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光绍进入新的更高水平开放阶段之际，同时也面临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如何将数据这一重要的新要素与更高水平开放相结合，既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具体内容。

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当外滩金融峰会遇见超级央行周——聊点货币政策文

9月23日，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上，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9月22-24日，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峰会首日，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与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围绕“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和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时期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展开对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缪延亮主持对话。围绕近期经济学界热议的中国是否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问题，作为概念的提出者，辜朝明在峰会现场表示，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是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就必须拿到资金流数据，弄清楚谁在储蓄、谁在借贷，而目前尚无法及时掌握中国的资金流数据。“但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偿还债务，即使利率很低也不愿意借贷。如果大家一方面不愿意借钱，另一方面又不断存钱，就会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辜朝明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对“流动性陷阱”的解释。当所有人都同时修复资产负债表时，即使利率降至零，大家也仍会选择继续偿还债务，不会有人借钱，这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而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无效，应该通过政府借债来维持经济发展。余永定明确表示，“目前为止，还不能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他也指出，现阶段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鼓励企业投资，鼓励消费者消费。在余永定看来，中国没有必要过于看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财政赤字对GDP比低于3%，国债对GDP比低于60%），应该从现实出发决定财政政策。其次，中国或许应该考虑盯住某一通胀率的政策。“比如说，中国把3%作为通胀率目标。但如果通胀率低于3%，那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此外，两位学者还交流了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期间的经验教训。辜朝明认为日本的教训，一是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保持灵活汇率，二是要清楚本国产品的市场所在。余永定表示，人民银行勇敢采取行动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是值得称赞的。目前中国经常账户仍有大量盈余，所以我国不必过于担心汇率问题。以下为对话译文，仅供参考2023年9月22日，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辜朝明对话余永定，缪延亮主持主持人

2023年，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通胀和债务问题依然严峻，信贷政策持续收紧，多重因素叠加让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凸显。为深入探讨全球经济重启的有利路径，并展望全球复苏进程下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于2023年9月22—24日在上海举行。CGTN《财经高峰会》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冯慧兰（Mari

以下为尚福林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主题演讲全文。”2023年9月24日，尚福林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创新科创金融模式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

“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9月23日，欧洲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何佳欢｜责任编辑：宥朗视觉：李盼

9月23日，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9月22-24日，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在峰会首日举行的首场外滩圆桌“全球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上，印度央行原行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宥朗｜责任编辑：瑟瑟

以下为杨伟民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主题演讲全文。”2023年9月22日，杨伟民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文

2023年9月22-2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将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未来三日，来自世界各地的800余位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将在本届外滩峰会上就诸多精彩议题展开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分享真知灼见。现为大家带来峰会完整议程，下拉可查看各场次议程与直播预约入口，更多直播入口详见今日二条。9月22日BUND

SPENCE：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AI革命始于语言和语音识别，随后发展为图像和物体识别，现在我们有了生成式AI大语言模型（Large

2023年9月22-2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将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届时，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于飞、郭凯。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宏观政策与重启后的经济修复——一个跨国观察文

2023年下半年以来，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央行在抗击通胀方面愈发小心谨慎。通胀的顽固性和对加息决策可能打压经济增长的担忧使得美联储决策更加艰难。而在硬币的另一面，美联储加息已经对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国际收支和货币产生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近期国际经济学界围绕2%这一被发达经济体央行广泛采用多年的通胀目标，产生了不小的争议。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美联储应该将通胀目标提高到3%。在长期致力于走出通缩并终于在今年出现通胀迹象的日本，近期也有经济学家呼吁将通胀目标下调为除能源价格外的核心CPI上升1%-2%。如果回顾近三年美联储等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路径，不难发现，由于一些环境参数已经发生变化，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和主流宏观模型下，一些关键问题未必能得到正解。例如最初关于大规模财政刺激会否引发恶性通胀，以及通胀显性化后关于由供给冲击引起的通胀是否是暂时的等问题也曾引发大讨论，但大部分人都未能预料到四十年不遇的高通胀真的会发生。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打破了旧有的规律？我们该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一些主流宏观理论模型做出何种反思和调整？对于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未来有哪些重要课题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前夕，我们与即将出席本届峰会并发表演讲的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进行了一场简单交流。“由于经济和社会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即使最初看来很合适的规则，也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失去其有效性。”曾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这样感慨的白川方明，出于对日本经济的观察，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对通胀目标制和2%通胀目标的疑虑。在他看来，过度拘泥于在某个特定数字是危险的。对于物价上涨率变动的原因、机制以及内在含义的理解，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知识。有必要重新审视包括物价决定理论在内的宏观经济学。在本次交流中，白川方明也指出，我们必须严肃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四十年未见的高通胀，进而反思当前的思想模型和货币政策框架。展望未来十年，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更仔细地研究供给冲击的本质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随着供给冲击比过去更加普遍，将其视为一次性冲击而在货币政策决策中一笔带过可能不再合适；而人口少子老龄化趋势对供需两端的不对称影响，势必造成需求的减弱并带来价格下行压力，这种条件下，不应对温和通缩产生额外的恐惧。以下为中文访谈纪要：1回顾本轮全球通胀的爆发和2022年以来央行应对的过程，您认为我们应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其所依托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模型做出哪些反思？白川方明：我们必须严肃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四十年未见的高通胀。一个重要原因是极度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但仅看这一点还是浮于表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们会采取这样极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为什么迟迟未能收紧。我认为这是因为主流思想模型的失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有效利率下限或通缩的过度恐惧；第二，主流模型的基本假设是，通胀率由长期通胀预期决定，而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在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上，这样一来，只要央行坚持这个模型，我们就总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的思想模型以及货币政策框架。2在您的著作《动荡时代》中，您明确反对将2%作为通胀目标的绝对标准。本轮通胀以来，国际上再次掀起了关于通胀目标的争论。您如何看待通胀目标制和2%通胀目标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确保央行信誉的前提下，您认为未来主要国家在通胀目标的设定上有哪些可行的调整方向？白川方明：我个人比较喜欢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均为美联储原主席）多年前使用的对价格稳定的定义，即价格稳定指“价格波动不对经济主体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一种状态”。但我也明白，这样的定义到今天已经不被接受了。由于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价格稳定，独立的央行必须明确“稳定”的含义。所以，我接受2%的通胀目标。尽管如此，我并不热衷于这个目标。2%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原因有二。第一，通货膨胀计量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未来数十年将尤甚。例如，我们能否准确地衡量智能手机剔除质量因素影响后的价格变化？对此我就没有十足的把握。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只关注通胀数字可能会使我们忽略金融失衡，而这可能引发重大宏观经济动荡。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泡沫经济时，通胀就处于很低的水平。我无法给出一个替代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但各国央行应努力探索。我目前能提出的建议只有，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待通胀目标，并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纳入审视金融失衡的流程。3鉴于疫情以来劳动力市场、全球产业链调整等情况的变化，以及能源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的长期存在，展望未来十年，您认为对于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有哪些重要课题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白川方明：我当下能想到的有两点。第一是供给冲击。传统上，供给冲击往往被视为一次性事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货币政策制定者可以把目光越过供给冲击（looking

“贸易失衡是否会重回国际对话热点？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以及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北师大统计学院教授李昕，北大国发院博士后潘松李江共同撰文，围绕这一问题分享了对我国近年贸易顺差形势的观察和相关思考。文章认为，分析我国近年顺差形势，首先要看到近年外部不平衡上升是全球性现象，而这主要受到全球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顺差回升还受到国内技术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新三样”等可贸易部门比较优势凸显、经济基本面和实际汇率变化、美国对我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文章指出，近年我国对外顺差确实出现较大幅度回升，然而经常项目顺差相对经济总量水平并不过高，外部经贸总量关系仍处于大体平衡水平。随着后疫情时期经济常态化与通胀压力趋缓，主要经济体逆差有望收窄，进口走低客观上有利于我国顺差趋于收敛，有利于防止贸易失衡争议升级。结合上述观察，我国有效管理贸易平衡和潜在争议风险，或需考虑采取几点应对措施：可以理性客观回应，针对可能提出贸易失衡争议的主要贸易伙伴外部失衡的具体情况，更有效地展开对话。同时，着力扩大内需，在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强劲复苏的同时调节外部不平衡矛盾。*

在7.1一线稳定一段时间后，8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走贬。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月17日和21日短暂突破7.3之后，于9月5-8日再次突破7.3，最低点一路跌破7.35。与之相对的是，央行在一系列关键时点动用稳汇率工具：8月22日，央行在常态化发行基础上，增发100亿元3个月期限离岸央票，调节离岸人民币流动性。9月1日宣布将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9月11日，也就是在岸人民币一度跌破7.35后的首个交易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偏，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会议通过喊话的形式，有效震慑空头，当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大涨500点，一举收复7.3关口，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涨逾600点。9月13日，央行再次宣布将在香港发行150亿元6个月期限央票，其中100亿元为增发，这是央行一个月以内第二次增发离岸央票。除此之外，近期中间价的稳定性也已经明显增强。截至9月13日16:30收盘，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报7.2789，较上一交易日上涨46点。本轮稳汇率措施初见成效。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复盘本轮汇率波动成因，并从更广的视角来观察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的强弱水平，展望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更关键的是，思考下一步政策层面对稳经济和稳汇率还可以有哪些措施，以及近期市场讨论较多的一个疑问：央行是否重回守卫某一关口的干预模式了？受访专家总体认为，本轮人民币回调，更多受到美元走强和中美利差倒挂程度扩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或已经存在一定低估。在美元走势影响下，短期人民币汇率或继续呈现双向波动，而11月美联储是否加息的讨论尘埃落定的时点可能成为美元走势的“分水岭”，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向。人民币汇率中长期的走势则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长期平稳健康运行。在此方面，后续更多稳增长政策有望出台。同时，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提振有效需求。对于一些投机性做空行为，监管部门一方面应保持市场监管力度，打击违规交易行为；另一方面，也可适时调节跨境宏观审慎管理工具，防范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冲击。至于是否需要守卫某一关口，则无需过度解读。我国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本身就兼顾了灵活性和稳定性要求，防范汇率大起大落是其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本轮并非人民币汇率首次跌破7.3，这一整数关口的敏感性相比去年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本轮人民币汇率回落更多受外部因素影响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中金研究院研究员李刘阳表示，人民币汇率的回调反映的是内外基本面因素的变化。从外部环境看，美元指数自7月下旬以来连续反弹8周，幅度超过了5%，创2014年以来的最长连续上涨记录。10年美债收益率从7月中旬的低点上涨近60个基点，创出了本轮上行周期的新高。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上行，一方面带动非美货币全面走弱，另一方面扩大了中美利差倒挂的程度，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压力。而从内部环境看，国内经济复苏动能自二季度之后有所放缓，稳增长政策从陆续出台到落地见效存在一定时滞。在经济曲折式修复的过程中，市场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总体看，我们认为当前外部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更大一些。”他表示。支持这一判断的一个证据是，人民币汇率在美元指数偏弱和美债收益率处于偏低位置的7月上中旬是有所回升的，而在美元偏强和美债收益率走高的8、9月份走弱。从走势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月22日央行增发离岸央票后一度重回7.3以下并保持稳定，但9月5日以来再度跌破7.3。对于9月以来人民币的进一步走弱，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易峘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季节性购汇需求上升。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疫情后跨境旅游、海外留学购汇需求明显增加，叠加近期境外上市公司购汇用于分红，都扩大了外汇供求缺口。另一方面，美元指数明显走强仍是主要背景。她表示，9月以来，美国增长呈现韧性、欧元区增长动能明显走弱，全球增长分化，美债利率升势受阻；而美国经济增长和美联储立场的相对强势进一步凸显，继而美国基本面从“推升利率”更多转移至“推升汇率”。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已存在低估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如果对比其他非美元货币，近期人民币汇率水平并不弱。从7月24日至9月12日夜盘，人民币汇率虽然对美元贬值了1.42%，但同期欧元、加元、日元、澳元等货币的贬值幅度超过了3%，英镑和瑞郎的贬值幅度超过了2%，墨西哥比索、印尼卢比、新加坡元、韩元、泰铢、巴西雷亚尔等主要新兴国家货币的贬值幅度也都超过了人民币。易峘也提到，“虽然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走弱，但对一篮子货币的CFETS汇率指数小幅升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以来至9月8日，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近1%。易峘表示，央行近期稳汇率的措施是“组合拳”，短期信号作用比较明显。在8月之前，更早实施的举措还包括：6月26日以来，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持续强于基于“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模型预测值，显示央行可能重启了逆周期因子。6月底以来，央行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稳定汇率预期、防止汇率大幅波动。7月20日，央行、外汇局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上调至1.5。“在一揽子相关措施的推动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仍有所贬值，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阶段性强于其他的非美货币，对一篮子货币小幅回升。我们认为，在央行的政策作用下，人民币汇率或持续维持对一篮子货币稳中偏强的态势。”李刘阳说道。对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水平，李刘阳认为，综合各种基本面因素来看，人民币汇率目前所处的水平已经存在一定的低估。从国际清算银行口径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7月末的水平为91.1，低于长期均值8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率、经常账户、通货膨胀率等指标看，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处于全球中高水平、经常账户保持顺差、物价相对稳定，这都是汇率长期稳定的积极因素。这些基本面因素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弱于均衡水平。易峘预计，短期看，美元超预期强势可能在11月前告一段落，届时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有望缓解。随着9月后美国增长预期上修速度趋缓，美元的相对优势可能收敛，11月美联储是否加息的讨论尘埃落定的时点可能成为美元走势的“分水岭”。中长期看，经济基本面和增长预期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更大，汇率走势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李刘阳则认为，在美元指数走势的影响下，短期人民币汇率或处于阶段性磨底期。中长期看，内外基本面的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累积——从境内因素看，随着国内稳经济政策的逐步出台落地，8月中国进口、PMI、金融数据出现了初步企稳的态势。国内基本面修复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将会稳定国内投资回报和跨境收支，这将为人民币汇率的回升打下良好基础。从境外因素看，已经从8月的数据中观测到了美国就业市场趋冷的一些迹象。相关的迹象虽然在短期内对扭转强美元环境的影响有限，但相信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逆转向下，人民币汇率也将迎来回升的机会。此外，在9月11日人民币开始回升的关键节点，日元在日本央行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消息刺激下大举反攻，压低了美元指数走势，也为人民币回升间接提供了助力。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表示，当经济和物价形势出现超预期上行时，日本央行会考虑退出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他提到，日本央行对于退出负利率的时机还没有决定，但他强调了涨薪与涨价的正循环的重要性。如果到今年底关于涨薪的数据和信息足够支撑，那么年内可能会考虑退出负利率。易峘认为，短期日元能否逆转跌势以及日本央行最终的货币政策路径仍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基本面或将最终助推日元真实有效汇率升值。目前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将于2024年1月会议退出负利率，但考虑到日本经济复苏强劲，潜在通胀压力上升，且日元本身面临持续贬值压力，不排除2024年1月会议前日本央行就调整YCC政策或者退出负利率的可能性。此外，日本国内选举日程也可能对日本央行退出负利率的时间有一定影响。如果日本央行调整YCC或退出负利率，将推升日本国债利率，并可能引发资本回流，推升日元汇率，通常会对日本股市产生冲击。但是，利率上升和曲线正常化有助于提振日本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的股价。日本海外投资“回流”，短期将推升部分海外国债利率及信用利差。截至去年三季度，日本持有海外金融资产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2.4万亿为2013年QQE后新增仓位。此外，考虑到日本实行零利率的时间比较长，全球建立在零利率日元上的市场交易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日元零利率的终结可能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较大波动。李刘阳认为，退出负利率和放弃YCC可能会使日元走强。高利率通常吸引外国投资，从而提振本国货币。但这也取决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状况。总体而言，日元作为近两年在外汇套息交易中被卖出的融资货币，其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会导致套息交易的多头平仓，从而压低美元等高息货币的汇率。由于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量相对较小，日元走势对人民币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日元走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元走弱。因此，日元走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提振有效需求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的最根本支撑始终是中国经济基本面。8月中旬以来，稳增长政策的力度和密度均明显加大。针对地产、地方化债、资本市场、消费等宏观调控重点领域均有多项政策出台。对于政策层面下一步如何稳定经济和汇率预期，易峘认为，稳增长和稳汇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目标。这一轮稳增长政策的针对性明显上升，尤其是针对地产和城投化债这两个“痛点”。目前至9月末仍是稳增长窗口期，此后可能有进一步政策出台。其中，地产、尤其针对一线城市地产需求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以及央行以特殊金融工具支持化债的努力最值得期待。此外，政策对城中村改造支持力度有望加大。李刘阳建议，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需求的不足会造成货币供应阶段性高于货币需求，从而对汇率产生负面影响。加大财政政策的调节力度能够有效提振需求，增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李刘阳表示。他进一步表示，货币需求的回升将会弥合国内货币供求缺口，提高利率，从而对人民币汇率带来提振。除此之外，财政刺激也能改善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能够引发资本回流并支撑汇率。长期视角下，还需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潜力。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资本流出或投机性做空行为，李刘阳认为，监管部门一方面应保持市场监管力度，打击违规交易行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则可适时调节跨境宏观审慎管理工具，防范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冲击。近期，围绕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央行在这一过程中的动作，市场上也出现了关于7.3是否已经成为央行要守的关口的讨论。对此，李刘阳认为，一方面，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这个机制原本就兼顾了灵活性和稳定性要求。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经济需求的作用，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汇率大起大落扰动预期。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在2022年一度跌破7.3，但随后很快收复并走出了阶段性回升的行情。从期权波动率、风险逆转等指标看，7.3作为一个整数关口，其敏感性相比去年已经有所下降。在预期相对平稳的前提下，保持汇率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更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版面编辑：宥朗｜责任编辑：宥朗视觉：李盼

2023年9月22-2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将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简称“外滩峰会”）持续聚焦绿色发展、国际金融、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外滩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联席执行主席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担任。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资产负债表衰退”描述的是一种宏观现象，而并非一个完整的理论，其是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简单套用“资产负债表衰退”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中国经济数据并不符合“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很多重要特征，过度强调“资产负债表衰退”会误导我们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的取舍。对中国宏观经济可以有更简单和传统的解释，这个解释基于以下三个前提：一是中性利率此前已处于较低水平；二是需求侧在2021-2022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三是决策层采取了比较克制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上三个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通过传统凯恩斯机制引发的需求不足、收入下降、通胀下行、利率走低和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我们应警惕流动性陷阱、债务-通货紧缩和杠杆率越降越高等三大风险。实现温和通胀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思考政策选项亦可围绕实现温和通胀为目标。那么，如何制定实现温和通胀的宏观政策？政策制定有哪些关注点和注意事项？本文就此提出了思考和建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近日撰文表示，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等信贷类金融机构最关键的业务环节，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是风险管理的必然方向，但现阶段人工智能风控模型主要侧重对借款人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评估，几乎没有对贷款用途风险的评估。刘晓春提出，不论是在对公业务领域，还是对于零售业务和小微企业业务，必须对借款用途进行专门的风险评估。但现有技术还不能满足这类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应用技术中对业务和技术两端都没有深刻的洞察：方法上，必须突破客户画像的思维局限，技术应用要贯穿信用风险管理全过程；技术上，要突破单一技术的局限，综合应用不同功能的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不同信用风险管理环节的不同需求。他提出，每项技术都有其能力边界和局限，因此，对于一项新技术，一方面要打开思路，大胆创新应用；另一方面，更要深刻理解技术的特点和不同业务特点的适配性，以期达到有效创新应用的效果。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刘晓春提出，未来还需解决三方面难点：一是评估结果和决策结果必须是确定正确的，不可以是模棱两可甚至有误导性的；二是模型必须是可检验和可解释的；三是模型应用的结果应是可以追责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三点，其风险将比不应用人工智能更大。”他表示。*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近日撰文表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支出下降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的着力点，在于让各部门有钱花、愿意花。其中，政府部门应率先站出来打破恶性循环：一要降低政策利率，这将大幅改善各部门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二要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无需过度担心政府会因此承担过多债务；三要从支撑市场需求和稳定市场主体两方面着手，稳定房地产市场。张斌认为，扭转预期，需要政策的支撑力度大于市场的下行力度。政策信号和决心越是明确和充分，所需的政策资源反而越小。*

“日前，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就经济稳增长和提振资本市场政策工具箱还有哪些可用工具进行探讨。李迅雷认为，考虑到我国政府可以管控的资产规模之大，制造业超强的商品供给能力以及由此带来货币政策空间，中央政府较低的杠杆率水平，我国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还有很多。政策应该对症下药，应对周期性问题主要靠总量工具，但只能起到缓解作用，不能扭转趋势；应对结构性问题，则主要靠改革，尤其要对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进行利益再平衡。李迅雷表示，股市是现实经济的映射，在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坚持改革开放，需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在提振资本市场方面，尽管降低交易费用或降低市场利率，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估值水平，但相对而言比较间接。要在中短期内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不能停留在供需关系的调整，政策工具箱里要拿出来的，一定是更强悍的工具。李迅雷建议，可以考虑设立资本市场平准基金，当市场出现过度恐慌或非理性下跌时，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也有利于引导市场进行价值投资。具体而言，目前港股估值水平和活跃度已经非常低，平准基金可以先从外汇储备资产中拿出一部分配置港股做起，再逐步把增持扩大到A股市场。对于A股上市国企估值偏低的问题，需要找到被低估的根本原因，继续推进国企改革。例如，在股东利益最大化，改善体制机制，以及并购重组等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下功夫。此外，无论国企还是非国企上市公司，在“中特估”的探讨和建设过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都需要进一步改善。*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金融监管太少，还是错误的金融监管太多？无论你持哪种观点，丹尼尔森生动的叙述和内容丰富的讨论一定会激发你的兴趣、挑战你的成见。——帕特里克·霍诺翰

“数字人民币是利用最新的网络和移动支付技术，通过组织形式和业务模式的再造，实现对货币发行和支付体系的一次大的升级。其既有现钞的物权特征和匿名功能，又具备电子支付工具的便携易用性和可追溯性，升级成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通用型支付工具。在完成货币升级后，全社会的支付工具也就相应地要升级为新的货币。首先要实现升级的是零售场景所使用到的支付工具，也就是将数字人民币作为所有零售场景下的支付工具。短期内可以先从技术标准上统一二维码标准，实现条码互认；长期来看，我们将稳步实现支付工具的升级。批发支付场景所使用的支付工具，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与原有电子支付工具和商业银行存款的全面互通、无缝衔接来实现升级。对于原来没有覆盖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可以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并用智能合约来实现券款对付（DVP）和付款交割（PVP），提高批发支付效率。——穆长春

“过去三年，我国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进入2023年，我国经济正式启动新一轮复苏，各部门也在努力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情况究竟如何，是判断接下来经济复苏持续性的重要依据。在观察资产负债表的同时，有必要重点关注各部门现金流量的情况，因为资产负债表的边际变化总是现金流量变化的结果。尤其是在缺乏资产负债表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观察现金流量的变化来倒推其资产质量和债务压力的边际变化。通过分别观察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现金流量和资产负债表在二季度出现的边际变化，本文得出一些基本发现：二季度包括家庭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多数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边际恶化，只有中央政府和企业部门中的少部分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停止恶化甚至略有改善，这与二季度经济复苏动能转弱密切相关。结合以上发现，本文尝试归纳出三方面结论，希望有助于理解当前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现实。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如何寻找不同以往的进化之路，是所有银行业经营者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近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主编的新书《大众金融：商业银行的进化之路》，从亲历者的视角再现了一家国有大行何以能在时代变革大潮中实现“大象跳舞”的故事。本书全景式展现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提供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借鉴。田国立认为，数字金融革命给金融业带来强大冲击，最显著的一点是数字技术使得大多数人能平等获得金融资源，改变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二八”盈利模式，让金融能为大多数人服务。“银行的消失”成为一种预言。但是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痛点也是机遇。在数字金融能力的加持下，如果让二八定律颠倒过来，让金融服务全面普及，成为“大众金融”，金融机构的进化方向就会变得清晰。抓住这个进化的本质，回归金融的“服务”特性，回归市场经济的公平性，那么金融科技的强大力量将使得传统商业银行不仅考虑本身的经营效益，而且有能力站在社会进步的道德高度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以下为《大众金融：商业银行的进化之路》前言和结语，获出版社授权转载。”前言文

“当下推出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需求侧，放松了之前对购房施加的约束，比如说“认房不认贷”等。这些需求侧的放松政策应该能够促进房地产销售的复苏，有助于整个行业的稳定。但我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应当需求侧和供给侧并重，而且供给侧更加重要。要恢复供给，一是可以适当放松“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等融资约束性政策；二是有必要成立国有房地产纾困基金；三是清晰定义“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稳定行业预期。除短期内让地产开发商恢复融资、重塑信心之外，在更长期，还需要增加土地供给，增强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徐高

“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关键，是稳住流动性，特别是房地产商的流动性，这需要多方发力：首先，稳流动性不是救个别非理性经营和扩张的房企，更不是给一些房企免责送钱，需要防止道德风险；第二，个别稳流动性的手段或许要突破常规，但依然要依法合规，尊重市场规律；第三，多渠道筹措资金稳流动性，但必须切割风险蔓延的通道。在帮助房地产企业稳流动性的过程中，需要隔离购房者与建筑项目烂尾风险，这也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为此，需要改变预售房制度和创新按揭贷款模式：❶

“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此以来，相关政策措施密集推出，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印花税下调也于今日落地，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自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长期来看，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一个关键仍在于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居民财富增长的作用。近期出版的CF40书系新书《共富时代的大国金融：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实践》在其中一章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跻身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的效能逐步显现，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证券类金融资产的占比日益提升，但也存在财富效应偏弱、投机氛围较浓等问题，资本市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功能仍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居民财富增长的作用，本书建议突出“六化”努力方向：1.坚持理念与政策“中性化”，夯实股市内生稳定性；2.强化上市公司“公众化”，奠定价值投资基石；3.促进中介机构“中立化”，营造价值投资环境；4.倡导投资者“机构化”，践行价值投资理念；5.推进债券市场改革“纵深化”，提高违约处置效率；6.加速资本市场“一体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本书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径山报告》项目2022年的研究成果，由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组成。写作成员主要包括：肖钢、张晓慧、张斌、王胜邦、王毅、金李、殷兴山等。《共富时代的大国金融：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实践》《径山报告》课题组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郭凯。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鲍威尔的Jackson

平衡的基础上，更要将资产负债管理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周期中去看待，从而实现短期利益与中长期利益的协调统一。价值最大化进一步强调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即在有限资本（有限风险承受能力）

目前，转型金融在实操层面仍存在一定障碍，需要抓住定量、确权、交易、法治和信息披露等五个薄弱环节。*

合并所有口径的政府债务，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债务水平仍然处于可管理的区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政府债务的持有人主要是本地居民，这可能放大了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❸

本文刊于《中国金融》2023年第15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转型金融工具的关键绩效指标文

“当前，市场似乎把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库存周期”上，有观点认为本轮库存周期正在见底，接下来会进入主动补库阶段并跟需求复苏形成共振。但实际上，库存周期所依赖的前提条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很难广泛成立。质言之，从来没有库存周期，有的只是经济周期中的库存调整。过去两个季度，企业的实际库存水平依然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且大概率是高于企业合意库存水平。套用流行的库存周期框架，当前工业企业或许仍处于所谓的“被动补库存”阶段。如何理解库存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在什么情况下，企业才会主动增加库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提出，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专著《共富时代的大国金融：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实践》出版，在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本质差异，梳理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研究提出了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与实施路径，为读者深入了解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为本书撰写的推荐序中指出，金融既是“天使”也是“魔鬼”。金融搞得好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但如果把握不好信用、杠杆、风险这三个环节和尺度，金融反而会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金融的精髓在于设计一个信用基础较好、风险较小的杠杆体系。黄奇帆表示，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新命题、新挑战。在当前发展阶段下，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发挥其经济血脉作用，在资源优化配置中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发挥滴灌效应，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具体而言，至少应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使资本市场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上有新举措、新进展。*

“尽管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从全球来看，中国出口的份额仍保持稳定，甚至出现上升。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发挥的中间缓冲作用，则中美间接联系自2017年以来的弱化程度有限，2019年以来还呈现出持续的缓慢修复态势。这对于中美双方而言是一种次优解，对于中间缓冲地带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历史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国内产业升级，要使国内产业升级的程度快于产业迁出的速度，从而使中国与其他中间缓冲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形成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互利共赢关系。此外，当前我国出口增速面临较大压力，而我国在全球出口当中的份额表现相对较强，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扩大内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021(4):8.[7]张斌、张佳佳、钟益，房地产的宏观经济学[r].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投资、消费、出口同比增速均较上月进一步走低，并低于市场预期水平，显示总需求不足问题仍然存在，私人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尚未明显收敛。分部门看，不同经济主体面临不同程度的资产负债表约束。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及时“降息”的操作值得充分肯定，非对称降息也有助于遏制所谓的金融套利和空转现象。接下来，我国宏观政策不妨再大胆一些。如果政策出台的速度和力度能够显著超过市场预期，则不仅能刺激总需求，还能尽快扭转市场对经济下行的线性预期，帮助经济尽快回到更可持续的复苏轨道上。——朱鹤

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65-76页；都阳、张翕《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及其在调控政策中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4]

“在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时，也许有必要对美国利率的终点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利率终点的意思是，当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时，美国长期国债的名义利率所处的水平。从较长期的视角来看，影响美国名义利率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三项，分别是稳态时美国的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分析表明，增长和通胀的变化对稳态名义利率的边际影响有限，储蓄-投资的平衡问题或许是决定稳态利率边际变化更关键的因素。需要站在全球视角来理解美国的“储蓄-投资”平衡。美国在2004-2006年期间曾出现“格林斯潘困境”，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则为前者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解释——包含中日韩等国在内的东亚的过剩储蓄是美国长期利率的“压舱石”。而10多年后，中国经济的变化相比于2008年前后对美国的影响显著上升。如果伯南克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利率的终点很可能握在中国手中。若未来我国储蓄相对于投资上升，我国对外顺差继续保持高位、国内利率趋于下降，美国的稳态利率整体不会高于2020年以前；若我国储蓄和投资更趋平衡，美国的稳态利率则整体不会低于2020年以前。由此，可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本轮限制政策是美国限制对华科技投资的第三轮尝试，也是基于此前建立对华投资的全面审查、设置企业层面投资黑名单这两轮尝试的一种折中方案。本轮限制政策显示出，美国单边政策思路将变得更加清晰：其一，先限制流入后限制流出；其二，在投资领域方面仅关注最敏感的细分领域；其三，美方仍会慎重处理流量与存量的关系；其四，美国还可能强拉其他国家加入联合限制措施。本轮限制政策对中国特定行业、企业会有雪上加霜的影响，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同时，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配合协调程度，但其影响也容易被市场误解、高估。对此，我国要避免干扰，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一，扭抱融合，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发挥规模优势；第二，加强对话，稳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第三，求同存异，积极改善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徐奇渊

日本自然利率的估计值图7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3%，增速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为2021年3月以来首次负增长；7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4%，环比下降0.2%，降幅分别较上月收窄1.0和0.6个百分点。分析总体认为，CPI和PPI同比读数年内或均已见底，但未来价格修复进程与绝对价格水平走势仍然承压，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应警惕经济增速和通胀在较低的增速水平相互强化，对低通胀环境下的潜在风险给予充分重视。通胀数据呈现积极迹象7月CPI同比虽然进一步下滑至负增长，但通胀数据整体却呈现出一些积极迹象。一方面，CPI同比降幅小于市场预期的0.5%。如果从环比来看，7月CPI环比上涨0.2%，为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PPI同比和环比降幅均有所收窄。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分项来看，CPI同比由平转降，主要是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2.3%转为下降1.7%，影响CPI下降约0.31个百分点，是主要拖累项。特别是猪肉价格下降26.0%，降幅比上月扩大18.8个百分点。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其中，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5%，影响CPI上涨约0.40个百分点，是主要拉动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主要受出行类服务价格上涨带动，其中暑期出游大幅增加，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6.0%、10.1%和6.5%。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0.3%，其中受国际油价上行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1.9%；“618”促销活动结束，大型家用器具、家庭日用杂品和个人护理用品等价格有所回升，涨幅在0.7%—1.2%之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PPI方面，同比和环比降幅较上月收窄，主要受国内生产供应总体充足、部分行业需求改善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其中，环比来看，7月生产资料价格降幅收窄0.7个百分点至0.4%，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3%。国内煤炭、钢材供应充足，需求有所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分别下降2.0%、0.1%，降幅分别收窄4.4、2.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原油、有色金属等价格上行影响，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均由降转涨，分别上涨4.2%、0.4%。另外，计算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价格均上涨0.4%，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上涨0.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价格上涨0.7%，纺织服装服饰业价格上涨0.6%；水泥制造价格下降6.5%，玻璃制造价格下降2.9%。CPI和PPI同比年内或已见底分析认为，CPI和PPI同比读数年内或均已见底，其中7月可能成为CPI同比增速的底部，而PPI的底部大概率已经在6月出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7月CPI同比下降0.3%，尽管落入负值区间，但整体物价形势并不悲观，后续CPI与PPI增速双回升是大概率事件，本轮物价走势底部已基本可以确认。从支撑因素来看，主要有三点：一是美国经济“软着陆”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升，叠加包括产油国坚持减产等因素综合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反弹；二是7月下旬以来国内猪肉价格出现反弹，主要因为养殖户在持续亏损后、在价格短期上涨预期下压栏惜售所致。进入四季度后，随着肉类季节性需求回升，以及前期产能去化效应开始逐步显现，猪肉价格或在底部企稳待涨。三是随着一系列逆周期政策“组合拳”的落地实施，核心通胀有望逐步回暖。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总体看，CPI同比回落是阶段性的。下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扩大，供求关系持续改善，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步消除，CPI有望逐步回升。在7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也曾表示，今年以来CPI同比涨幅震荡回落，7月可能还会下行，主要是需求恢复时滞和基数效应导致的阶段性现象。刘国强指出，我国货币条件合理适度，居民预期稳定，随着政策效果不断显现，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弥合，8月份后CPI有望开始逐步上行。预计全年CPI总体走势呈U型。年内物价水平先降后升，年底有望向1%靠拢。关注绝对价格水平避免进入“低通胀陷阱”下一步，价格的修复速度与绝对价格水平走势值得关注。2020年以来，中国核心CPI已经连续三年多低于1%；7月PPI同比尽管降幅收窄，但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为连续10个月负增长。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预计，从绝对值看，短期CPI、PPI大概率仍将偏低，换言之，短期低物价环境应会持续。鉴于年初以来物价持续低于预期，全年通胀中枢可能需要进一步下修，按照测算，2023全年CPI中枢可能下修至0.6%左右（此前预期0.7%左右），PPI中枢可能下修至-2.9%左右（此前预期-2.8%左右）。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7月23日召开的宏观政策季度报告会“低通胀时期的经济表现”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应警惕经济增速和通胀在较低的增速水平相互强化，避免进入“低通胀陷阱”（详见《总需求不足的最新表现与政策选择》）。所谓“低通胀陷阱”，一方面可能体现为经济增速和通胀在较低的增速水平上相互强化和自我循环；另一方面，若物价负增长侵蚀企业利润并加重实际负债，有可能引发通缩-衰退螺旋。有观点提到，治理低通胀可能比治理高通胀更加困难，应该对低通胀环境下的潜在风险给予充分重视。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选择，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对摆脱需求不足和低通胀局面至关重要，通过明确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充分压降真实利率，可以重建储蓄和投资平衡；也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扩张可以直接增加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资产，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接下来的着力点可考虑从收入端转向支出端。政府性投资应坚持投向私人部门参与度不高的准公共领域。多尝试直接促进消费的政策，加强相关政策实施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此前在演讲中表示，如果想象我们现在的通胀不是在零附近，而是在2.5%或者3%附近，仍然在政府工作报告设定范围之内，但持续的温和通胀将有利于拉动内需，改善企业盈利，增强政府支出能力，提高居民名义收入，改善资产负债表。在这个意义上，政策需要锚定一个相对偏高的通胀目标，避免我们国家的通胀陷入一个偏低的水平。（详见《郭凯：思考宏观经济和政策的温度》）本文参考来源：1、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sj/2、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990911/index.html3、民生银行宏观研究团队，《【数据点评】外贸增速触底了吗？——7月进出口数据点评》，2023年8月9日4、国盛证券研究所，《底部确认—兼评7月物价的三大变化》，2023年8月9日5、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总需求不足的最新表现与政策选择》，2023年8月3日6、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郭凯：思考宏观经济和政策的温度》，2023年7月28日版面编辑：李嘉宇｜责任编辑：潘潘视觉：李盼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公布实施。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发表文章分享三方面学习体会。➤

公共债务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服务供给和促进公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尤其是动态来看，如果现在增加的债务通过促进生育和改善公共服务来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长，则债务的可持续性增加。——彭文生

“前段时间，辜朝明和他创造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成为一时焦点；再往前几年，描述资产价格崩溃的“明斯基时刻”也曾引发广泛关注；继续往前90年，欧文·费雪发表了著名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如果他们几位担心的问题同时出现，意味着什么？Gau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