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央行是否要发行数字货币，至少需要关注其对金融中介、投资和福利水平等三个方面的影响。各国情况不一样、考虑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国内的支付效率与安全性，突出普惠性问题；而发达国家更多关注跨境支付的效率和安全问题。2019年6月，脸书发布了天秤币白皮书，在此之后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兴趣增加，研究步伐加快。以此来看，虽然天秤币计划最终被放弃，但天秤币白皮书的发布似乎是数字货币市场形成“竞争压力”最直接的触发因素。从大的背景来看，数字货币发展也与各国自身金融与支付体系的数字化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变化，以下三方面问题尤其值得关注：❶

“本文要点面对此次汇债困局，日本央行需要在“不可能三角”中作出选择——预计日本央行不会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如果其完全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将面临日元大幅贬值。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稳定汇率”之间选择一个靠近前者的中间解，若只能二选一的话，则将会选择前者，因为汇率不是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标。换言之，日本央行将会继续寻求办法坚守国债市场，以期等到石油价格停滞甚至下跌、美国CPI见顶、美国货币政策不再超出预期、美国经济超预期下跌等。目前来看，日元仍有下跌空间，但跌势节奏会较之前尤其是4月有所缓和。日本央行仍有防守空间，而前述经济指标一旦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走势，此次“危机”将基本可以化解。即便如此，日元贬值也不会是妙手回春的招术，日本低利率环境也无法根本改变日本经济的弱势，甚至大幅贬值反而是日本经济地位进一步衰落的折射。——周学智

“在6月28日举行的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屠光绍以《把握好ESG发展的三“重”主线》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ESG驱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ESG发展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领域；ESG投资是金融投资体系的重大转型。”屠光绍发表主旨演讲把握好ESG发展的三“重”主线文

“近年来，逆全球化、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局部战争等冲击让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新机遇。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竞争格局，唯一的出路是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中国需要内外兼修、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对外，要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把产业链转移变成中国产业升级，特别是区域分工生产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对内，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要把握好数字化、绿色化的机遇，加强技术创新，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进一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隆国强

“近期，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压力有所增加，消费增长乏力，有必要考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最新一期NFR工作论文《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尝试提出一个临时实施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方案。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借鉴国外的做法，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就业增长目标，作者提出一个由对企业和对个人两部分组成的政策方案：第一部分为企业新增就业奖补政策。通过对企业的新增就业进行工资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部分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向低收入的就业人员，根据收入和家庭情况发放补贴。作者指出，上述方案通过运用较少的财政资金，同时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也可以缓解企业和家庭现金流问题，具有较好的精准性和激励相容性，而且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等现有税收基础设施实施，直达微观主体，可操作性强，可以作为现有稳就业和稳消费政策的一个补充。*

“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会议指出，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要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明确监管红线。据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透露，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基础性制度文件已形成初稿，下一步，将加快推动文件出台。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就“数据治理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具有虚拟性、非消耗性、排他性、规模价值递增、产业模糊性等特征。在客观总结当前我国数据要素管理在监管制度、数据安全、权责界定、价值测度、交易市场及国际规则变化等六方面存在的挑战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对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完善顶层设计，成立高规格的数据管理委员会，全面统筹安排相关工作；第二，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明确禁止行为，对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推动算法审计；第三，遵循谁产生谁负责原则，厘清数据权属关系；第四，探索建立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数据价值测度体系；第五，明确数据要素交易范围，促进数据有序流动；第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协调，争取发展主动权。更多干货内容，详见全文。*

“自2009年全球首笔绿色债券发行以来，全球绿色金融市场一直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导。2020年，全球首只“绿色股票”在瑞典亮相，成为绿色金融领域的又一创新产品。在全球各国共同推动“碳中和”的大趋势下，与气候风险及低碳转型相关的投资机遇很可能成为未来十年ESG投资的主要焦点。作为聚焦清晰、操作简易的投资工具，绿色股票有望成为与绿色债券并驾齐驱的核心绿色金融资产之一。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低碳转型投资需求将达上百万亿元人民币。毋庸置疑，这其中既有风险较低、适合使用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等债权融资的项目，也有风险较高、更适合利用股权融资的项目。因此，引进并推广绿色股票的评估标准和融资形式，既能给致力于低碳转型的中国企业提供一种成本更低、期限更长、灵活性更高的融资工具，也能给专注于环境与气候风险治理的ESG投资者提供一种回报更高、可信度更高的绿色金融资产。——孙明春

“当全球经济同时面临低增长、通胀与债务高企，主要发达经济体实验多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其会走向何方又将进一步造成哪些影响？在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情况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李斌和CF40特邀研究员伍戈的新著《债务杠杆、供求循环与货币的作用》

金融服务双循环背景下的城市群建设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群建设的意义和发展方向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当前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与挑战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服务城市群建设的政策建议附录03

“近期发表的NFR工作论文《新市民与新模式：面向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提出，我国住房市场迈过发展高峰期，炒房、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部门不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未来房地产市场或由“易热难冷”转向“易冷难热”。文章分析认为，房地产市场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一是都市圈过高的房价制约了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在工作所在地的大城市定居；二是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表收缩威胁到当前和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对此，文章提出了房地产新模式下的解决方案：一是面向新市民的都市圈建设方案，包括完善面向新市民的住房及公共服务供给，为新市民提供购买力支持等；二是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债务化解方案，包括推动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市场化，用“贴息+REITs”模式盘活沉淀资产等。文章特别指出，这两个方案都是尽可能地利用市场自发力量解决问题，需要政府在土地、教育和医疗服务、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不给政府增加过多财政负担。*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6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数据要素基础性制度文件目前已形成初稿，下一步，将加快推动文件出台。据介绍，相关文件聚焦数据产权、交易流通、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内容，加快构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四梁八柱”，构建与数据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就“数据治理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具有虚拟性、非消耗性、排他性、规模价值递增、产业模糊性等特征。在客观总结当前我国数据要素管理在监管制度、数据安全、权责界定、价值测度、交易市场及国际规则变化等六方面存在的挑战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对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完善顶层设计，成立高规格的数据管理委员会，全面统筹安排相关工作；第二，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明确禁止行为，对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推动算法审计；第三，遵循谁产生谁负责原则，厘清数据权属关系；第四，探索建立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数据价值测度体系；第五，明确数据要素交易范围，促进数据有序流动；第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协调，争取发展主动权。更多干货内容，详见全文。*

“万众瞩目的美联储6月议息决议出炉，如市场所预期为75bp，这也成为联储自1994年11月以来的最大力度加息行动。鲍威尔宣称，5月CPI数据及其他通胀预期数据是决定加大升息幅度的主因，同时强调75bp的加息幅度并非常态。尽管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表达了更为强势的抗通胀决心，并有意避免谈论经济衰退，但也正如他本人所说，当前总体通胀中有太多美联储无能为力的因素。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软着陆”前景并不乐观。通胀与衰退的迷雾不仅笼罩在美国，事实上，欧洲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前景更加令人担忧。最新一期NFR工作论文《为全球滞胀到来做好准备》认为，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即将面对“滞胀”的卷土重来，也就是新一轮的“低增长、高通胀”组合。文章指出，1970年代全球滞胀的经历表明，供给侧冲击和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是滞胀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当前，全球许多经济体正在经历4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且全球经济扩张的势头正在迅速放缓。短期和中长期因素均表明全球经济面临供给侧冲击的完美风暴，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行动严重落后于通货膨胀曲线，并有可能继续在应对通胀上犯错误。虽然当下的全球经济与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有很多不同，但全球性滞胀的风险已经不能忽视。文章强调，全球性滞胀会通过多个渠道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早做准备，并就此提出五方面政策建议。*

%，较4月回升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增长0.9%，与上月持平。5月PPI同比增速6.4%，较4月回落1.6个百分点。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全球滞胀风险具有异质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欧洲国家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高。二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增速放缓和通胀高企的现象。三是亚洲各国的表现较为突出，滞胀风险相对较低。当前的通货膨胀现象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需求侧效应在美国可能更显著，这是因为美国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另一方面，我们正面临一系列严重的供给冲击，也不应忽视某些背景因素带来的影响，例如，减碳的努力和去全球化力量都推高了商品价格，并且这些因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当前形势下，合理的应对政策应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是否应采取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第二，大幅收紧政策可能带来经济衰退。通胀和经济停滞哪个更需要避免。第三，考虑到通胀的供给和结构性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比原来较高的通胀率是否对经济更有益。第四，考虑到通胀的多种成因，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胀是否合理。——汪涛

浩然监制：卜海森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也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新书《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日前正式出版，作者为CF40学术委员、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隽等。本书为CF40课题“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成果，以绿色金融为统领，从推动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宏观框架出发，梳理了相关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就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朱隽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4月27日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年春季会议上表示，实现碳中和需要动员巨额投资，从这一角度看，金融业的功能及其特长至关重要。应重视金融业在定价、风险管理及跨期、跨境投资中的作用。他指出，如何面向动员和激励投资去实现双碳目标，金融界既有不可或缺的特长，也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深化和落实。首先，如果要处理贷款和投资，就必须把未来的减排回报折换为净现值。其次，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构建整个碳配额约束及价格形成时都要考虑作通货膨胀调整，而且通胀率还有不确定性。既然气候变化及碳中和需要多年的行动，累计通胀的影响则会比较显著。第三，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第四，由于未来可用技术的不确定性，整个减排系统的多个参数在未来都需要强调动态调整。此外，周小川还谈到了碳市场的设计和碳配额设置方法等问题。周小川认为，碳市场应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其所产生的价格也是一致的价格，并且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目标。对于一些将碳市场设计分为碳排放权市场和碳补偿市场或按不同性质产品细分为不同市场的提法，周小川认为，虽然从概念上来说未尝不可，但从实际操作和未来功能发挥来看，不利于最优价格的发现和资源配置的优化，还需要从数学模型及其表达上加深对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从方法论上看，由于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新加入了碳配额总量等约束条件，需要使用更多资源才能实现原定的GDP，找到最优资源配置，也就对应出了碳排放配额的影子价格，即在GDP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度碳排放的约束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碳价格（理论上的影子价格）与配额价格（管理用的价格）不必然一致。他指出，增量法、存量法和混合法下的碳市场配额交易形成的碳配额价格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增量法形成的碳配额价格比较高，全量法形成的碳配额价格比较低，混合法的碳配额价格则在二者之间。至于有人强调碳价格差异中还包括历史和国别因素，周小川认为，在全球控制碳排放继续推进若干年以后，随着极低成本、容易被更新换代的排放环节被淘汰完，全球碳配额价格将趋同。本文根据周小川2022年4月27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年春季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金融业在应对气变和碳市场建设中的角色与潜能文

对于基建项目投资，项目要跟着人流和产业走，都市圈的基建潜力非常大。不能仅从商业收益的角度考虑基建项目，还要从外溢性、社会回报这些更宽的角度去评价项目，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

近期，《中共中央

资产价格暴跌只是引起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诱因，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资产端的变化既有可能来自资产价值的实际变化，即资产价格暴跌，也有可能来自对资产估值的主观变化。❷

“202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持续处于去杠杆过程中，今年4月居民部门信用增速降幅更为明显，引发市场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近期发表的NFR工作论文《资产负债表受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论证了在疫情反复冲击、部分行业资产重估和我国中长期发展模式的转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均受到影响，宏观经济可能面临资产负债表受损情况下的扩张乏力。文章还回顾了国外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验教训，指出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持续时间长，可能伴生金融危机，常规的宏观政策效果有限。文章提出，我国既要进行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也需要针对资产负债表受损的实际情况，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做到稳中求进，稳住经济基本盘。在具体政策选项方面，文章建议：常规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必要增加支出规模和赤字水平。基本的考虑可以是支出规模应在原有预算基础上再增加1万亿元左右，支出的领域似宜向基层倾斜，向增加居民消费和收入的领域倾斜，向受疫情影响更严重的企业和家庭倾斜，稳住总需求。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必要在利率等总量工具上加大发力。我国尚有100-200个基点的降息空间，在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应该大胆使用。为应对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需要谋划有针对性的政策，本文提出部分可供讨论的政策选项，包括：一是中央财政面对资产负债表受损要主动担当。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政策设计和储备：一是加杠杆，二是置换和有序重组存量地方债务，三是有针对性的吸收损失，四是注入资本，五是承接不良资产和债务。二是中央银行面对资产负债表受损要考虑非常规工具。大致考虑起来，针对资产负债表受损央行可以有三类政策工具：第一类是帮助维持资产价格的工具；第二类是帮助消减债务的工具；第三类是运用央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其它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措施。三是加固金融体系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简单将风险向金融机构转移，及时迅速处置风险金融机构，并保证多数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应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四是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市场出清机制，实现有序、高效处置问题企业和金融机构。五是稳定中长期政策预期。我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政策预期将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从而起到提振信心，发挥增长潜力的作用。当资产价值得到修复，我国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也会显著降低。*

居民部门要尽量减少未来的刚性支出，其中偿本付息的刚性最大，负债端来看居民部门在降低负债规模的同时也在压缩债务的久期。❸

其他投资主导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另外，中国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是很大的，把中国资本流动跟发达经济体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我国资本流动的异变性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表1

对近期经济金融形势的观察与研判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在中信读书讲坛上发表的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未经作者审核。”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金融的发展战略、改革举措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前金融领域最为核心的问题。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疏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金融服务效能都面临重大考验。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新书《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出版，从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的新使命和新挑战、金融服务城市群建设、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对金融更好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开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径山报告》课题组

要加大宏观政策稳定总需求的力度，货币政策主要使用降息降准等总量调节方式，财政政策应适时推出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计划；❷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债务问题与房地产行业有密切联系。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房地产行业始终处于缩表状态。不仅如此，房地产债务成为整个经济最脆弱的环节。总结日本化解房地产债务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如下三点政策启示：首先，化解房地产债务不是一蹴而就，一次到位的过程，或许要经过几轮去杠杆；第二，财政政策支持很关键，至少不能成为复苏阻力；第三，货币政策应给予适度流动性支持，并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当然，日本的经验与中国当前的情况存在许多差异，要在认清两者差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吸取日本化解债务风险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城市化的阶段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是快速城市化阶段，而日本彼时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中国房价并不存在系统性的高估，不能沿着泡沫破灭的思路来看待房地产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二是债权债务关系不同。中国的居民部门始终是加杠杆的主体，制造业和工商业类企业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出现大范围的深度参与房地产市场，此外，除了银行，中国大量的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也是房地产债务的债权人。三是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当前面临的房地产债务问题并非来自资产端的估值压力，而是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现金流恶化意味着对应的房地产债务可持续性在不断恶化。这或许比日本当时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中国将成为全球数据最丰富的国家，数据是驱动创新的关键要素。当前，部分企业存在为保安全不用数据的倾向，因此政策上亟需明确要以发展促数据安全。同时，对创新带来的安全问题要在有一定容错的基础上完善相关责任机制，既要创新，更要安全，发挥数据核心竞争力。——沈艳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执笔人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王曲石。”

县域经济的增量空间体现在两个距离：一是距离沿海大港口的远近，二是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越是靠近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市的县城，经济体量越大，产业链的辐射功能越强，经济增长空间就越大。➤

近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勋撰写的《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出版。黄益平

Newcomb）出版了他那本传世之作--《通俗天文学》（Popular

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改动。”

预料之中的是信贷需求萎靡，信用传导机制不畅；有些预料之外的是企业无营收基础、居民收入受损，在此条件下减税退税力有不逮；出乎预料的是项目开工受阻，制约了专项债提速发行对基建扩张的支撑。☞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Jason

从货币当局掌握的政策工具和专业技能来看，货币当局在防火和灭火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其他部门做不了，只有货币当局能做，这是央行的主要职责。救灾方面，货币当局可以有所作为，但没有特别的优势，更多是辅助。☞

“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工业、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全面回落。疫情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具体看，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增幅比3月收窄7.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降幅比上月扩大7.6个百分点。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涨6.8%，涨幅较前三个月收窄2.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2.7%。“4月宏观数据大幅下降与疫情冲击密切相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副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朱鹤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张佳佳撰文指出，疫情对供需两端都造成了显著冲击。供需双弱格局下，物价水平仍保持低位，失业率显著上升，表明疫情对需求的冲击要大于供给端。文章指出，未来随着疫情冲击逐渐消退，各项宏观指标在同比增速层面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修复。但这种修复主要来自环比效应，不足以表明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缓解。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挑战。面对国内外多重压力，今年实现5.5%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加大，保经济增长、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尤为重要。稳增长政策要及时跟进、尽快落地，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其一，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积极运用利率政策，扭转信用周期。尽快降低基准利率并带动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向市场释放坚定的稳增长决心。其二，财政政策则应加快支出进度、提高专项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加大稳投资力度。财政预算的结构应该有所调整。此外，财政可以补偿因疫情防控受损的市场主体，积极使用消费券，支持企业重新恢复经营。”经济指标回落宏观政策需尽快托底文

““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黄奇帆认为，要思考“房住不炒”背后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思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背后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在谈到双碳目标时，他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全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挑战，如何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近期，徐奇渊、东艳团队所著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一书出版→详情。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分析主线，同时将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提炼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控的二元悖论（即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与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并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践探讨。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为本书所作的推荐序中表示，本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重塑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针对这一问题，余永定提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观察美国提出的重塑全球价值链设想不无裨益。中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余永定表示。*

“北京时间5月5日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0.5个百分点，同时决定从6月起缩表。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全面收紧。近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对本轮美联储加息-缩表周期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研判。李迅雷总体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和缩表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影响或小于上一轮货币紧缩周期，但是其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需要观察两个问题：一是高通胀会否长期化；二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的分化现象，即新兴经济体之间也会出现分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当前非常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对GDP增速需要多几个维度的补充认识。一是GDP增速未必能充分反应产出损失，二是GDP增速与当期消费福利不匹配，三是GDP增速与就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不匹配。中国经济接下来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努力实现全年增速5.5%的目标仍然是正确选择，在朝着GDP增速目标努力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消费和就业这两个与民生最相关的指标。实现总量政策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应该是带有总量特征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利率调整，以此降低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负担，提高资产估值，强化资产负债表，支持需求增长。针对异常结构需要特定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更加适合。结构方面的主要矛盾是高度依赖线下场景的服务业严重受损。解决矛盾首先取决于疫情防控措施。在给定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加大对受损行业的特殊补贴政策、对受损行业就业人员的补贴政策。——张斌

在刚刚过去的4月，俄乌冲突持续，美国酝酿开启激进加息模式，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出现反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多重因素影响，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国内股票市场均出现较大波动。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并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对于维护信心、稳定预期具有重要意义。近日，CF40研究部邀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聚焦市场热点问题分享观点。在她看来，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急速波动主要受到美元指数强势拉升的影响。如果美元指数继续走强，随着更多市场主体开始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人民币可能继续面临阶段性走弱的压力。但人民币对CFETS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并未出现明显下行，当前汇率回调属于正常的双边波动，不会制约国内货币政策执行。“最近一年多以来人民币汇率累积了较大幅度的升值，已有一些高估，现在顺应市场适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配合国内货币政策，有助于支撑出口和经济增速，未必是件坏事。”汪涛表示。对于接下来的政策发力取向，汪涛认为，近期国内疫情多发致使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超预期的突发因素，稳增长政策还需进一步加码，尤其是基建投资需要继续发力。

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国际发展趋势一、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正走向整合二、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日趋并重三、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成为首要议题四、可持续信息披露政策法规增加且趋严五、行业特定标准的重要性凸显第二节

“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5月5日，国常会进一步指出，“尽快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北大法学院教授邓峰、北大国发院教授沈艳和汪浩，综合经济和法律视角，尝试在分析我国平台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评估近年来实行的“强监管”政策。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一方面，平台企业支持创新、促进增长、改善效率、增加就业，极大推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平台经济领域也出现许多不公平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我国“强监管”政策的目的，是发扬优势、克服不足，做强做优做大平台经济，而不是整垮平台企业，但也确实存在两个方面的短板：一是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文章认为，加强平台经济治理的目的应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规则和施政手段，治理逻辑应从“突击型”向“规范化”转变。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平台经济治理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应尽快制定一步能够覆盖所有数字经济领域的《数字经济法》，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基本法，为平台经济治理提供系统性的法律依据。其次，改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协调性，短期尽量清晰机构分工、增强政策统筹，长期可考虑建立综合性的平台经济治理机构。最后，创新性地制定、协调数据政策，同时推行算法审计，而非简单地套用传统要素的治理思路。*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张璐

金融风险化解”包括：风险化解主体责任、地方政府风险化解职责、监管部门早期纠正和监管、存保早期纠正；“第四章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顶层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落地受到各界高度关注。事实上，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养老金出现缺口或不可持续的问题，人类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和劳动力逐渐缩减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面对这一挑战，各国需要作出一系列选择与调整——应对得越晚，未来经济、社会或政治层面上面临的困难就越大。目前，各界对于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方向、举措及进展存在争论。对此，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曾撰文分析：“首先是在目标上存在分歧。我们强调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既要考虑退休金适合度能够确实起到保障作用，同时还要兼顾公平、效率及风险分担。其次，不同部门对我国养老金存在的问题、工具和政策的预估效果意见也不统一。不同的部门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工具，各个部门都会优先选择自己的工具，跨部门工具使用的协调与配合往往存在难度。这可能导致用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目标实现尺度去评价具体政策工具的功效。”“政策评估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往往超出常人的直觉。”周小川指出，建立一个较为综合的衡量目标，并将政策选择进行跨部门效果比较，有助于将讨论维持在同一框架内，避免各说各话。30人小组（G30）的报告《应对养老金危机》（Fixing

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冲突与对抗加征关税及其排除措施、贸易规则、技术管制、科技“脱钩”第10章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被处置期间，被处置机构及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如果参与本机构的经营管理，是有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的。版面编辑: