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办祝丹涛：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成金融风险总源头
人民日报今日刊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财办经济二局副局长祝丹涛文章称，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成为金融风险的总源头，同国企国资改革需要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市场化债转股机制不健全等有关。文章同时提到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强大正能量
by 祝丹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思路面临重大选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从国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消费升级加快，消费需求由一般的数量需求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需求转变，人民群众的需要由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生态环境需要转变。但现实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品种、性能、营销方式等满足不了需求变化，出现了国内相关领域产能过剩和居民消费外流并存的局面。只有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看，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主要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需求侧发力，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短期稳定了经济，但政策刺激的边际效用不断衰减，单纯依靠刺激需求的不良后果逐渐凸显。西方国家应对措施不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
上述情况启示我们，解决供需失衡矛盾有时要从需求入手，有时要靠供给发力。要依据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变化，尊重规律、找准原因，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等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理论上作出的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这就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管理，它也重视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更强调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各方面经济工作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推进。
2016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去除无效供给，防控经济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主要是解决短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国民经济轻装前进创造条件。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一是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有所改善，市场在逐步出清，发挥了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效应。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7%，2017年第一季度为6.9%。二是政府和企业理念与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更加重视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含量、适应市场需求。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认可，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这充分证明，中央作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破解经济运行突出矛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展现了科学性和有效性。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继续做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的同时，针对依靠传统产业、中低端产品、金融和房地产等支撑的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中央强调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着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改善结构性失衡，打通供需循环，转换发展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推动经济发展出现更多积极变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这就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用差别化的产业、区域政策甚至用行政办法来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词是“改革”，要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做文章，强化制度供给，构建起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新体制新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变化、产能过剩和不足并存状况是表征，深层次原因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各种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价格信号失灵，要素流动受阻，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比如，一些落后产能继续生产以及“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低效占用资源等，同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破产机制等不完善有关；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一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一些城市难去库存，同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有关；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成为金融风险的总源头，同国企国资改革需要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市场化债转股机制不健全等有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业经营负担重，同垄断行业、社保制度、流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不到位有关；补短板要推动资源要素更多流向生态环保、中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就要做好降低准入门槛、完善监管理念和政策、推进配套的价、税、费等一揽子制度安排等改革工作。总的看，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也好，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也好，只有通过坚定推进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里所说的基础性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首要的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通过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创新人才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其次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推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是推进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弹性、流动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行为、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边界，给各级干部以正确激励，消除发展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第五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服务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第六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形成支持绿色发展的利益导向，又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形成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总之，要通过深化这些基础性改革，构建有助于形成高质量供给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使供给能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水平上新的动态均衡，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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