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篮一年，人民币改变了什么？
“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以一个平和、共享、包容的姿态越来越深地介入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12月2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做出如上表述。
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币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对SDR的创设、定值及交易、审查标准等问题做了详尽解释，并对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和挑战、扩大SDR作用的讨论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人民币“入篮”迄今已逾一年，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梳理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的首期——“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上，易纲就人民币加入SDR的理论逻辑和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事件。
▼ 人民币加入SDR历程回顾：
☞ 2010年，IMF组织SDR审查，第一次考虑加入新货币
☞ 2011年，IMF春季会议及G20部长会，呼吁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SDR
☞ 2014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相关研究论证工作
☞ 2015年，适逢五年一次的SDR审查，人民币加入SDR面临历史性机遇
☞ 2015年3月下旬，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访华，与中方就SDR评估进展、SDR货币篮子标准、数据缺口问题交换了意见
☞ 2015年5月，人民银行协同相关部委，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弥补数据缺口，为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供数据支持
☞ 2015年7月中旬，IMF发布初步评估结果报告
☞ 2015年7月-9月，全力冲刺，解决操作性问题
· 开放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 完善人民币代表性汇率
· 完善人民币代表性利率
· 为境外机构提供清算和结算便利
☞ 2015年8月，IMF决定将当时的SDR定值篮子到期日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
☞ 2015年11月30日, IMF举行执董会：
· 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 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 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 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
☞ 2016年2月，人民银行向境外私人机构投资者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
☞ 2016年4月，人民银行发布《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流程》和《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业务流程》，为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提供操作指引
☞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
人民币加入SDR之路
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随着危机的迅速蔓延，中国走向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央。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引起国际社会巨大反响和热烈讨论。
周小川在文章中提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他建议，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积极推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投资和企业记帐中使用SDR计价，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
易纲表示，周小川行长的文章掀起了新一轮SDR讨论的高潮。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正体现了我们的“四个自信”与中国的智慧。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
易纲回顾，2011年，法国作为G20主席国，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题。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召开了G20杭州峰会，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成功推动世界银行、渣打银行在中国发行SDR计价债券。
人民币加入SDR之路
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
“在讨论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时，‘三驾马车’非常重要。”易纲表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方面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协同推进。“三驾马车”相辅相成，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和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易纲表示，贸易投资便利化，本质上旨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中国老百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和使用的方便程度，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存在管制，给很多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限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三驾马车”中的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易纲指出，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表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朱隽在讲座上分享了观点。她指出，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有三个方面，包括人民币资产的自动配置需求与吸引力增加；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正式认定；人民币成为IMF官方交易货币。
对于第三点，朱隽特别指出，人民币加入SDR以后，IMF成员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向基金组织缴纳份额，而不必再用美元和欧元。此外应成员国要求，IMF可用人民币向成员国进行拨款，成员国也可选择人民币进行还款。粗略统计，自人民币纳入SDR以来，在IMF安排下，各成员国向中国的还款达到12笔。
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
朱隽特别强调了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的长远影响。首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能够增强市场对该货币的信心，从而降低发生经济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一方面，就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而言，市场普遍认为其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做后盾，且储备货币本身就具有国际清偿力，这两条都有助于强化市场信心，提升对该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信心。另一方面，储备货币发行国很容易成为避险天堂，在危机发生时，各类资金出于避险考虑，会天然地涌入储备货币，因此储备货币发行国受其他国家政策溢出影响的程度就比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小的多。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冲击时，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市场信心受损，可能直接引起本币贬值或通胀高企。
第二，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对危机的手段更多，这体现在：首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更加独立，受其他国家影响较小，且在危机爆发时可以创新性的运用政策工具来缓解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行了连续三轮的QE和扭曲操作来实施救助，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这三大储备货币发行国创造了大量流动性，但鉴于货币是全球性的，所以流动性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吸收。而如果是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发行大量货币，就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内吸收，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适得其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民币确立储备货币的地位，令我们在今后应对危机时拥有了更多的手段。
第三，中国的企业可以更多的在国际投资和交易中使用人民币，降低成本，提高在国际投资和交易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这个反过来也会强化货币的国际储备地位，从而实现良性的自我循环。
第四，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降低积累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因为本币就可以进行国际支付，弥补国际收支的缺口，以及偿付外债。
最后，人民币加入SDR令中国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国际上得到实质性认可。2008年后，央行先后同30多个经济体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到3万多亿人民币。人民币加入SDR后，通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获取的人民币可以直接补充外汇储备，这成为自然的现实。此外，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IMF的一些危机援助项目中已经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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