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网就人民币入篮连发五文，要点全在这儿了
人民币正式入篮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接连转发新华网五篇文章，分别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正式加入SDR、SDR的诞生与发展、人民币如何逐步达到SDR篮子货币标准、人民币加入SDR过程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和意义等角度详述了人民币与SDR的种种。
今天，小编择上述五篇文章之要点与您分享。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移步央行官网查看全文。
在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筹办G20杭州峰会。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我国决定结合人民币加入SDR，在G20框架下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讨论增强SDR的作用。
事实上，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后来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总体趋于稳定，这方面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再活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新引发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2009年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完善全球金融架构的必要性。金融危机再次警告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文章强调，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回应了当时国际上“高储蓄国责任论”等说法，指出本轮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热烈讨论，以及对增强SDR作用的关注。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的作用开始纳入G20峰会议程。
2011年担任G20主席国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G20戛纳峰会的主推议题，并设立后来被称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机制。2011年G20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不断调整SDR货币篮子的组成，以反映各国货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认为扩大SDR货币篮子对于增强其吸引力、提高其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影响力十分重要；并同意继续研究扩大SDR的作用。这是G20第一次对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SDR进行重点讨论。遗憾的是，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爆发，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重点重新转向危机应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深度。此后，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迟迟无法落实等多种原因，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在2014年中断了。
2015年以来，伴随着人民币加入SDR的进程，中国与各主要大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各国普遍期待中国在这一重要议题上继续发挥领导力。与此同时，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出现了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剧烈波动，G20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有强烈的意愿加强对国际金融架构问题的讨论，推动必要的改革。中国审时度势、主动谋划，将完善国际金融架构作为今年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并重启了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邀请法国和韩国担任工作组主席，并由IMF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中方引导G20各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确定了实际、可行的策略，与G20各方一道从SDR作为报告货币和发行SDR债券两个方面扩大SDR的使用，得到了各方的普遍支持。作为表率，中国率先于2016年4月初同时以美元和SDR发布了外汇储备数据，为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SDR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根据G20厦门财政和央行副手会的讨论，中国又于2016年6月底发布了以美元和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得到各方的积极反响。8月31日，在G20杭州峰会前夕，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首期SDR债券，规模为5亿SDR，吸引了约50家银行、证券、保险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外央行类机构的积极认购，认购倍数高达2.47，显示了SDR债券的巨大吸引力。SDR债券的成功发行，为国内国际投资者资产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有利于丰富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也为G20杭州峰会就扩大SDR使用达成重要共识作了有力的铺垫。
2016年9月初，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倡导下，经所有成员讨论通过，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向杭州峰会提交了《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获得了G20各国领导人的审议通过。各国领导人欢迎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支持正在进行的在扩大SDR使用方面的研究，如更广泛地发布以特别提款权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韧性，并特别在领导人宣言中提及了世界银行于峰会前夕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的SDR债券。
这是G20第一次对于增强SDR的作用进行了如此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得到领导人层面明确具体的支持。中国在整个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力，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SDR问题的关注，为推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际上对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由来已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货币体系一片混乱，为此英美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开始筹划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讨论建立一个有序的、可自主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提出建立超主权货币“班柯”。
缓解当时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储备资产不足的严重问题，1967年夏，IMF执董会起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大纲”。同年秋，在IMF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上，各成员国就SDR的货币单位及使用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1968年5月，IMF完成了对《基金组织协定》的第一次修订，补充了有关SDR分配、使用和取消等的相关条款。修订后的《基金组织协定》自1969年7月28日开始生效，SDR正式创立。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规定，SDR是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与黄金、外汇等其他储备资产一起构成国际储备。最初SDR的价值被确定为1 SDR等于0. 888671克黄金，这也是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美元的黄金含量。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对黄金贬值，但SDR继续维持对黄金的名义价格。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工业国家都改为采用浮动汇率制。黄金不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实际上的“本位”作用。1974年，IMF决定以一篮子货币来定义SDR的价值，即以美元表示的SDR的价值是将各篮子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乘以其权重进行加总。IMF最初选择了16个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1%的成员国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
由16种货币组成的篮子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可操作性很差，而且其中有些货币并不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经常用到的货币。另外，由于SDR的利率也比其他储备资产的利率低，所以从价值储藏的角度讲，SDR也不是一种好的工具。因此到1981年，SDR货币篮子简化为只包含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五种当时的主要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诞生后，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篮子货币由五种缩减为四种。
近年来，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经审查，IMF决定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新增的SDR篮子货币。
随着SDR货币篮子的变化，确定SDR利率的方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最初SDR的利率被固定在1.5%的较低水平。1974年，SDR的价值改由一篮子货币决定后，SDR的利率被确定为美、英、日、法、德等五国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的一半，SDR的利率开始向市场利率看齐。1981年SDR货币篮子简化后，SDR利率也改为这五种货币的短期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不再减半，利率调整频率也由原来的半年一次改为每周一次，以更适应市场利率的变化。随后SDR利率的确定方法趋于固定，其价值随篮子货币种类的变动而变动。
SDR目前仅在官方部门使用，其功能主要有三种：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SDR发挥上述功能的基础是SDR可以被方便地交易。目前SDR交易可以通过指定交易和协议交易两种方式进行。所谓指定交易，就是成员国如因国际收支需要，可用SDR与IMF指定的其他成员国换取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协议交易指的是SDR持有者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交易，无需IMF指定交易对手方，而且交易也未必与国际收支有关。1987年9月以后，所有SDR交易均通过协议交易的方式进行，指定交易仅作为备用选项，以便在流动性趋紧时提供保障。
虽然SDR具有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等诸多功能，交易也较为便利，但从创立之初至今，SDR并未被广泛使用。SDR占国际储备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972年的最高达6%下降到2015年底的不到2.5%。这其中既有外界环境的原因，也有SDR本身的问题。
从SDR本身的设计缺陷来看，最初订立的条款就规定SDR的使用仅限于官方部门，SDR不能直接用于对外支付，需兑换成可自由使用货币后才能用于支付。初始的SDR货币篮子包含16种货币，币种过多，价值计算复杂，操作性差，这也从一开始就阻碍了SDR的广泛使用。
尽管多年来SDR的作用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毋庸置疑，衡量一国货币是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大标志就是该货币是否是SDR篮子货币。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着明确的程序和标准。2015年3月至10月，随着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中国人民银行与IMF进行了高密度、多层次的磋商，人民币逐步达到SDR篮子货币的标准。
2000年欧元诞生，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不再使用。IMF在2000年的SDR审查中用欧元替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将篮子货币调整为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4种货币。同时，IMF还首次正式明确将“出口”和“可自由使用”作为SDR审查的两个标准。
此外，一国货币成为SDR篮子货币，须满足外国央行和储备管理者在以下几方面的需要：一是可以投资该国债券市场，从而保证其可以根据SDR货币篮子的构成来相应配置该国的政府债券等资产；二是可以投资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对冲利率和汇率风险；三是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保证其可以将该国货币兑换成其他货币，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四是所有操作应方便、透明，相关投资活动应有具有一定资质的金融机构提供代理业务，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要；五是提供代表性利率，以满足SDR利率定价的需要，该利率应由具有市场流动性的3个月期利率工具决定；六是提供市场化的代表性汇率，以满足SDR汇率定价的需要；七是提供开立账户、托管等业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安排，以满足多种资产管理的需要。
一国货币在满足出口和“可自由使用”两项硬性标准后，还需要满足操作性要求，才能保证其在纳入SDR货币篮子后的有效操作。
早在2010年的SDR审查过程中，人民币就已经满足了SDR篮子货币的出口门槛标准，但由于当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人民币尚未达到“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因此未能成功“入篮”。2015年正值新一轮SDR审查期，由于人民币仍然是SDR篮子货币外唯一符合出口标准的货币，因此审查的重点仍是评估人民币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标准。
使用什么标准？2011年，IMF曾在二十国集团（G20）的要求下对SDR审查标准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储备资产标准”。该标准主要衡量一国货币储备资产的特性，同时不再与“可自由使用”及IMF本身的资金运作挂钩。从IMF的角度看，SDR作为储备资产的特性意味着使用“储备资产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再与“可自由使用”挂钩也减少了对货币的操作性要求。但是改变现有标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讨论新标准耗时较长，各国在短期内就新标准形成一致意见面临一定困难，这有可能拖延SDR审查进程；二是采用新标准还可能给外界带来误解，认为IMF降低了SDR货币篮子的选择标准以迁就中国。因此，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明确表示，支持IMF遵循现有标准开展SDR审查。这一表态获得了各国及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各方均认为这展示了中国尊重标准、不走捷径、愿以较高标杆加入SDR的积极态度。
使用什么指标？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的，中国经常项目的开放程度要大于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这一特性意味着人民币在贸易和服务领域的使用较多。此前“可自由使用”的衡量指标主要关注货币在金融交易上的使用情况，忽略了货币在贸易结算上的作用，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在将人民币纳入考察范围后，IMF对其现有指标体系进行了审视，认为纳入新指标有助于更好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同时，增量数据较存量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变化情况和趋势。因此，IMF在本轮审查中增加了“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和“在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两项指标，对“国际债务证券占比”指标除了考察余额数据，还增加了增量数据。新的指标体系有利于更全面客观地衡量人民币在全球中的实际地位。
数据从哪里来？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近年开始迅猛发展的，一方面，包括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在内的一些数据库中还没有包含人民币的数据；另一方面，部分数据更新过慢，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外汇交易的3年期调查，其上一轮调查时间为2013年，新一轮调查时间为2016年，不能及时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情况。此外，对于新增加的指标，也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在此背景下，IMF和BIS分别开展了特别调查，并补充了新的数据源，妥善解决了数据问题，为SDR审查的全面客观奠定了基础。
人民币走向“可自由使用”。自2010年SDR审查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币跨境支付不断上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程度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向外国央行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滚动发行3个月期限国债以提供人民币代表性利率、加强数据透明度、延长人民币交易时间等，切实解决了操作问题。
长时期的金融改革开放为人民币加入SDR打下坚实的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对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体系相对稳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稳定和提升全球经济金融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亚洲邻国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在危机爆发后均出现大幅波动，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国际上对使用人民币的需求明显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顺应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顺势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经过多年改革和开放，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IMF开展SDR审查的过程中，中国继续推动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特别是在开放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代表性利率和汇率、提高数据透明度等操作性问题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人民币逐渐接近并达到了SDR篮子货币的标准和各项操作性要求。
配合IMF的SDR审查，中国还积极提高数据报送标准、增强数据透明度。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在基金组织利马年会期间正式向基金组织递交了中国正式采纳SDDS的文书。通过采纳SDDS，中国经济数据公布的频次更高，内容更细致，数据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水平进一步提升。2015年，为配合对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审查，基金组织开展了COFER的特别调查，动员各国广泛参与该调查，以补充人民币的数据源。在此情形下，中国参与该调查成为应有之义。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相关数据调查工作，既满足了为SDR审查提供数据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国根据国际标准完善自身宏观经济统计，为宏观经济决策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同年开始，我国参加IBS数据报送。参加IBS调查不仅可以向外界展示中国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金融数据的质量和透明度，为人民币加入SDR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是2015年，中国开始参与CPIS调查，进一步提升了该数据库的完整性，同时也为中国自身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随着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明显上升，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准确地传递经济金融政策信息，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就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资本流动等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加强了与市场的沟通，释放了清楚、明确的政策信号，有效地稳定了市场预期。同时，人民银行还积极与境外央行和国际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明确了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我银行间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流程，并与国际机构就人民币资产配置的技术细节和政策法规进行沟通，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在国际双边和多边场合，中国也加强了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并利用G20主办国的身份，加强了舆论宣传工作，有效引导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各方对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前景的信心，为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加入SDR的直接影响的包括：
人民币资产自动配置需求会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管理着以SDR计价的资产，它们需要根据SDR篮子货币权重进行资产配置。人民币加入SDR后，SDR篮子的币种和权重会相应调整，这些机构也会相应增加人民币资产。粗略估计，这部分流入人民币资产的资金规模就将超过百亿美元。同时，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的贷款以及不少国家的负债都是以SDR来计价的，这些机构和国家通常都有对冲SDR篮子货币利率和汇率风险的需求，人民币加入SDR后就会增加对冲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风险的需求，从而引发它们在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配置人民币资产。
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获得正式认定，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无可争议地被统一认定为外汇储备。同时，IMF也相应修改了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COFER)的统计报表，将之前统计的七种货币增加至八种，人民币被纳入并单独列出。参与COFER的各国都需要向IMF报送官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情况，IMF也会定期公布各国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汇总情况。
人民币将成为IMF官方交易货币。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是IMF认定的五种“可自由使用”货币之一。根据IMF的规定，IMF官方交易使用SDR或可自由使用货币来进行，这些交易包括向IMF缴纳份额、IMF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成员国向IMF还款、IMF向成员国支付利息等。民币加入SDR后，我国就可以用人民币直接向IMF缴纳份额，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做相应的技术准备。而其他各成员国想用人民币向IMF缴纳份额也都可选择人民币。
人民币加入SDR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包括：
官方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将增强。我国已是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对外投资国，各国对人民币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但由于以前人民币储备货币定位不清晰以及人民币使用便利程度不足等原因，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有一定障碍，动力也不足。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得正式认定，而在此过程中我国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的便利程度，因此各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意愿也大幅增强。事实上，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后，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坦桑尼亚等，就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中。
有助于我国企业和个人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随着人民币加入SDR，国际上对人民币的认知度得到提高，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将增强，这会减少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阻力、增强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国外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会提高，从而推动人民币被越来越广泛地用在出境旅游、留学、贸易和投融资等跨境交易中。而随着这些交易越来越多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国内企业和居民进行跨境交易会更加方便，结算、购汇和套期保值等交易的成本也将降低，汇率风险将减小。
人民币跻身SDR也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提出更高要求，国际社会希望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对我国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未来，我国应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同时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展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的发挥需要我国稳健的金融体系做支撑，这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包括进一步提高监管标准、完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从而在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和更趋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增强我国金融管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对我国综合宏观调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将对我国政府行为模式、治理机制、思维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更高的预期，期待中国能够更加与国际接轨，更加开放和透明。
人民币加入SDR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意义重大。体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总的来说，人民币加入SDR及相关改革对中国和世界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短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会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来说，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并且有利于促进国内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来说，这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正向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并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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