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主办的第七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将在北京举行。届时，PIIE经济学家团队将与我国决策部门、CF40专家团队等共同就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展开对话。此外，CF40和PIIE还将发布《2018·CF40-PIIE联合报告》，该报告将为中美经济、贸易发展提出切实建议。
今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PIIE研究团队就此问题连续发表了多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PIIE所长Adam Posen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找到中美经贸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解决办法。
在他看来，特朗普正在发动一场不明智的贸易战。Adam Posen近期在《一场不明智的贸易战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阿富汗战争》一文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沉浸在美国创造了新的贸易规则并可以利用这个贸易规则的错觉中。在美国苛刻的要求下，中国增加对美国的购买可以有利于政治投资者和美国所有者，但不能从根本上平衡贸易，对增加美国收入也没有实质性影响。
除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也是美方高度关切的问题。西方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要求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强制性技术转让和直接技术“盗窃”来获取技术。PIIE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认为，这种流行观点夸大了中国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的规模，（西方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对技术许可费的支付大量飙升，已经全球第四，甚至扣除一些影响因素后，实际上是全球第二。
美国无视中国的努力发动贸易战，同样会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负面影响，损害全球经济。PIIE高级研究员Chad P. Bown撰文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的产品清单上，85%的限制品类是中间品（各种“部件”）和资本设备。这是一种倒退。征税清单也会使美国很难与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保持竞争。这些不确定因素会放大对美国企业的伤害。中美双边对抗也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并严重损害全球经济。
在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在内的国际经济问题上，PIIE自1981年起就持续发表及时而客观的分析以及具体解决方案，被公认为是研究国家贸易与投资问题最权威的智库，也是极少数被新闻媒体和美国国会认为是无党派和中立的经济智库。
PIIE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来源于何处？其遴选高级研究员的标准有哪些？PIIE又如何保持学术客观性？本期CF40国际一线智库访谈录将通过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的专访，为您揭晓答案。
PIIE所长 亚当·珀森（Adam Posen）
问：PIIE如何确定最为适宜的高级研究员，有怎样的进入机制？
Posen：PIIE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是保持较小规模，但是对高层团队标准和要求极高。这使得PIIE不同于布鲁金斯学会等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数量两三倍于常驻高级研究员的智库。PIIE的高层团队保持在约20位高级研究员的规模。我会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对这20个高级研究岗位进行甄选。我一般对业内总共约40到50位顶级专家保持着长期关注，事实上有些高级研究员在进入前经过了两三年的密切关注和接触。在一些PIIE所属意的专家到访时，PIIE的现有高级研究员也会帮助进行游说，例如向对方列举智库的种种优点，表示自己度过了高效、愉快的工作时间等等。对于非常驻高级研究员，PIIE会选择主职在大学，或者不久居华盛顿，但是承诺会认真投入显著精力与时间的人。
在引入新的高级研究员之前，PIIE会进行一个内部讨论。如果我或两位以上高级研究员提出异议，那么该高级研究员无法加入。
问：PIIE如何衡量高级研究员的工作成果？
Posen：高级研究员会根据五个衡量指标进行年终述职。
第一，定量指标，这个类似KPI。其一是高级研究员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数量。其二是发表的各类文章的质量，衡量方式包括Economist等重要专业期刊的评论数量，文章在PIIE官方网站上的点击率和评论，以及媒体评价。媒体评价分为所有媒体的关注情况和重要媒体的关注情况两类。
第二，定性指标，这个主要由我来决定，Noland和HR来检查。我会以多种方式来综合衡量高级研究员的定性指标结果，包括：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具体指提供资金的理事会机构、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等，所要求的会议和会面数量；是否参与政策制定者的项目或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还会主动询问和收集政策制定者对高级研究员的正面评价，这里部分也是协调和交流的职能；与高级研究员的一对一谈话等等。
第三，学术影响力，主要综合文章在学术界的引用次数和专家意见。
第四，公众影响力，主要是看高级研究员参加活动和国际交流的情况，和理事会机构的反馈等。我认为智库应当重视多种交流：专家之间的交流；与非专家间的重要交流活动，比如与商界、重要媒体、政治游说团体等；公众交流，需要让研究项目对公众具有吸引力；能促进国际政府间合作的交流，例如中美访问。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条原则：如果一个高级研究员擅长专业领域而不擅长公共关系，那么减少他所不擅长的活动数量即可。不应当要求所有高级研究员都具有复合型职能。智库的核心是专家团队建设，团队需要多元化，而全能型人才的数量事实上是很少的。我不会要求高级研究团队中每个人都擅长公共活动。
第五，同侪互助。这是指高级研究员帮助智库内部其他研究工作进行评论和修改的情况。PIIE非常鼓励研究项目得到智库内部多领域专家的修改意见。
事实上，高级研究员的同侪互助机制也有同侪督促作用。由于高级研究员需要对其他高级研究员的工作进行评论、修改或提出建议，高级专家之间不仅能提供质量把关和研究灵感，提高研究质量，还会形成同侪压力——当研究工作受到批评、甚至被内部毙掉时，高级研究员会面对一定压力。年轻研究人员也会受到影响，由于PIIE的高层团队标准极高、内生动力强，很多中低层研究人员会被高级研究员所要求的质量和效率压垮。
高级研究员的年终述职情况可能会对年薪产生影响。在财政情况较好的年度，我会为述职优异的高级研究员提薪，而财政情况普通的年度，我会直接沟通。
问：高级研究员有退出机制吗？
Posen：非常明确的情况可以简单处理，因为异议较少，比如高级研究员明显不适合PIIE的工作，或者已经明确表示希望离开。还有一些非常资深的高级研究员由于个人因素而不能再维持高效大量的工作，他们会转为非全职高级研究员。
问：PIIE有一些讲席研究员，例如Nick Lardy？
Posen：PIIE目前有四个讲席研究员职位，这主要是一个荣誉职位，都由原本就是最有影响力与声望的高级研究员担任。如果董事会希望新设立一个讲席职位，那么需要满足一个门槛较高的金额。
问：PIIE如何配置中低层研究岗位和晋升渠道？
Posen：由于PIIE的长期发展战略，年轻的中低层研究人员数量较少，也难以留下来晋升。PIIE现在有一个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职位，该人员会获得3年+3年续约的合同。一般在3+3期内，PIIE已经可以确定该研究员是否有潜力上升至高级研究员。若否，3+3之后则不再续签。PIIE也有少量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职位，由个别格外优异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nalyst）晋升后担任。研究助理目前有13位，一般在职时间为1至2年，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的边际收益会递减。尽管存在个别格外优秀的研究员或助理研究员最终获升高级研究员的可能性，但事实上PIIE并未设置这样的职业路径规划，也不希望初级研究人员存在对这种路径的规划预期。
PIIE新获董事会资助创立了一个统计研究员暨质量控制协调员（Research Statistician & Quality Control Coordinator）职位，负责确保智库的研究数字准确可信。PIIE很重视学术客观性。
问：PIIE如何强调这种学术客观性？
Posen：对学术与研究质量的严格控制可以带来长期的良好记录，并使PIIE的研究成果具有政策可预见性，例如PIIE是不会支持反全球化之类不具备学术客观性的政策观点的。
学术客观性并不是追求最新的学术技术，而是要用学术标准来监控研究成果。例如，有时学术界不感兴趣的旧模型，事实上对政策分析依然好用，政策相关性对研究项目要更重要。学术客观性也体现在这些方面：不能在写作前决定观点和结论，确保数据信息的可公示性，保证资金透明，和言论独立等。
书籍简介
近期，《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一书出版，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
《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王海明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4月
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是当今美国智库的两大主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舰——传统基金会。相对国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实力和影响力毫不逊色，其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鲜，实则沉重。
本书作者历时五年，遍访美国一线智库和政府部门，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英文文献的梳理，深入分析美国两大主流智库，挖掘美国智库与政治思潮、权力转换和制度变迁之间内在关系，并试图从智库的维度透析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两大症结——两极化和民粹化——前者导致了五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对立，后者如今则体现为茶党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运动化，两者共同带来了对保守主义智库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义智库日益严重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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