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贸秩序需要什么样的新规则？

北京时间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国政府宣布对至少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中美经贸关系“山雨欲来”。实际上，美国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正不断动摇原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不仅是中美经贸关系，全球经济、贸易秩序都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其走向不容乐观。

此背景下，各国应该如何通过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方式应对挑战，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实现持续增长、繁荣和稳定？

3月23日当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新经济思维研究院（INET）共同组织召开了主题为“全球化的新规则”的国际交流晚餐会。两位诺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发表主题演讲；CF40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新经济思维研究院总裁罗强森(Robert Johnson)以及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等进行了主题交流。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晚餐会。

以下为此次交流会的精彩观点摘录。

01

谈中美经贸关系

斯蒂格利茨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自己对于经济政策的不理解。“美国国会通过了和平时期最大的减税方案，这几乎一定会造成美国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特朗普会因此生气，会责怪中国。尽管经济学界的每个人都会试图向他解释，这是减税和你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但他不会理解。”斯蒂格利茨说。

斯蒂格利茨认为，特朗普眼中的世界是一个零和世界，尽管人们试图向特朗普解释加法定理，但他可能缺少理解的能力。特朗普关注的是双边贸易赤字，而非多边贸易赤字，并且他只关注双边商品贸易，不关注服务贸易。比如美国对加拿大贸易整体是顺差，其中商品贸易是逆差，服务贸易是顺差，但特朗普认为服务贸易不算数。服务是由东、西海岸的银行、教育机构提供的，而商品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商提供的。“贸易政策的政治原则就是看哪些地区的人会受到影响。”

张涛

“如果贸易战真的来了会怎样？”在交流会现场，张涛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在IMF的同事对贸易战可能的后果做了一些分析假设。一国通过征加关税及非关税手段发起贸易战，然后对手国报复，这一行为使得全球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在未来三年内上涨10%，那会有什么影响？第五年开始，全球GDP和全球实际消费将每年下降近1.5%，几乎是2017年澳大利亚全年的GDP；长期则将下降接近2%。这些还不包括对供应链和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所以，贸易战是全球大家庭的损失。”张涛说。

当然，一定会有国家认为无所谓，只要本国不受损就是赢家。事实真的如此吗？

张涛表示，从逆差国家和顺差国家遭受损失的情况来看，假设逆差国家两年内采取效果等同于加征10%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顺差国家第二年采取同样措施报复，第四年所有限制措施取消。通过模型测算可以看到，在短期内，顺差国家比逆差国家受影响更大，但是从第四年开始逆差国家就要承受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到第七年和第八年开始要承受长期而持续的、高于顺差国家的严重损失。

也就是说，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贸易战没有赢家。“发起贸易战的国家最终则可能要承受更大的损失。”张涛强调。

罗强森

罗强森则认为，每个国家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的担心是关于数字技术和国家安全，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中国从美国得到这些知识和技术会让美国感到焦虑。特朗普总统身边围满了信息专家、军事专家，这是一群每天把国家安全挂在嘴边的人但不按经济逻辑思考的人，也是这些人影响着特朗普的决策。

02

谈技术发展与增长放缓

迈克尔·斯宾塞

斯宾塞这次继续强调了其“数字技术取代劳动力”的观点。他表示，数字技术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同，比如在中国，数字技术就成为了增长、创新、创业的动力。但在许多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却造成了就业和收入的两极分化。 “平均而言，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到了高收入者阶层，而中下阶层则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斯宾塞认为，“数字技术抢走工作机会”在理论上并不新鲜，但在过去其实很难实现，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能力。而现在，数据与计算能力将不再是问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几十年后人类社会真的失去了大量工作岗位，我们该怎么办？

斯宾塞建议，社会保障将保护并帮助人类度过这一转变时期。此外，为什么不让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动机转的更快？他认为，人们需要这两方面的平衡。

阿代尔·特纳

特纳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他说，中国将从长期经济放缓中受益，但在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中，中国也将面临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即不平等问题和自动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减少。

03

谈金融风险与稳定

特纳表示，当前所面临的金融稳定问题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率不断下降导致的债务累积，低利率在极大程度上促使了房地产投机和加杠杆的行为，进而导致了金融风险。他还强调，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特定领域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而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部门所无法做到的，但这需要政府进行协调。

沈联涛

沈联涛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需要解决四个问题：1. 如何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2. 在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储蓄的净资产收益率？3. 金融科技在中国发展迅速，如何应对金融科技给传统金融业带来的影响？FinTech企业的高估值是否可以持续？如果估值下跌，市场调整是否会带来系统性影响？4. 如何管理好企业杠杆？

沈联涛还强调，中国有足够的净资产和宏观审慎工具应对汇率和贸易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所做的加强金融监管、优化资产管理、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国外上市的公司回国、打击比特币ICO等举措都十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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