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对话尼古拉斯·拉迪：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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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推出专栏“CF40国际一线智库访谈录”。本专栏围绕智库建设和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两个条线，每月刊发1-2篇对国际一线智库管理层人士或知名学者的深度访谈。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十周年。选择在此时推出“CF40国际一线智库访谈录”，既是为了给社会各界提供一个观察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国际视角，也是为了分享国际一线智库的运营经验，以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所启发。
尼古拉斯·拉迪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他于2003年3月加入PIIE，此前在1991-1995年担任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主任，1995-2003年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1997-2000年期间，他曾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兼职教授。
拉迪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以及《亚洲政策》和《中国评论》杂志的编委。他曾多次就中美问题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为多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提供政策咨询。
尼古拉斯·拉迪在CF40-PIIE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提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尼古拉斯·拉迪：我将从近期历史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以此来探讨国有企业近几年所扮演的越发重要的角色。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未完全完成，我想进一步为新常态的起点提供一些见解。
近年来，可以注意到两大明显的趋势：一是中国的投资总额在不断上升，但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速在不断下降；二是信贷增长加快，尤其在非金融公司信贷方面。这种趋势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即私人投资被挤出和国企近年来表现不好。投资方面，从2006 年开始，投资大量涌向私有企业，其增长率是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投资量的三倍。私人投资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但从2011 年开始，私人投资增速减缓. 在2016甚至在2017年，私人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大致是国有投资增速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然而，这却是发生在国有企业效率持续降低的情形之下。相比金融危机之前，不论是工业企业（主要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企业，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的下降相当明显。从这个阶段一直到2017年， 将近40%的国有企业在亏钱，它们无法承担资本成本。
提问：国企资产回报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尼古拉斯·拉迪：相比于2011年，2015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了2%，但国有投资却增长了20%，这表明国有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资金，银行贷款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银行是中国企业借贷的主要源头。
观察国企借贷占银行新增企业信贷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到，在2011年，国企借贷占比下降到了28%，但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持续增长，到2015年国企借贷占到70%。因为这些数据的发布滞后，我不是很清楚最近这两年的准确情况，但是可以看出过去这几年国有企业所获得企业贷款的占比在明显增加。这使得国企可以持续增加投资，尽管其盈利很低。
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后，40%的国有企业都在亏损。虽然亏损企业的数量并未增加，但是其亏损金额的绝对数量在过去几年增加了五倍以上，占GDP的比重增加了两倍以上。对比盈利国有企业所获利润和亏损国有企业亏损额的情况，在2007年，亏损国企的亏损金额占盈利企业盈利金额的20%，但2015年已经上升到40%。因此，我认为，过去几年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仅大部分流向回报率低的国有企业，而且大部分被用来偿还国有企业的亏损。
观察1998年以来国有和私人工业企业的杠杆率，我们可以得到更明确的证据：在金融危机之前，国有工业企业和私人工业企业杠杆率有升有降，在金融危机前一年时大致相等，约为 130%。但之后国有工业企业杆杆率不断上升，约为160%，而私人工业企业杆杆率只有110％。
我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回报率低，有40%的国企在亏损，但他们还在投资。这说明他们的负债越来越多，负债增长速率远大于所有者权益增长速率，因而杠杆率不断上升。而私人企业的回报率比国企高三到四倍以上，所以他们在投资的时候不断偿还贷款，负债下降，资产上升，权益上升，因而杠杆率在下降。
提问：既然国企杠杆率一直不断攀升，您认为下一步应如何改革？
尼古拉斯·拉迪：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对资源的占有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下降，这造成了金融领域的很多问题。近年来金融风险的增加不是由私人企业借贷引起的，而是表现不好的国有企业大量借贷形成。因此，尽管我认同中国有潜力保持8%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增长将不会实现。
中国需要回归2012年之前的商业驱动的银行信贷体系，彻底改革不良国企。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并不乐观，当前进行的如公司制、混合所有制、合并重组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但以资产回报率计算的效率在不断下降，因此我很难相信会有不同的结果。相反，中国应该减少私人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尤其是在服务业。
其次，中国需要更多的市场导向的合并收购，而非自上而下由国资委决定的改革，这样才能引起机制变化。市场竞争机制不足才是国企不断亏损，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需要彻底改革和清除不良企业。中国很少出现国企破产。好的方面是中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僵尸企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好的解决方式是像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样进行彻底改革，一些企业被私有化，一些企业被强制退出。那次改革后国有企业表现有所改善，并持续了五年之久，但是那些改革的成果逐步耗尽，所以我们需要在国企改革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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