方面找到新出路，才能使得中国农业在未来的发展中焕发活力，使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第一，必须恢复市场机制在农产品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引领农业生产逐步形成合理结构。
目前我国农产品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玉米产量严重过剩，大豆严重不足。造成这种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复杂，定价机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次玉米定价机制改革之前，2014年底国家在东北四省区收购玉米的价格是1.12元/斤，即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玉米价格已经达到2240元/吨。但是近期玉米的进口到岸价格加上1%关税之后的完税价格才约为1500-1600元/吨。国产玉米比进口玉米每吨贵500-600元，国产玉米自然卖不出去。于是，玉米库存不断增长，目前我们的库存玉米约有5000亿斤，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玉米产量（接近4500亿斤）。这和政府的定价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产量、出口量历来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这个局面从世纪之交时开始改变。中国大豆产量的世界排名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世界第四，位居巴西、美国、阿根廷之后。2015年我国的大豆产量约234亿斤，但是进口量已经达到1634亿斤，比整个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还多。目前我国国内对大豆的需求有80%以上依赖于国际市场，这其中也有价格因素。我国实行目标价格改革之后，东北四省区的大豆目标价格为2.4元/斤，合4800元/吨，但是进口大豆的价格目前约3500元/吨，比国产大豆便宜1300元/吨。所以国产大豆依旧没有市场，而且农民也不认可这个价格。目前全国大豆亩产量不足250斤，按2.4元/斤的价格计算，一亩地的产值才600元。如果种植玉米的话，按亩产1200斤、1.12元/斤的价格算，玉米的亩产值接近1300-1400元，是种大豆的两倍，所以农民不愿意种植大豆，大豆的供需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因此，让市场价格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还需要考虑我们是开放的国家，国内农产品价格也要和国际市场比，形成竞争力。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方案，形成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政策。虽然农民还不能预测玉米的价格，但是大家都预感，即使价格从1.12元下降到1元，市场还是无法维持，因为进口到岸的价格大约是0.75元/斤，如果我们的玉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必然是有价无市，只有向国际市场看齐，玉米才可能卖得出去。基于这样的考虑，2016年春播时，东北四省区的玉米播种面积调减了3000多万亩（2015年的播种面积大约是2.1亿亩），大约调减了13%-14%。由此可见，市场信号一旦放出，便会立即发挥作用——不适宜种植玉米的地区很快退出了玉米种植。因此，让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10年后我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目标，黄河以北达到400斤/亩，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达到500斤/亩，长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亩；大豆的目标是达到260斤/亩。现在我们的稻谷、小麦、玉米亩产量可以轻易达到1000斤，玉米产量高的地区可以达到1500斤/亩。但是从《纲要》发布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大豆亩产仍不足250斤，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对大豆的科研投入严重不足。据了解，全球的大豆亩产量是370斤，我们现在是247斤。所以，如果大豆达不到亩产400斤，就会被其他农作物代替。不难看出某一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就会被市场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方方面面——从科学研究到种植管理，再到收获、仓储、流通、加工——都应该增加科技的含量，只有科技进步，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第三，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加快农业经营体系创新。这几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即清晰的所有权、稳定的承包权和活跃的经营权。我们不少人原来都认为，只要把经营权流转搞活，效益就会提升。但是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粮价下跌将直接打击种植大户。原因就出在地租上。因为地租价格非常坚挺，一旦农产品价格下跌，租地的农业经营者就会赔本。我去全国第二大粮食生产县吉林农安县调查时发现，农安县一年的粮食产量65亿斤，农民租用价格中等的土地来种植玉米，一公顷的地租是1万元，每公顷玉米每年能收成2万斤，按1元/斤的价格计算，毛收入可达2万。除去地租1万，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机具等生产成本大约为7000元，因此农民一亩地的净收入为3000元，每亩地可净收入200元。如果玉米的市场价格跌到0.8元/斤，去掉1万元地租，剩余的收入不足以抵消7000元成本，种地就会亏损，无法继续种植玉米。可见，如果控制农民的地租收入，与我们强调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说法相悖；如果让地租继续保持高位，则会让经营者无法持续。
为了在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之间消化地租，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农民们进行了创新，比如土地入股的农民股份合作社、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扩大经营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一种方式是经营主体不断地租地使自己经营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另一种是扩大农业的服务规模，比如扩大农业机械服务的农户数量。后一种规模经营方式日益受到农民的重视和欢迎，因为其避开了地租问题，也与中国农村将在长期内保留相当数量农村人口的事实相适应。总之，培育新型农民，加快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四，营造适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涉及的问题非常广。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为例，只有让更多人真正离开农村，才能提高留在农村种地农民的收益。但是现在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真正落户的却很少。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有两批：一批是大学生落户；另一批是行政区划变动（县改区及乡改镇）带来的户籍变化，而实际进城落户的农民却寥寥无几。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需要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这条路要坚持走下去。但是地方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原因有很多。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人口仍占30%，即我们大约还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194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农村人口为4.84亿。2015年我国的农村人口是6.03亿，这个数字和1966年的人口统计数字相当。由此看来，中国减少农民数量的进程要不断推进，但是在时间上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不要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的农民数量会在短期内迅速减少。
第五，切实贯彻中央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农村中创造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岗位，让农民更多地从农村的非农产业中增收，减轻农民仅仅靠土地增加收入的压力。
第六，加快形成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应中国特点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点非常重要，去年有专家学者提出，既然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国家还要提供数额不低的补贴，农民获得的利润也很低，粮食售价还比国际市场高出很多。我们何必要种那么多粮食，可以扩大进口。这当然是一个思路，但一个现实问题是，这样就必须破除入世谈判中千辛万苦达成的关税配额保护协议。当时的谈判结果是，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小麦为963.6万吨、玉米为720万吨、大米为532万吨。如果进口量没有超过上述数字，按1%征收关税；如果超过了规定的配额，就要实行65%的高关税。据我了解，现在日本进口大米的关税是341日元/公斤，约合22元人民币，即对进口一斤大米征收11元关税。连日本都在保护本国农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放弃？
所以，我们应该把努力争取来的国际规则用好，并且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户数量多、经营规模小、经营分散。基于这些特点，我们要在财政、金融、科技等方方面面，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特点的支持保护政策。
金融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刚才提到的第一项工作是充分发挥市场在产品定价中的作用。我反复思考后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金融。
从2004年实施粮食最低价格收购和临时收储制度至今，农发行只向中储粮系统放贷，且统贷统还，以至于非国有系统、非中储粮系统的粮商拿不到贷款，他们就只有退出市场。要形成市场价格，得先有市场；要有市场，得先有市场主体；要有市场主体，得保证其能拿到贷款。如果在秋收之前不能解决金融机构如何向有资质、有意愿的粮食收储市场主体提供贷款的问题，那么今年所谓的“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或许就会落空。
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种种难题，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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