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马云要“围绕中小企业携手做伟大的事”？看看朱民和张宇燕怎么说
北京时间1月10日凌晨，美国侯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进行了交流，特朗普透露，他将就中小企业问题与马云携手做一些伟大的事情。同时，马云提出未来五年内在美国帮助创造100万就业。
而在1月8日，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期浦山讲坛上，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宇燕也对美国中小企业问题进行了分析。（了解详情大力戳：【浦山讲坛干货来了】朱民：特朗普确定要干的事儿是紧货币、宽财政、贸易战、【浦山讲坛干货第二波】社科院张宇燕：特朗普经济政策是否能够长期持续？）
目前，美国的利润都在往大公司流，小公司的创新看起来很活跃，但其实利润出现很大的下滑。这是否是常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大公司较易拿到筹码，推升了各类资产价格，导致中小企业的萎缩。照此逻辑，特朗普的政策要如何才能保证不使小公司变得更弱、大公司变得更强？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案，或者引导措施，是否还是继续走老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朱民
对此，朱民回应，危机以来，美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在不断地恶化。事实上，危机以前就已经有此迹象，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大公司可以把产业转移到海外来降低成本；而小公司没有这个能力享受海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低税率经营环境。同时，中小企业还要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进口的竞争。所以，中小企业在美国萎缩得很快，数量越来越少，美国的活力在减少。而且大公司为了躲避高额的税费，还把大量海外企业的利润通过现金回购公司股票的方式，推高公司的股票价格。所以美国大公司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盈利增长了、规模上升了、股票市值上升了。但是这对美国整体经济的推动并不利。
现在特朗普要减税的原因，一方面是把大公司海外的钱拿回来，其中可能涉及到利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利率会低于15%。与此同时，给中小企业减税，帮助中小企业恢复生产和发展。
张宇燕
而张宇燕分析指出，有关美国中小企业的就业问题，我这里强调一点，就是教育。现在低收入劳动力对高收入岗位的反应特别不敏感，有高收入岗位但是没有人去竞争，因为能力不够。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改进教育制度，就可以提高整体就业人口的水平，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部分解决创新等问题。
以下为互动环节：
提问：您提到美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了赤字，为什么在汇率上产生的效果不是抵消而是波动？特朗普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和制造业回流政策是否矛盾？
朱民：第一个问题，紧缩性货币政策，一定是加强利率；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一定是加强利率。毫无疑问，这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美元汇率会波动？很重要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太过宽松、赤字太大，引起了对美国经济和美国财政赤字预期的变化，进而引发汇率变化。美元走强引起波动，要看它什么时候波动，就得看财政赤字。所以，财政赤字是主导汇率的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特朗普没有放弃强势美元。强势美元有两个作用，一是吸引资本回流，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二是强势美元加上供给侧改革，比如改革公司税有助于资本回流。但是强势美元也会影响出口。我们分析得出，如果美国汇率增长10%，由于对出口的影响，会因此导致美国GDP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美元汇率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贸易战来维持美国的出口空间。这就需要用非经济的政治因素，来弥补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之处。
提问：2017年因特朗普而变，可能是变坏，也可能是危中有机。我们可能要与特朗普的“商人政坛”打交道，就像一头大象走进了瓷器店，有可能会有很多破坏性的动作。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既然是“商人政坛”，他们会反对贸易吗？商人不就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
朱民：特朗普使用贸易政策维持短期的制造业回流，他需要做两件事来维持政策空间，一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维持总需求空间。通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维持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进而进行供给侧改革。二是在供给侧改革当中，企业一定会面临出口的问题。因为美国劳动成本较高，而且美元汇率在上升，这不利于出口。需要通过一个政治的非经济金融手段，来维护出口空间。所以，他会反其道而行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经济利益。
提问：美联储已经加息了，未来还会再加息2、3次。特朗普也会不断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人民币最近两天波动非常大，中国的股市前段时间波动较大，昨天1000多支股票下跌。这是否预示着特朗普上台以后，股市和汇市会有更大的波动？
朱民：汇市和股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有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201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后，已经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美元走强，一篮子货币走弱，人民币相应跟着一篮子货币下调。当然，人民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此基础上，政府有导向的管理，这是第二层概念。但总的来说，我的理解是，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在2015年8月份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危机以后，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大大加强。也就是说，市场和市场的关联性很强。我们做过分析，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与拉丁美洲的股票市场的关联性非常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上涨1%，拉美国家的股票市场就上涨0.82，这两个市场几乎是一个市场。而在15年前，两者几乎没有关系，两个市场的文化不一样，产业不一样。亚洲人勤奋，而拉美人喜欢唱歌、跳舞。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关联性？因为今天信息和信心的传播、波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行为金融学在今天会有如此重大影响，在未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所有的一切是行为决定的，行为是受信息和信心决定的。当两个市场的关联性加强的时候，中国市场不可避免，同样受外部市场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关注国内市场的同时还需要关注世界经济，这在今天也是必修课了。中国经济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会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个系数在过去几年里正在不断加大。
提问：第一个问题，我看到您的数据中显示，美国的利润都在往大公司流，小公司的创新看起来很活跃，但其实利润出现很大的下滑。这是否是常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大公司较易拿到筹码，推升了各类资产价格，导致中小企业的萎缩。照此逻辑，特朗普的政策要如何才能保证不使小公司变得更弱、大公司变得更强？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案，或者引导措施，是否还是继续走老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贬值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不管是一贬到底还是渐进式贬值，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不知道朱老师有没有研究过中国经济目前的投资回报率到底是多少？我们看到，基建不停在托底，工业利润大幅上涨，但这些都是相关的、刺激性的行为，而民营企业一直在走下坡路。如果要维持这样的趋势，我们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能维持多久？
朱民：危机以来，美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在不断地恶化。事实上，危机以前就已经有此迹象，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大公司可以把产业转移到海外来降低成本；而小公司没有这个能力享受海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低税率经营环境。同时，中小企业还要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进口的竞争。所以，中小企业在美国萎缩得很快，数量越来越少，美国的活力在减少。而且大公司为了躲避高额的税费，还把大量海外企业的利润通过现金回购公司股票的方式，推高公司的股票价格。所以美国大公司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盈利增长了、规模上升了、股票市值上升了。但是这对美国整体经济的推动并不利。
现在特朗普要减税的原因，一方面是把大公司海外的钱拿回来，其中可能涉及到利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利率会低于15%。与此同时，给中小企业减税，帮助中小企业恢复生产和发展。
张宇燕：有关美国中小企业的就业问题，我这里强调一点，就是教育。现在低收入劳动力对高收入岗位的反应特别不敏感，有高收入岗位但是没有人去竞争，因为能力不够。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改进教育制度，就可以提高整体就业人口的水平，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部分解决创新等问题。
说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央的政策很清楚，就两句话：保持基本稳定，增加弹性。预测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比较困难，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太多，有国内、国外两方面的诸多因素。人民币确实面临贬值压力，现在很多国人想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海外投资。但转换成美元资产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美国的房地产几乎又回到了历史高点，美国标普2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指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历史最高点是207，现在大概在195左右。再比如美国股票市值已大大超过金融危机前的高点。
提问：两位教授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元和欧元区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们中国在金融战略层面可以做哪些准备？
朱民：特朗普现在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第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第二是由此产生的，美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又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冲击。第三，是因为他个人的性格，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市场会受信息和信心的影响。总体来说，特朗普上台增加了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所以从政策层面来说，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密切关注他的政策，关注他的变化。
提问：美国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失去了神秘感，我们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今天朱教授的演讲和张教授的点评，让我们对美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那么，美国是否会使用金融手段来解决目前面临的新的经济难题？
朱民：特朗普没有过多地强调他的金融政策，但是在他的货币政策中，一是不喜欢美联储，要对美联储进行稽核，重新审视美联储的独立地位，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二是要修正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点得到了共和党的普遍支持。因为共和党历来认为金融市场应该是自由的，约束太多不是好事。
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债市、股票市场的总值加上银行资产的总值）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520个百分点到今年大概只有450个百分点。所以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是在去杠杆。但是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国债市增长了大概20多个百分点，美国股市增长了30个百分点。但美国的银行业瘦身了50%，银行业资产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211个百分点降到今天的102个百分点。因此，特朗普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利率提高之后，流动性会减少。过去的经验表明，利率上升再加上宽松的财政政策，美国的股市会上涨，这也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但是流动性进一步紧缩之后，金融监管就会放松，银行也会再次扩张，通过金融途径弥补从宏观政策流失的一部分资金。这一步需要什么政策来推行？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重新修正，又由哪个部门来执行？是否走法律程序？问题在于市场怎么接受这个信号，并迅速作出反应，这又是一个过程。
本次浦山讲坛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