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央行的老面孔、新“舵手”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他能做什么，他将做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2015年3月，易纲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畅谈中国金融改革
2017年12月20日，易纲在首期“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详细阐述人民币加入SDR的理论逻辑和深远影响。
研究起点：通胀与货币
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1980年，22岁的易纲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哈姆林大学学习，并通过一篇关于统计模型精选方法的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在1994年，他和一同归国的林毅夫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教授、副主任等职。1997年，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转战央行，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央行生涯。
在美国求学期间，易纲的研究领域侧重在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方面，而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货币问题。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易纲等一批留学人员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形势。1988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末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不仅是困扰国内经济学家的难题，也是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41 34630 41 14398 0 0 5897 0 0:00:05 0:00:02 0:00:03 5895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货币扩张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但“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仍旧增加了货币投放。
此后，关于通胀的研究，他一直在持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易纲当时提出的对策是长短期政策协调使用，短期来看，
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中长期来说，应该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在1998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指出，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时候，他的视野已经从金融领域也更多地延伸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方面。
丰富的学术经历，让易纲成为媒体口中的学者型官员，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他拥有宽广的知识结构，著作和论文数量丰富。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相信市场的改革者
在改革问题上，易纲与周小川同样属于坚定的改革者。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易纲的知青岁月让他了解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据南方周末报道，易纲曾经回忆起他18岁时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故事：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回忆时总结。
计划还是市场，曾一度是困扰中国知识学界的难题。对在海外留学的易纲来说，其深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易纲曾在一个公开讲座上说，“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的易纲，曾在2015年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他一直强调产权对于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一文中就提到，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而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一文中提出疑问。他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市场经济。易纲的论文集、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除了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易纲还关心环境保护，比如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等问题。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国民素质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在他看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人民币“入篮”
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易纲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两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币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
对于人民币“入篮”的历程和意义，去年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进行了深入介绍。（详情请点击：入篮一年，人民币改变了什么？）
他介绍，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经过多轮讨论，终于在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他同时指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下一步如何改革开放，他认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驾马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易纲表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货币政策下一步？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一行三会”变成了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模式。（详情查看：三问“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新架构）未来，央行如何发挥其协调作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8年及中期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易纲在两会答记者时解释了“松紧适度”的考量，他说，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流动性方面的松紧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今年初，易纲也撰文分析了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思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在文中表示，央行将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与此同时，金融业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会变。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他指出，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易纲简历：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1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经济系助教、副教授；
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1月12日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同年12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