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专访伯格斯坦：PIIE何以成为顶尖中立智库？
PIIE何以成为顶尖中立智库
本文节选自将于今年3月上市的《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
访问时间：2014年1月13日
访问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
访问人物：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弗雷德·伯格斯坦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及资深研究员。他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于1981年到2012年担任所长。他是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内阁成员，进出口银行顾问团成员，也是美印贸易政策论坛私人部门顾问团体共同主席。
伯格斯坦在1977年至1981年间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1980至1981年间曾担任财政部货币政策方面的副部长，在G-5会议执委以及G-7峰会的准备工作中代表美国。伯格斯坦于1993至1995年间曾任APEC论坛杰出人士小组主席，期间撰写了三份建议“地区贸易自由化及公开化”的报告，这些建议在1993年与1994年的APEC领袖峰会中被采用，至今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各国也都采用了这些建议。他还曾是1991年至1995年间的竞争力政策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包括了12名企业总裁，工会领袖以及内阁成员。他还曾经担任过“影子 G-8”的主席。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是一家无党派的民间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致力于国家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和汇率、宏观经济政策和危机应对、全球化和居民福利、以及关键经济区域等领域的研究。自1981年起，PIIE就对一系列广泛的国际经济问题发表及时而客观的分析以及具体解决方案，是极少数被新闻媒体和美国国会认为是无党派和中立的经济智库。
2008年在全球5000多家同类机构的调查中，该所被评为“全球最佳智库”。2011年和2016年，在被BBC称为“智库界奥斯卡”的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中，该所再次荣膺“世界最佳智库”称号。
CF40秘书长、本文作者王海明与伯格斯坦（左一）
提问：作为一家智库的掌门人，您怎么看待研究能力、筹款能力、市场营销等因素，哪个是更重要的？
弗雷德·伯格斯坦：所有的东西都很重要，很难从中选一。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互相作用。
提问：在PIIE担任所长期间，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弗雷德·伯格斯坦：我个人负责研究工作，这也是创立这个机构的目的。之后需要卖出研究成果，将它市场化，使之被其他人所采纳。整个机构之所以能够很强大是因为PIIE拥有15-20位高级成员，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领域，涉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这个团队一直以来没有大的变动，当然不排除少部分员工退休或者离职。但是如果对比几年前，你可以发现整个机构是基本稳定的。
当然，作为CEO，可能需要一些公众曝光度或者发表一些演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出名有好处也有坏处。当我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有人说这是我的机构。但是我想说的是，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个人。我认为基本价值在于持续扩大机构的影响力。
提问：31年的时间里，您作为PIIE的领军人物，是如何使它成为世界顶尖智库的？您的秘诀是什么？
弗雷德·伯格斯坦：我不觉得我有万能的秘诀，从创立起我们遵循了数个关键策略。中国的情况跟美国不同——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为很多国家的智库提过建议，它们每个都不同。所以你们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做出调整，才能让智库更有效率及影响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智库在中国更受重视，也逐渐变得更有影响力了。美国的情况也很类似，政府本身的需求很重要。当美国财政部部长，或者USTR（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想要推动某些倡议时，他们会专门为五、六个顶尖智库设立一个简报会。比如，我、亚当（PIIE新所长亚当·伯森）以及其他几个人曾被内阁卢秘书（卢沛宁）专门请去一个为顶级智库领导设置的简报会，我们所说的内容可能对政府的某些倡议能否成功产生重大影响。在政府着眼于创造泛太平洋合作关系时，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专门为PIIE几位管理者举办了早餐会，不仅是为了让PIIE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为了赢得PIIE的支持。PIIE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PIIE经常被政府高层官员积极游说。上个月议会有一场关于货币及汇率的重大活动，在很多参议员及众议员出席的会议中，我担任了带头发言人。显然，在这方面PIIE也很有影响力。
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PIIE在美国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客观，PIIE的研究非常注重不受任何特定偏见和立场的影响。PIIE没有政治立场，也没有跟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公司、工会或者其他集团有利益关系。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会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这样一来，寻找我们帮助的人会知道，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对于PIIE，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独立性，以及所有人都知道PIIE具有这样的独立性。我强调这些是因为这是美国模式。而日本模式是非常不同的，日本有很多智库，它们不是由政府组建，就是由公司组建。从三菱研究学会、日本经济贸易工业部研究学会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来自于“智库”，但却是基于某个特定的观点和立场的，而这个立场就决定了研究结果。因此它们大部分的成果都不会被十分严肃地对待。这有点可惜，因为有些研究挺不错的，但问题在于人们都觉得这些研究结果是有偏见性的。
当然，从全球范围考虑，智库模式基本就是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两种。在美国模式下，智库努力创造一个从财政到人员上具有独立性的机构，比如PIIE；在日本模式下，智库由特定商业组织或政府机构创立，其观点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其所在机构的偏见。PIIE一直遵循的原则是确立并保持独立性。在创立PIIE之前的四年，我在民主党治下的美国财政部工作，而在那之前，我在共和党治下的白宫工作。所以我本人比较中立，我致力于创造一个无党派的机构形象，而且成功了。在有关智库的调查投票中，在最顶尖的二十个智库里，只有PIIE以及CSIS被认为是完全中立、客观的。甚至布鲁金斯学会都被认为是有些左倾的，其他的有些较为右倾——但只有这两家在众议院调查中以及媒体调查中都被认为是客观、独立以及中立的，这非常重要。
第二重要的是智库成果的质量，有时候划分最重要和第二重要的元素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是彼此相关的。PIIE成果的质量必须是最高等级的。我常说，PIIE不是在给学术界的受众做报告，但还是要遵循学术界的最高标准，因为这样才能让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们支持并且同意PIIE所说的话——即使他们并不支持这些结论。PIIE希望自己做的一切成果都在最高标准的分析水平上，这样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PIIE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与知识层面达到了最高水平。有时候PIIE的研究会引发火热的争论，但即使PIIE 52 33133 52 17325 0 0 3569 0 0:00:09 0:00:04 0:00:05 3569的反对者也会觉得，PIIE的研究和产品是最高水平的。只要有最好的研究、有对政策相关问题最好的分析，和从外表到实际的客观性以及信誉，那么这家智库就拥有了成功所需的最重要的元素。
第三点是议题设置。PIIE研究员可以研究最尖端的问题。PIIE一直有“滚动议题机制（Rolling Agenda Mechanism）”的程序——持续预判未来两三年内最重要的话题。有时候会更长期，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中期——两、三年到五年之间。结合我们从政府官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等处得到的新信息，PIIE也会不停地改变这些课题。PIIE总会努力预测未来几年可能成为关键的问题。PIIE会赶在这些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最优先关注事项之前，完成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报告。如果PIIE工作做的够好，就能准备足够的对策及建议。当然，完全预测准确不太可能。PIIE会遗漏一些关键问题，或者预测到的问题最终没有成为关键问题。但总体来讲，对于中期方面政策制定者可能关心的问题，PIIE的预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较小型的智库来说，可以安排最核心的人员对未来可能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做研究。
对于这三点策略，PIIE将它们混合成为一体，这是PIIE这些年成功的关键。
书籍简介
本文节选自将于今年3月上市的《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
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是当今美国智库的两大主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舰——传统基金会。相对国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实力和影响力毫不逊色，其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鲜，实则沉重。
本书作者历时五年，遍访美国一线智库和政府部门，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英文文献的梳理，深入分析美国两大主流智库，挖掘美国智库与政治思潮、权力转换和制度变迁之间内在关系，并试图从智库的维度透析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两大症结——两极化和民粹化——前者导致了五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对立，后者如今则体现为茶党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运动化，两者共同带来了对保守主义智库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义智库日益严重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