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研究，不仅斩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还发行到了海外
距离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十年。2008年9月，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亦未能幸免。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出口呈现负增长，许多大型工厂停工停产……中国经济一度面临“硬着陆”风险。
危局之下，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项计划也因此被媒体和经济界人士解读为“四万亿计划”。然而，当投资的刺激效应逐渐褪去，中国经济减速趋势再次凸显，长期保持在10%以上的经济增长“奇迹”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在2008年后所呈现出的明显经济减速趋势，主要源于后危机时代的周期性影响，还是源于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如何？这一话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发了高度关注和热议，而其结论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主持，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琼等参与共同完成的CF40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正是通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这一课题报告的部分成果——白重恩与张琼合著的论文《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发表于《比较》2014年8月第73期），获得2017年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素有“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
白重恩与张琼合著的论文《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获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指出“文章探讨了中国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和未来走势，运用1978年以来的分省数据考察了生产率波动的机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分解。模拟了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这些对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期，课题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由CF40国际交流与合作部翻译为英文著作 A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并由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Routledge（劳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海外发行。
白重恩最新英文专著A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CF40书系）
作为一位在业界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白重恩对于经济研究格外严谨。白重恩坦陈，其实他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说出来的话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就要格外深思熟虑。”
白重恩在年幼时期的一段经历，使得经济管理政策对于实际生产的影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白重恩跟随父母下放苏北，在淮阴农村时，有一年，当地里的麦子已经绿油油一片的时候，上级忽然要求翻铲麦子改种水稻，给农民带来很大损失。
1979年，未满16岁的白重恩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数学。进入大学后，白重恩对经济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决定改学经济学，在1988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白重恩在海外工作数年，2004年受邀回国工作，现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当初改学经济学最主要的动力就是，经济学让我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从数学到经济学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严谨的逻辑思维”。白重恩将数学与经济学高度融合，养成了格外严谨、高度负责的治学态度与精神。他也曾被评价为“说任何话都有自己的研究基础”。
金融危机之后，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学术圈和实业界都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这只是危机后遗症的周期性偏离，通过政策刺激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上去；另一派则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根导火索，点燃了我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积攒的结构性矛盾，我国将“换档”增长，从“高速”增长轨道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8以下甚至更低的增长速度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2013年年初，白重恩牵头的CF40“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课题组对这一课题展开讨论时，就是想从最简单直观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入手，来看“量”和“质”分别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金融危机前后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未来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围绕着这一角度，在对已有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后，他们发现从“生产率”入手是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是方法论和经验分析中争议最多、也可能是对当前我国经济最有政策启示意义的方面。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白重恩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说，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收敛，它是指存在这样一种收敛趋势，即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增长得快，发达国家增长得慢，因此低水平国家有可能会赶上发达国家，最终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原因就是低水平国家可以借鉴别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避免再走弯路，同时学习先进的技术或者管理模式，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实现追赶，也有很多国家一直处于低水平，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白重恩强调。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吸收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从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追赶空间逐渐变小，再维持高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难。
对此，课题组做了一个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些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还有西欧十几个经济体，它们在经济发展超过一定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之所以看劳动生产率，因为不同国家之间人口结构与其变化趋势非常不同，而总的增长速度和人口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课题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趋势。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趋势性变化，而非短期负面冲击导致的周期性波动。
报告得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使得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即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而判断其未来走势的关键。
对于影响我国要素使用效率的各因素，报告发现，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非生产性投资积累和就业参与率则分别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政府干预对生产率有显著负面影响，投资率与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课题研究得出，我国近年来生产率下降主要源于其“后发优势”不断减弱与投资率不断攀升。2009—2011年间我国经济相比于其他经济体相对更优的增长表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段时间应对经济危机的大力度刺激计划。但刺激计划仅在短期内缓减了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冲击，并未逆转经济增速下降的长期趋势。刺激计划退出之后，“稳增长”效果也随之迅速消失。
“除了人力资本增速的下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影响力度比收敛因素要小得多。”白重恩补充道，比如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导致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城镇化速度减慢等。此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开放程度不足，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与GDP比重的增速近年来减慢，也影响了经济增速。而追赶发达经济体，学习其他国家新的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白重恩认为，研究得出的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中国经济非常有帮助。比如，如果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需求减少，那么就会像前些年那样，以需求侧管理的思路，大力加大投资、创造需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数据缺乏，以及时间跨度有限。如果花10年时间得出一个结果，肯定要比现在的结果更好，但那时得出的结论已经对政策没有意义了。“要能在对政策提供启示的时间窗口内，利用给定的数据做尽量严谨的研究工作，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白重恩说道。
为了保增长而持续进行的投资刺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投资浪费、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当。人气不足的城镇，空荡荡的机场，不知通向何处的高速公路……这些令人震撼的报道让人们不禁担忧中国的投资泡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投资工具累积的巨额债务，也让人们担忧隐藏的不良贷款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是否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过度的投资？这一问题成为了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白重恩领衔的CF40课题组研究发现，增加投资虽然整体上有力地缓减了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但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也抑制了居民消费。持续的刺激性投资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却减少了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设备购置投资”的占比，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白重恩提及，有一个结果是课题组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即中国的效率改善速度和投资率负相关，这一规律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现。分析原因可以得出，中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政府在投资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很大，增加速度很快。
那么再做进一步研究，人们会问：现在投资是不是过多？判断投资是否过多要有一个好的标准。中国投资率和其他国家投资率相比显然要高，比如2009年中国投资率是当时世界上另外19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投资率的两倍，很多人因此就说中国投资率偏高。“这不是结论性比较，因为可以说其他国家投资率过低，我们是正常。”白重恩强调。
那么到底如何判断投资率是否过高？白重恩认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投资回报率是否过低。此前，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于2006年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6年前中国投资回报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但分析投资回报率发现，并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回报率在下降。这篇论文也于2009年获得了第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相比2006年，现在的投资回报率有比较大的下降，而且水平比较低。”白重恩补充道，“判断水平是否较低，就需要一个比较的基准。”为此，课题组研究了2008年后投资对消费的影响，发现投资多的时候，经济增长更快，但是消费增长更慢，也就是投资抑制了居民消费。
课题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刺激”（“投资”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实践表明，出于消费最优考虑，投资应该保持在适中的“黄金”水平。中国政府应尽可能减少经济干预，在利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应对负面冲击以实现“稳增长”和“保就业”目标时，应尽可能少地实施有偏向性的政策，以免引导资源流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门（如“设备购置”投资）或流向效率更低的部门（如国有部门），从而加剧经济结构扭曲进而对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理论早就有一个概念——黄金法则投资率（Golden rule for investment rate），其判别标准是投资对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白重恩补充道。
研究投资是否过度，最终归结到一个问题——投资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目标是保增长，即便居民对此没有很强的需求，也要去投资。“但是我们看到十九大报告不再强调经济增长，而是更强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居民消费就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白重恩说道。
有一篇文章曾经传播很广，影响力很大，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支撑的理由包括：中国每平方公里的港口远少于荷兰，每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远少于德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远少于美国，每平方公里的机场数远少于美国……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白重恩认为，这里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对比的对象恰恰是某方面在全球最强的国家，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因为所有国家多少都有其突出的亮点，这是与其当地情况相适应的；第二个误区是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与发展阶段有关的，没有达到相应的发展阶段而进行超前投资和建设，势必会是一种浪费。比如，美国机场多，是因为美国有很多私人飞机，我们国家则没有这么多的需求。
“我并不否认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把握好量和速度非常重要。”白重恩强调，如果基础设施投资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比如出行更加方便，这是有必要的，但有一些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未和居民的需求相结合，实际利用率就很低，甚至会出现一些荒唐的事，比如在没有河的地方建一座桥。
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白重恩强调，事后再评判“四万亿”投资政策的功过是非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当时决策时与事后所获得的信息不一样，而决策时所面临的紧迫形势与迫切心情也并非与事后理性评判时相同。有意义的是，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极强的，中央的决策到了地方一定会加码，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实际上，投资远远超过4万亿，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投资，而这是事先考虑不足的。
第二个教训是，在惯性效应之下，即便中央叫停了投资项目，但是很多项目一旦上马，是停不下来的。比如桥造了一半，另一半不能不造，而资金批下来之后，地方上则可能把第一个桥造了四分之三，又开始建第二座桥的四分之一，以此方式来迫使投资延续下去。因此，在机制上，融资平台的严格监管一旦放开，就会刹不住车。
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已有的讨论中，一种是基于中国未来需求增长预测来估计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一种是比照其他国家在其发展水平与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近时的经济增长率，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增长核算的框架中，在预测中国未来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和要素投入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来估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方法中，第一种方法重点关注需求侧，后两种方法重点关注供给侧。
白重恩领衔的CF40课题组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供给侧，但具体做法介于上述两种基于供给侧的方法之间：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变化两个角度来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课题对国际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差距缩小，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受人口老龄化加剧，特别是与之相伴的就业参与率下降影响，劳动力增长率也将逐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
课题在此基础上得出未来35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随着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和劳动力增速的逐年下降，中国2016-2050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逐渐下降：在2016—2020年间降至6.28%左右、2021—2025年间降至5.57%左右、2026—2030年间降至4.82%左右、2031—2035年间降至3.94%左右、2036—2040年间降至3.40%左右、2041—2045年间降至3.46%左右、2046—2050年间降至2.98%左右（基于最新近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数据进行了更新）。
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距离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以及中国总人口规模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报告也补充说明，在现在的分析中，并没有考虑中国当前刚开放的“全面二孩”以及未来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总人口和人口结构，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女性因为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和长期（适龄劳动力人口增加）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中国当下正在热议的延长退休年龄等有关政策对就业参与率的影响。这些，以及相关的其他话题，将是课题组未来进一步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接受CF40秘书处访谈时，白重恩强调，“在过去，我们可能过度强调保增长，使得很多改革推进起来很困难。在‘新常态’下，推进改革深化、进行结构调整、建立长效机制，就应当容忍短期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因此放弃对增长的过度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白重恩进一步解释，明确增长目标有优点也有缺点，把握好度很难。理想的状态是不要人为设定一个增长目标，而是不断地改革体制，完善市场环境，使得市场的动力能够充分发挥，需要调控的时候可以加以调控，但是调控不要那么频繁，调控的目标不再是保增长，而是保持总的就业。但是也有可能带来一个问题是没有了这些增长目标以后，某些地方改革的动力会减弱。一方面增长目标给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动力。所以增长目标的综合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报告最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但推进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以及实现增长潜力至关重要。因此不能仅针对需求侧使用周期性政策手段，更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逐步减少通过政府投资等来实现的需求侧管理和稳增长措施，更加关注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结构平衡，突出创新驱动，着眼提质增效；构建有效应对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双下降”的宏观政策框架。具体建议如下：
财政政策从支出积极转向积极落实减税费。
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严格执行预算法，更好地控制地方债务。
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简政放权，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通过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按照“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要求，深入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以此提升人的劳动生产率。
防止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持续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引入优胜劣汰机制化解过剩产能，完善企业退出的补偿机制以尽可能减少企业退出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深化市场制度改革，破除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要素分配模式，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优化配置。
以解决户籍政策和土地问题为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
金融改革应给予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更大的独立性，加强全方位金融监管；对于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金融风险生成和放大的制度基础，推动经济降杠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实现总量调控的同时，密切关注和防范汇率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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