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施行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在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第89期“理解中国经济的五层思维”圆桌讨论环节所作发言，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意见。
10月1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表了CF40学术顾问、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在近日召开的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第89期双周内部研讨会上的演讲实录。其主要观点是，解决当下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稳增长。我们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忽视当前所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把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措施结合起来，维持经济的稳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复习请大力戳：林毅夫：追求GDP没有错，解决当下中国一系列问题都需稳增长）
那么，应该采取何种手段稳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是什么？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有多大？在前述会议上，林毅夫就以上问题做出解答。他认为，从发展框架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也是政府的责任。在经济下滑时，财政投资基建可以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中国施行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他同时提醒，不要忘记制度及制度扭曲的内生性，西方主流观点所诟病的中国发展问题或许并不是阻碍我们进步的真正原因。
以下为林毅夫发言全文：
我从“稳增长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谈起，现在企业的杠杆率那么高，以货币政策来增加信贷并不可行。我们的政策工具有二：一是货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我同意应该更多地采用财政政策。有人提出凯恩斯主义已经失去效用了，但问题是我们应用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之一是发放失业救济金以增加消费，之二是投资基础设施。但是发达国家已经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发达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是挖洞，回报率很低。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有许多瓶颈，投资基础设施却是补短板，因此我们现在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是学界和舆论还是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就批评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已被证明是无效的。我们在理论上必须要有所创新，不要照搬发达国家的教科书理论。
除凯恩斯主义和超越凯恩斯主义存在争论之外，国际上还有一个通行的法则，即每年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GDP的3%，但这完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支撑。欧洲国家在组建欧盟、形成货币共同体之后，对财政政策提出限制——每年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3%。对发达国家进行这方面的约束也许有道理，因为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比如失业救济和福利。而我们的财政政策基本是用来投资的。失业救济是纯消费，对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帮助，但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我们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消除经济增长或保护环境所面临的瓶颈，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增长作用很大。这跟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的财政赤字不同。我们的投资都有净资产，因此实际净债务比账目要低。现在我们被3%的数字标准所绑架，一增加刺激，政府就会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不是唯发达国家主流理论马首是瞻。
除此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反思，以前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讲究债务的可持续性，过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对负债比例高的发展中国家再贷款。这种框架并不对贷款目的进行区分——到底是消费性贷款还是投资性贷款。现在IMF对债务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增长瓶颈，投资基础设施，即使超过过去的债务可持续性水平也是允许的。
有人疑惑，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低于4%，甚至比贷款成本还要低，我们还有必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吗？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固然低，但是绕过不做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财务回报虽然低，但是社会回报并不低，正因为此，民间投资基建的积极性不高。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活动，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不是政府。在此之后一直到2007、2008年，这个看法一直是主流。二战之后，世行实力最强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门，这个部门集中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专家，我去世行工作时，多位副行长来自于该部门。然而我在世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基础设施部门却被取消了，主要原因就是观念有所改变。在经济衰退时，基础设施投资可作为稳增长措施，2014年10月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到，现在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其放在整体的发展框架上。从发展框架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既然这是政府的责任，在经济下滑时，政府投资基建可以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成本最低、效益最高，而且还能稳定增长，创造就业，减少发放失业救济的需要。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施行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的财政政策空间可以更大。有人认为，过去的政策容易操作，而现在变难了，其实我们回首过往,过去的政策在未采用前也是不容易的。比如，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不多，而突破低收入陷阱的低收入国家更少。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走过的这30年并不简单，而其他低收入国家突破低收入陷阱，面对的困难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很低，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很不容易。但是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讲，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要素的都被证实了不是真正的要素，目前还没有按照主流理论所主张的增长必要条件去设计政策的国家经济真正获得了增长。所谓增长的要素，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在还没有实践前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根据发达国家成功的实践总结之后，也没有据此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了解增长的本质，即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有二：一方面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另一方面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除此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要演变成收入提高，还必须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制度安排，一是基础设施。透过增长的本质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到底是什么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体现在哪里？交易费用过高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方式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扭曲也是内生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怎样修正体制机制，才能维持稳定，并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我们忘记制度的内生性，就会出现次优理论中讲的问题——目标非常好，但是采取的措施得到的效果非常差。每个国家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都有各种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国崩溃论总有市场呢？这是因为中国欠缺根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所认为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发展一慢下来，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兴起。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创造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真正妨碍我们进步的可能不是那些根据主流理论所认为的那些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还是有发展机会的。
2010年以后出现的经济下滑，人口老龄化和市场所有制对其影响有多大？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经济下滑得比我们厉害？身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我们要仔细地进行衡量，不只看我们自己，还要看全球，对数量有了概念，分析会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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