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养育子女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导 读
近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引发社会热议。文章指出，在未来二三年内，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并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女性生育率低，其根本原因何在？CF40特邀成员，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撰文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她认为，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私人家庭在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是否选择生育属于个人权力，但是承担儿童的抚养成本则为社会责任。
为什么要对“丁克”家庭征税？
by 林采宜
截至2017年底为止，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5亿。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有9.62亿，占12.76%，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比超过25%（2017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人口数字在持续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却在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的困境。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
从文化层面来看，过去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孝道精神从道德层面约束着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负有反哺责任，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力及独立意志，从文化根基上彻底摧毁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制约，“人口”生产者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与其“产品”之间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报机制。
从经济层面看，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物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报，而“人口”的生产者（父母）对其产品（子女）却无法拥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因此，减少人口的生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
第一，人口生产的收益社会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老有所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承传。随着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完善，生儿育女的外部效应不断加强：年轻人口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永远大于对其家庭长辈养老的直接贡献。现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和个人积蓄生活，依靠子女赡养的成分越来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体现为情感愉悦，经济上的代际回馈，即养老补偿作用大为弱化。
第二，生育成本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即便儿童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经济越是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收入也越高。怀孕、生产及哺乳对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女性的城市职业女性影响相对较大，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远远高于农村妇女和家庭妇女。根据《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目前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比例预计将增加到68%，也就是说，三十年后，城市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七成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农村娃儿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导致的。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人类的生产、创造活动分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在这个领域，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另一类是人口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对其产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权也不能享有收益权，儿童、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在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私人家庭在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是否选择生育属于个人权力，但是承担儿童的抚养成本则为社会责任。
近期文章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